葛云龙*文
吉鸿昌出身行伍，做事很干脆，说干就干，胆气过人，素有骁将之称。他与我可称莫逆之交，一块出生入死，共了多少年的患难。迄今追忆往事，犹历历在目。现把我和吉鸿昌直接接触的一些事情写出来，以供参考。
1914年，冯玉祥在他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里成立了一个模范连，设在西安碑林里，以李鸣钟为连长。我和吉鸿昌都被挑送到该连。因为我俩体长个大，都编在第一班里，不幸班长张兴谦很坏，他贪财嗜酒，专门找吉鸿昌的不是。一到集合讲话，说长道短，总拿吉鸿昌作例子。后来冯旅由西安开到陕南，由陕南开到绵阳，沿途行军，遇到劳苦的、麻烦的差使，张也是常派吉鸿昌，吉总是吃力不讨好。在绵阳，有一天张集合讲话，翻过来掉过去批评吉鸿昌无能，最后还说：“个大没有材料管作什么?只有去拣骆驼类。”古鸿昌面红耳赤，两道铁角眉紧锁，看样子很是愤意，幸未发作。傍晚，吉找我到没有人的地方，低声说：“张兴谦这个东西可恨，今晚上我就用青石块把他砸死。我跑掉就算了；若跑不掉，你给我家里捎个信。”大约是喝了几杯酒，我看他气粗胆壮，恐难阻止，便劝道：“我们很快就结业了，出去都可当官，跟他闹气合得着吗?你这种作法未免太蠢笨，跑掉了是个逃亡犯；跑不掉还要吃官司抵命，我劝你不要去做，忍点气算了!”吉说：“他这样欺侮我，我实在受不了，宁可拼死，同归于尽，也不后悔。”我说：“想不受气，我有个主意，把你我的那个饷包一起送给他存放着，也许就好了。”吉意有了转变，并赞成我的提议。我俩的饷包都是四两八钱银子，共九两六钱，送去之后，张欣然表示可代收存。这比仙方还灵。次日，张果派吉一个安闲的差使——坐着看骡驮子。从此，班长对吉的态度判若两人。人们只知道在旧社会里，学徒工在未出师前要受许多虐待折磨，而不知行行有黑幕，穷当兵的亦不能免。经过这件事情的验证，我越发看出吉的刚强性格；同时，吉也更认我为他的心腹益友。这是我俩以后长期患难相惜订交的基础。
1924年5月，冯玉祥于国耻纪念日在北平南苑集合官兵讲话。冯说：“现在日本人欺侮我们，要骑在我们的头上，你们有什么办法?”吉鸿昌在下面（时吉当营长，在台下带着队伍）应声说：“我有办法。”冯问：“你有什么办法?”吉说：“打不过他，我咬他蛋。”（吉的本意是表示打日本人要决心干到底的意思）全场官兵哄堂大笑，冯也为之粲然。会后我问吉：“你为什么那样逗人?”吉说：“对付日本人一定要真干，可不能像对张兴谦那样，手下留情。”吉也因此留下“吉咬蛋”的绰号。
1930年春，吉鸿昌任宁夏省主席兼某军军长，被调至陕西韩城，正值冯玉祥被阎锡山扣留在晋省未回。总司令部的事由宋哲元和门致中（副总参谋长）等主持。因吉在宁夏接任门致中的主席，并反对其贪污腐化，结下了仇怨。宋既袒门，又想抓队伍，便借韩城地方士绅控告吉鸿昌有关部队给养的纠纷，想把吉拿掉，换他亲近的陈希圣接替：随即派我去查办，并令陈同行，预作准备。我调查后认为，地方和军队关于给养问题的争议不难平息，吉鸿昌并无违法行为。就这样查复总部了。陈希圣意颇怏快，对此案的查复表示疑问。我故意向他说：“就是撤了吉鸿昌的军长，你和我谁能去接他的事呢?”陈忿然作色说：“照你这样说，我们永远没有希望，就此完了吗?”我说：“以后有的是机会，自然能轮到你。”当时吉鸿昌虽知道我主张正义，但内心却十分苦闷：适冯玉祥由晋返陕，吉始得保全职位，不过对宋、门等的压抑十分不平。
是年夏，冯玉祥、阎锡山与蒋介石中原大战开始时，我任第四师师长，参加豫东杞县一带的战斗，直接受吉鸿昌的指挥。其时，正面的敌军为蒋介石的张治中部。最初得到情报说张部多系学兵组成，不堪一击。有人主张以全力猛攻之，即可击溃。吉鸿昌没有采纳，再三谨慎，又怕失去机会。一天中午，吉召集我和张自忠师长（时张亦归吉指挥）开了一个秘密会。吉说：“目前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静以待敌，等着挨打，不如争取主动，先发制人。要是先发，必须把敌情摸清楚才能下手。现在敌军究竟有多大兵力，光凭探马一报就作决定，是很不稳妥的。我意先配备小部队向敌人试攻一下，看看情况，再作第二步的计划，能进能退，万无一失。你们的意思呢?”吉说完停了许久，张自忠低着头，一言不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冷场，就说：“打仗要争取主动，要知已知彼，那是当然的。既应稳健，更须不怕冒险。现在打算先派遗小部队向敌人试攻，正符合这种精神。”我极表赞成。但派谁去合适呢?吉看着张，张仍低头默不作声。吉向我说：“老大（我的绰号），你去吧!”我表示接受命令，立即带队出击。试攻的结果，略有伤亡，知道敌军不似传闻的那样脆弱。幸而吉主张用小部队试攻，否则，冒险猛进，将造成难以收拾的局势。经过斯役之后，我觉得吉用兵粗中有细，吉也说我是个汉子，够朋友。正式和敌人展开激战后，一天午休时，大家都在孙家大楼我的司令部吃西瓜，吉鸿昌的直辖师师长张印湘说：“民国以来，哪一次打仗总有咱们，为的是啥?我不知道。”大有自劝撤退之势。我闻言诧异。曾私问吉，吉漫不经心，我亦未敢深说。事实上张在这时候已和蒋介石挂上钩了，吉在其掌握而未觉，以至后来西北军战事失利时，张有去冯归蒋之举。
后来，吉虽就蒋受编，授以二十二路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之职，旋又被张告密说他勾结石友三谋变，蒋下令免其本兼各职，批给5万元出国游历费。时我亦就蒋受编仍归吉指挥，同驻豫皖鄂边区。吉被撤拟举兵反蒋，密商之于我，再三分析，认为有张印湘等内奸牵制，不能轻举。至是吉始悔早先对张认识不清，并怪我在杞县对张的逆迹不应该含糊一说就过去了。我说：“事到如今，说那些话都没有用处。现在先从你这里来开刀，是不是商有第二步棋?还应该提防呢!”最后商定由我去见蒋介石听听风声。时蒋介石驻在汉门一个军舰上，一见面蒋就迫不及待地先问：“吉鸿昌怎么在前方胡闹?他服从命令吗?”表面上带着虚伪的客气，但提到吉鸿昌时，他的两只眼睛翻得像狼眼一样，黑眼珠一点也看不见了。我趁机代吉缓颊，要求酌增出国费用，蒋立允再加5万元。这笔款的增加，并不是给我面子，而是蒋介石表面上既显示了自己的大方，内心里又觉得这平安钱花得很舒服。我察言观色，蒋对吉藏着杀机。那时吉还要这样准备，那样安排，迟迟未行；经我密促，始决然出国。
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时，我和吉鸿昌都去参加了。1933年秋，我代表冯玉祥去菜园联系汤玉麟归来，路过宝康见到吉鸿昌，始知冯被蒋介石、何应钦多方压迫，解散了抗日同盟军，准备离开张垣了；吉意仍极坚决，并拉住孙良诚要他跟着干到底。我回张家口，吉派自坐的小汽车送我，临握别时，我嘱吉珍重。吉戏谑说：“现在是我咬日本人蛋的时候了，谁要反对就和谁干，怕什么?”我佩服他抗日的坚强意志，知道他一贯要强，为此十分替他担心。到了张家口，冯玉祥已经走了，形势既变，举目皆非。这时，冯治安已到张家口，我和他见面，说到路过宝康见到吉鸿昌的情形，希望他相机维护。他不断地以手搔着耳上的肉瘤子，再三慨叹。
后来吉鸿昌率师将矛头指向何应钦，真的实践了“谁要反对就和谁下”的话。不幸失败后，他避居天津，后于1934年11月9日被蒋介石逮捕，囚在北平监狱里。我听到消息，非常焦急。无奈，我亦因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蒋介石通缉（捏以“招兵买马、勾结匪类”的罪名），各处匿迹、不能出面代为奔走。但就吉鸿昌所在北平地区来说，那时宋哲元已执北方杂牌军牛耳，如肯帮忙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从消极方面来说，也希望他和门致中不记宿怨。我除致函给冯治安、张自忠请代吉向宋说项外，又叫过之庄带信到泰山请冯玉祥嘱宋哲元营救，并托刘茂恩电请宋哲元领衔具保，结果都无反应。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终于被蒋介石处死于北平监狱里。(1964年8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