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即 吾*文
一、略历
黄显声将军，1896年诞生于辽宁省凤城县苇子峪村。他北京大学预科毕业后，投笔从戎，任沈阳兵工厂科员；后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毕业后即在东北军服务，历任营长、参谋、张学良侍卫副官、第三四方面联合军团部宣传部长、陆军第十九师第一旅旅长、第二十旅旅长、辽宁省警务处长、骑兵第二师师长、骑兵军副军长、五十三军第一一九师师长等职。双十二事变爆发后，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秉承反动派意旨，夺其兵权，调他任该军副军长。漳河战役后，黄显声自动离职去西安，复转武汉，致力于营救张学良并从事抗日宣传鼓动工作，不幸于 1938年被特务以请客为名逮捕，送息峰集中营监禁，后移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魔窟。重庆解放前夕，白公馆大屠杀即将开始时，黄将军于1949年11月27日首先遇害，时年52岁。
二、生前的思想主张和抗日贡献
黄显声生前具有高度的爱国思想，尤富于正义感。余先后与之共事四年，知之较详。九一八事变前，每谈及国事日非、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紧，尤以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领土的狼子野心，黄忧愤万分，主张必须立即唤醒人心，奋发图强，严整军备，加强训练，以防突然侵袭，庶几有备无患，并曾以此意见向张学良进言。张亦深以为然。九一八事变时，黄已调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当时即坚决主张抵抗，极力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乃以警察队为骨干组织义勇军对日作战，不断给日军以打击，是东北最早举起抗日旗帜的军事力量之一。以后这支部队转战于辽西、辽南一带，长城战役中，坚守古北口，其后编为东北军骑兵第二师，黄任师长。是时，他即主张国内大联合，共同抗日，更坚决主张联合共产党。驻防怀来县时，黄曾广收进步青年，成立教导队，请共产党员任教官，教别处不许教的政治课程，唱别处不许唱的进步歌曲。他又收容从古北口退下来的一部分散兵，组织一联络队，与当时正在张家口准备发动抗日的同盟军互相联系，后因长城战役失败，奉命退驻北平西苑整训。
1935年，东北军大部调往西北，骑兵编为一军，黄调任副军长。蒋介石命令黄“剿共”，黄不但不执行，反而更广泛地联合共产党人士，希图组成抗日联合阵线。适值张学良在西安王曲镇成立军官训练团，召集西北总部所属部队上尉以上军官分期受训，主要为灌输抗日救国进步思想。黄曾任总队长，在团中公开反对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坚决主张全国大联合一致抗日的路线，结合友辈，广为传播，组成了发动双十二事变的核心组织。黄即为此组织的积极分子之一。1936 年双十二事变前夕，他调任第五十三军——九师师长，师部驻石家庄。是时、张学良为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已下定决心联共，命黄转任此职，必要时由他掌握此华北仅有的一部分东北军。因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老朽昏庸，如一旦有事，必张皇无措，终必屈服于反动派（我曾充一一九师参谋长，辞行时，张曾向我微露此意）。黄于整军经武之余，更进一步做实现抗日的准备工作，一方面团结五十三军内部，宣传鼓动，激发其抗日情绪；一方面加紧训练所属部队，淘汰贪污渎职分子，吸收有志爱国青年，成立教导营（时东北军各师均尤此组织），灌输抗口进步思想，大力支持群众运动，打击国民党特务，延揽冀南一部份共产党员，共图救国大计。当时如刘澜波（解放后任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孙志远（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康健生（北京解放时任华北司令部敌工部长，已逝世）等，均在师部任职。一时人心振奋，士气激昂，大有灭此朝食、还我河山、与敌个共天日之概。
双十二事变爆发后，黄显声更积极地联络进步青年，推动抗日救亡工作，对于爱国志士，无论在精神上或金钱上，均予以大力支持。不久，张学良被因南京，何应钦、宋哲元辈即向万福麟施加压力，剥夺黄的兵权，扑灭此抗日救国种子。于是万福麟乃以军长名义，调黄任副军长。当时黄十分愤慨，即向万嘲笑说“你好大权力啊，竟能委任副军长，真是天下奇闻。”万福麟当时面红舌结，无言以对。
七七事变爆发后，抗战开始，黄曾参加漳河战役，因受排挤，主张不能实现，又不满万的逃跑战术，乃毅然离军去西安，后又转武汉，致力于营救张学良并联络劝导东北军作抗日工作，更坚决地与共产党联合，促使全国一致抗日。黄当时对延安深为向往，经常与共产党员及武汉中共办事处来往。后被国民党特务发党，假请客为名将其逮捕，即以莫须有的罪名，送囚集中营。
三、狱中表现
黄显声入狱后，表现非常坚定，兹择其最突出者记述如下：
1.不受利诱。在狱中，特务想收买他，腐蚀其革命意志，曾送给他支票簿一本说是无条件供他使用。但他早已识破其奸，拒不收受，虽经特务强留室中，事后他仍将其送回。
2.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黄有三次出狱的好机会。第一次是在息峰集中营时，当时有被释难友黄彤光女士（黄以嫌疑被捕，案情不重，于日军攻陷独山后被释，一度任集中营会计），因十分饮佩黄，相处甚得，她出狱后，即千方百计设法营救黄出狱，乃借去南京办公之便，亲访莫柳忱，请其代向蒋介石申请释放。莫上书后，蒋批缓释。
缓释等于不释，此路不通。她又通过其他关系，买通军统局司法科长（忘其名），准备做一假释令，拟定由黄彤光去征得黄同意之后，订好日期，买好飞机票，一切准备妥善，再由黄彤光通告该科长，即下达假释令，出狱后立即飞往香港，该科长亦立即逃走：但未得黄同意，事未果行。第二次是黄有一旧日同事，时任炮兵团长（忘其名），驻防中美合作所附近，知黄可以出外打猎（有特务监视）。该团长连等六天，终于会到黄，乃伺机与黄约请先逃往他的团部，再化装一同逃走；黄亦未同意。最后一次，是由黄彤光女士策划（是时黄女士名为正阳学院学生，实则为营救黄，卜居于磁器口中美合作所附近），时在大屠杀前一个星期。时黄女士已买通狱中看守（除看守长杨进兴死心塌地作刽子手外，其余五人均被买通，其中看守宋宽，更早成为黄女士的有力助手），拟用越狱方式。计划届时由一人将杨进兴制住或击毙，即强行出狱，事先由夏在汶（正阳学院毕业，时任《国民公报》记者，富于正义感，有爱国思想，是黄女士营救黄最有力的助手。黄就义后，灵柩即系伊护送回京，现任北京市第三十一中教员）座好汽车，在外等候，黄逃出后即先避往乡下。但黄不同意个人出逃，坚持必须楼上难友十余人全部同时逃走。他们只好重作计划，孰意布置未及就绪，大屠杀提前发生，以致黄最后一个脱难机会变成泡影。
黄所以不愿单独逃走的原因，主要因为狱中地下党组织正策划准备全体越狱，如黄一人先逃、誓必引起敌人的戒心，全体难友将失掉越狱机会。这是黄高度自我牺牲和阶级友爱精神的突出表现：另一方面，是黄估计情况有错误，对敌斗争的方式方法也不够灵活。黄曾对人谈过，我的罪名，就是营救张学良将军和主张全国共同抗日，所以我自信无罪，我光明磊落，要出狱就必须正面释放，光明正大的出去，不然即待重庆解放后再出去。这样黄终于失掉出狱机会，最后杀身成仁。
3.营救顾健平同志。顾健平为共产党员、重庆《大公报》编辑主任，以嫌疑被捕。当时敌人虽不了解他的身份，但不轻于释放，经黄与顾研究分析情况后，即决定由顾找外面关系，进行保释。于是由黄将信交黄彤光女士，再由黄女士将信交夏在汶转交《大公报》段经理。夏当时是《国民公报》记者，可以借联系业务为名直接找到段经理，不致引起敌人怀疑。后由段经理请托上层人士，将顾保释出狱。
4.协助狱中地下党组织复刊《挺进报》，提供报纸（消息的主要来源）和纸张。
当时，黄在狱中可以看报，但特务严禁报纸外传，必须逐份保存，并经常检查。因此报纸的传递和归还，需要特别慎密，如被发觉，地下党组织即有遭到破坏的危险。狱中亦根本得不到纸张，除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废纸外，余均由黄供应。这项工作是非常复杂困难的，赖黄的机智谨慎终于使党的地下刊物得到顺利行。
5.狱中坚持学习。黄虽在狱中，仍不忘刻苦学习。除能看到的书报以外，他还努力攻读俄文。黄之习俄文，除向狱中同志请益外，主要依靠自修，据闻学的很好。他在狱中著有《俄文语法》一书，现在友人手中保存。黄并未去过俄国，小说《红岩》中说黄是俄国留学生，想系因黄精于俄文之误。
四、就义时情况
1949年11月27日下午4点钟，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到黄室中说，周主任（周养浩）请黄先生谈话，马上就去。黄即料知情况险恶，即将预先准备好的小刀藏于身上，以备必要时与敌一拼。在前往周养浩办公室途中，李英毅（张学良将车副官）走在最前，黄走在第二，杨进兴紧随黄身后，另一杨姓将务在后尾随。行至中途，万恶的刽子手杨进兴即开枪射击，于是黄及李英毅副官均遇害。
五、生前佚事
黄显声富于正义感，嫉恶如仇，不畏权要。兹择其大快人心的一二事，摘述如下：
1.棍责张海鹏之军城处长许某。黄任东北军第二上旅旅长时，驻防洮南县城。时张海鹏任洮连镇守使兼第三十二师师长。张系绿林出身，骄悍患顽，不学无术，纵容部属，扰民为害。黄曾一再向其劝说必须严整军纪，加强训练，以平民愤而固国防。张屈于将军义责，当时亦表示接受，但实际并未有所改变。一日，张之军械处长许某坐车不给钱，黄的副官向其责劝，许某仍蛮不讲理。事被黄闻悉，即命人将其带到旅部，严加教育后，当场棍责40，直至许某承认错误，始将其释去。
2. 惩治张之恶子四驴子。张之四子，绰号四驴子（因其毫无人性而得名），在洮属一带城乡无恶不作，极尽横行霸道之能事，吃喝不给钱，在街上随便打人骂人，以致路人侧目，畏之如虎；在乡下更是任意横行，强占良家妇女。人民怨声载道，但惧张之淫威，忍气吞声。黄国悉此情，即派人调查确实，当即命人前往逮捕，但四驴子颇为狡猾，越墙逃走。此害虽未除，但在黄驻防洮南之日，四驴子不得不远避他方，不敢再回洮属作恶，一时人心为之大快。
3.查抄军阀汤玉麟烟土。1931年，黄调任辽宁省警务处长时，汤玉麟任热河都统。汤亦系绿林出身，与张海鹏的作风不独有偶，还大量销售烟土，为害之巨，不亚洪水猛兽。其沈阳私宅存有大批烟土，据云不下数万斤。黄即派人将其全部查抄，予以没收。后汤一再向张学良将军诉请发还，均未获准。
六、其他
黄显声生前尝谓人生必须有健全的身体，始能有健全的事业，所以特别注意锻炼身体。他除精于马术和射击术外，游泳、溜冰、打球等健身运动都喜好，并持之有恒。因此，黄身体健壮，精力充沛，就义时已年逾五句，然望之犹如四十许人。
黄的夫人许仕坤女士，解放后仍健在，住北京市东城达教胡同8号。长子黄耀华，在北京热工仪表厂工作；次子黄军，在北京化工厂学习。家庭人口共11人，生活方面，党和政府亦妥为安排，备极照顾。
黄于1949年11月27日惨遗杀害，当时即埋于特务事先掘好之坑内。重庆解放后，由黄彤光与夏在汶设法寻出遗体，购棺成殓，以后即由重庆烈士治丧委员会负责办理一切善后事宜，灵停沧白治丧堂。后经征得夏在汶同意，由其护送灵柩回京安葬，自重庆用登陆专艇载运。当时，灵柩共八口，即杨虎城及其家属四人（杨将军夫妇及其二子）、宋绮云秘书家属三人（宋夫妇及其幼子）及将军灵柩。灵柩抵汉口江岸，四野司令员林彪曾亲往迎祭，当地机关团体和市民亦纷纷前往祭奠，备极哀荣。是时将军长子黄耀华，亦由京赶来迎接。再由汉口派专车护送至京，安葬于北京市西郊羊坊店家莹。后羊坊店进行改建，由总理亲批以副部长待遇移葬京西八宝山烈士公墓。
我与黄显声将军先后共事四年，对他的爱国思想及正义行动极为钦佩。黄对待部属亦颇为礼重，相处四年之久，无一闲言。忆及当年与黄在一一九师共事时，黄目击国势险危，寇焰日张，特别不满意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政策，所以衷心向往共产党，常说要挽救国家危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非联合共产党不可，并预见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后，复兴中国亦非由共产党领导不可，黑暗腐朽的国民党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必须与共产党合作，为驱逐日寇、复兴中国而共同奋斗。惜壮志未酬，身已就义，可为将军憾矣。回忆及此，不胜伤感。(1963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