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彩巷
1920年春，我穿戴齐全﹣﹣穿上马褂，戴上圆盔缎帽，挟着书包，跟在父亲身后，走进我第四位老师姜先生的杏坛所在地进彩巷。这条小巷大概鲜为人知，它位于东门大街南侧，在纪家楼西、空巷。这条小巷大概鲜为人知，它位于东门大街南侧，在纪家楼西、空心街东。其南端略作西折然后再往南，与都天庙街相接。但从西折处往西，便是空心街的中心了。巷子北端进口处很窄，仅容二人侧身而过。整个小巷只有七八个门户，但较突出的仅有两家，都处于巷子的中部：即西侧的韩举人家和东侧的郁二奶奶家了。韩举人家已经中落了，虽灰黯破旧，规模仍在。巷道至此宽阔，门侧两只石鼓犹存；门上油漆脱落已尽，而木质很好；尤其是常闭的双扉，有八尺来宽，很是气派。其对门稍南，便是郁家的黑门楼，规模气派要小得多，也年轻得多。但它为了使得大门向南，便使巷道凹进一块，形成一个所谓的"钥匙湾"，于是大门之前便有个方丈之地，并且使对门的墙壁成为它的影壁。这可是韩举人家所不及了。据《淮阴市地名录》说："巷内墙壁曾绘有油彩画，故名。"这彩画我不曾见过，据猜想，不外出乎韩、郁二家了。但韩家没有影壁，郁家虽有影壁却未听说他家出过显宦，只好存疑了。
父亲领我进了郁家的黑漆大门，在过道里便听到一片诵读之声。穿过过道，现出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北边正房三间，是房主人-﹣寡居的郁二奶奶和她的女儿、媳妇所居；东西各有两间厢房，我听说过是洪本炎一家所住，而过道之旁、亦即与正房相对处，便是诵读之声所出的姜先生的私塾所在了。
这是两大间没有间隔的厅堂，一排木格子落地长窗把读书声关在里面。父亲推开一扇窗门进去，读书声突然低了下来。我可紧张了，抬眼偷看，只见满厅堂里密密麻麻排了四五排书桌；每排有五六个学生，都把眼睛盯着我们。这几排书桌之前，迎面吊着一张巨大的黑板，并且还有粉笔。它使我迷惑不解了：这是一个"洋学堂"么？我父母是反对洋学堂的，我自然也受感染。
这时我父亲已经和姜先生分宾主坐下。原来这厅堂的后面还伸出一个"老虎尾巴"的内室。西壁是姜先生卧榻之所，而靠东壁，还有一桌一几，长几上边有香炉、烛台，香炉后还竖着"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神位"牌，我这才安了心。这时我父亲已献上大红封套所装的"束修"，便命我点上香烛，然后向圣人牌位恭恭敬敬地叩了三个头，向老师叩了两个头，姜先生也作揖还礼。礼毕，父亲便告辞而去，我独自留下了。现在想来，还觉惭愧：这时已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了，也就是孔家店已被打倒的时代，我还是尊孔读经，其思想之反动可知了！
父亲走后，姜先生盘问我读过什么书。我如实回答：《四书》都读过，但未开讲；在汪维洲先生处还读《幼学琼林》、《秋水轩尺牍》等等，自以为学有根底了。但姜先生却问我：学过历史、地理和算术么？我瞠目不知所对，于是姜先生安排我坐在他所谓的丙组学生中。我看看甲组学生，大概十五六岁到十七八岁，我自然不够格；乙组的学生呢，大概都在十岁以上；丙组学生则都是八九岁以下的小"萝卜头"。把我放在丙组，从身材说倒是"鹤立鸡群"了，可从智力说，真是"耻莫大焉"!
这时学生们在陆续背书，我没事干，便在座位上端详起老师来。他比我过去三位老师都年轻得多，约莫三四十岁之间，估不透。他四方脸，紫黑脸膛，浓眉大眼，没有一点书生气味，而他身躯高大，虎背熊腰倒有几分武夫模样。我竟怀疑他是个种田的出身。后来我逐步明白：姜老师大名镇淮，字藩卿，是涟水县梁岔乡人氏，果然是位乡巴佬。
到十点钟，背书完毕，姜先生从他的宝座﹣﹣大黑板之侧、厅堂与内室交界之处、可以统观全体学生的书桌后椅子上起身，站到黑板之前上课了。课，按三个组分别上，黑板也一分为三，学生座位也依组按纵行排列。开头先上丙组。这天丙组先上算术。姜先生为了我先教了阿拉伯数字。这玩意儿虽然陌生，并不难学，因为它与我们商店用的"苏州码子"相似，只是苏州码的"五"和阿拉伯的"八"易于相混而已。至于加减法，即使是四位数，我用心算比别人笔算还快！我是商人之子嘛！因此第三天上，我便背起乘法歌了。丙组还有门课，叫"缀法"，对我也是新鲜玩意儿。但经老师一说，也明白了。那天题目中有"清明"二字，要我们缀成句子。我想，这有何难，提笔便写了"冬至百六是清明"七个字，送给老师，才两分钟。姜先生见我第一个交卷，看了一眼，便问："你读过《幼学琼林》，可懂这句话么？"我说："从冬至到清明，经过七个节气，正好一百零六天。"他笑一笑，没说什么。但第二天便把我升到乙组去。只是让甲组的一个大同学帮我补习乘除法。姜先生既对我刮目相看，我对他的印象也为之一变。同时也感到汪维洲先生虽没好好教我的书，但这本《幼学琼林》却是在他手下背熟了的。它的开头是"浑沌初开，乾坤始奠……"到现在我还能背诵。其中有关天文、地理、历史以及成语、掌故、生活常识等等，确比《四书》之类对我更有用处。
升到乙组以后，在学习上又打开了新天地。《四书》之类虽然照样读、照样背，却也增加了国文、算术以至历史、地理等学科。从此，我才知道世界上有五大洲，大地原来是个圆球，太阳和月球的关系，日蚀和月蚀的由来；也知道了"英灭缅甸"、"法占安南"、"日据台湾"以及"八国联军"是怎么回事，还知道美国有个华盛顿、法国有个拿破仑、德国有个俾士麦；至于中国有位孙中山，那是早就知道了。国文课自然还是读古文，于是《陋室铭》、《醉翁亭记》以及《祭十二郎文》，也都背得滚瓜溜熟。什么"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什么"环滁皆山也"，以及"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这些名句，就是此时记住的。而因此，我对作文也颇感兴趣了。尤其是记叙文，凭我两年逃学生活中的见闻，也凭我从读过的那些乌七八糟小说中获得的修养，下笔虽未及千言，也"庶几乎"了。特别是结尾，我已跳出当时一般惯用的"归时已万家灯火矣"那老套子，这更获得老师的赏识。但我更高的兴趣则在算术课，觉得"四则应用题"可以启发我的思考，更有趣些。因此我这一门课的成绩也最优。大概也因此之故吧，姜先生在这年年底，便将我从乙组排尾提升到排头，荣任乙组组长了。
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某个早晨起，我们的背书课由甲组组长朱立本代庖，姜老师不知去干什么了。约有十来天之久，才恢复原有秩序。但次日十时上课，姜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个怪字：
勺、文、口、 C 、万。
除了最后一个是当时"万"字的简写以外，其余都不知为何物。老师说："这是'注音字母'。三个组的学生都要学！前年，民国七年（按：即1918年）教育部就公布了；今年又改订过，共四十个字母。今天先学五个，要读成这样的音：伯，泼，莫，佛，物……"
于是在一个星期之内，我们把四十个字母都学会，而且能为汉字注音了。这时我们也才知道：那十天姜老师一早出门，原来是他自己学习注音字母去了。当时教育部推行注音字母，强令所有的小学校国文老师都去培训，但有些老师耻于"下问"，偏不肯去。我们的姜老师，虽因属私塾教师，不在培训之列，却自动要求参加学习，甘于先当学生，然后再来教自己的学生，这可是旧社会闻所未闻的事！
时至今日，我还不敢对姜老师作出应有的评价。在"五·四"以后，他还尊孔读经，还用戒方施行体罚，当然算不得现代的教育家，更说不上是先进人物。但他教学生以国文、算术、历史、地理、甚至教注音字母（这在当时也算先进的事物），除了音乐、美术、体育课程之外，他所设课程也差称齐备了。而他教的三个组，也略等于小学六年以至包括初中的课程。据我所知，从这姜氏私塾出去的学生，考进中学的很多，后来进人大学的也不乏其人。淮阴知名人士黄拌香，就让他的儿子黄永增、永勋先在这儿读完小学课程；经允文也算是淮阴城中饱学之士吧，他的子侄经绍澄、绍煊也先从姜老师读；他们以及朱立本等，都和我是同时期的学生，后来都考进了大学。那么，说姜老师是在一个特殊时代，以一种特殊方式从事教育事业、并以培育人才为己任的优秀教师，当非过誉吧？
当时的淮阴，教育事业很不发达，小学校更少。市民对那种被称为"洋学堂"的小学校更充满不信任甚至反感；而一般私塾老师，大都是抱残守缺的冬烘先生，如我的顾、万二位老师辈，也难于适应处于变革中的社会要求；于是以"改良派"面目出现的姜氏私塾遂应运而生！它的存在既消除了市民们对"洋学堂"的不信任感，又填补了小学校不足的现象，是从旧私塾过渡到新式教育的桥梁！在我进了中学以后，淮阴城里出现了许多自称为"改良私塾"的学堂，一直延长到抗战爆发，历久不衰。这种所谓的"改良私塾"，其实都是以姜氏私塾为楷模。而姜老师看见后继有人，他自己﹣﹣可以说是"改良私塾"的创始人，却应聘去涟水朱楼中学任教员兼教务主任了。可见他并不是一个"改良派"!
二年，我已是乙组组长，对姜老师愈加尊敬了。姜老师全家都在原籍，他是单身在淮阴教书的。我因此每天早晨五六点钟就赶到私塾，都是第一名。当我推动格子窗时，姜老师便习惯地问："是增鸿吗？"我于是走进那老虎尾巴里，提了水壶，拿了水筹子和零钱，为老师打开水、买早点去了。当老师盥洗毕、和我一起吃完早点之后，同学们才陆续到来，而我又抢个第一名去背书了。此外，姜老师有些事务工作，比如每月向涟水家中汇家用等等，也是委派我办。"有事弟子服其劳"嘛，我颇引以为荣的。特别是去邮局汇款这一重任，更是非我莫属！因为当年邮局汇款，手续特别繁琐。先要填写汇款单：收款人、寄款人的详细姓名、地址要填写清楚，不得涂改；汇款数额更是每字大写，不得有误；是否要汇款回执，也要填写明白。这要花上十来分钟，因为都是毛笔正楷书写的。第二步，我要垫起脚尖，将汇款单、汇款及汇费送进柜台上小小窗口里，由那位端坐傲视的邮务员收了过去，逐一检点无讹之后，他才慢吞吞地点点头，说声："你等着！"第三步，他才又慢条斯理地取出双联的汇款票按照汇款数字将同等值的邮票（都要好多张）逐一贴在汇票的骑缝上；然后点数无讹，才又动用长剪刀将之从骑缝处剪断为二；最后又动用蘸水钢笔在汇款单的下半页填写清楚该他填的部分，也用剪刀把横处剪断，上半截连同汇票存根部分粘在一起，寄给收款局去，下半截连同汇票才交还给我。这汇款单下半截便是邮局给我的收据，而汇票则由我装在老师写的家信信封里，封了口，再贴上双挂号的邮票，到另一个窗口去，向另一位端坐傲视的邮务员挂号，取得回执，这才算大功告成！共计费时在三十分钟以上。自然，如果在我前边还有一人也在办汇款，那就按人递加一倍时间了。-﹣这些繁琐的手续我都不怕，它锻炼了我办理事务工作的细心和耐力。但我怕的，或者说最厌恶看到的是那邮务员一本正经而傲然的面孔！他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因为邮务员的薪金高，铁饭碗，年老还有养老金等等；再有，就是他们都多少懂得点英文。因为那时的中国邮政还在洋人管理之下，他们都是吃洋务饭的洋奴罢了！我讨厌他们！
此外，我还以乙组组长身份，有时替老师当"小先生"，教丙组同学的课，这大概是教学实习的意思了。我在同伙中"威望日增",而同时，我的骄傲情绪也日见滋长，终至闯下大祸，被我最敬爱的姜老师给予一次空前绝后的严重处罚：打了十记手心！
打手心的原因很简单，我打破了丙组一位小同学的额头。有天下午，姜老师出去了，我正在临帖写大字﹣﹣这是我各门功课中最薄弱的一环。我并不怕写字，但怕磨墨。人磨墨也是墨磨人嘛！特别是冬天，水滴上砚台，磨着，磨着，都成了冰屑；夏天，不一会砚台就干了。因此，我磨的墨都不浓，马马虎虎写完一张就算了。名义上我临的是柳公权《玄秘塔》，写的却不知什么体，很蹩脚！这天下午，正赶着补写当天大字时，丙组的几个"小萝卜头"仗着老师不在家，追逐打架闹翻了天，我一再吆喝都不中用，这颇使我这乙组组长威信扫地。一气之下，我提起镇纸前去镇压。但为首的姓李，是我家斜对门卜家鞋店老板的外孙，还在打闹不休，我一气之下，举起镇纸便向他的脑袋敲了一下。敲得其实很轻，但忘了我这镇纸是铜制的，他那皮肉颇不堪一击，顿时冒出血来！那小同学哭了，我也呆了。不知谁想起我们的"祖传秘方"-﹣从孔子牌位前香炉里抓住香灰，捂住他的伤口。血，果然止住了。我与被害人以及同学们达成谅解的协议：被害人不告发，我也不说他们在打架，以共同蒙蔽老师。当天姜老师回私塾天已向黑，匆匆宣布放学，事情没有露馅，我深自庆幸。
可第二天，事发了！姜老师以从来未有的威严叫了我，并吆喝："伸出手来！"一边取出一尺多长的戒方。
戒方虽然只有寸许宽，却是硬木做的，而姜老师又是下了狠心地打，可是钻心地疼呀！一连打了五记，我没有缩手，没有哭，也没有哀求。在我，是完全认罪的表示，但老师误解了，以为我是顽抗，便愤怒地喝问："你们晚上还去打架吗？"不等回答，又是重重的五记。直打得全塾里鸦雀无声，我也无声地流下泪来。
从老师这句问话里，我明白了这顿手心不仅为李家小同学额头伤口而打，而且证明我和乙组同学另一重大罪状被人揭发了，因此眼泪才夺眶而出，我感到了委屈。这一所谓罪状，其实是我少年时期和同学们的一桩奇耻大辱，对家长、对老师都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连半句都没有申辩，只认了错："下次不敢了。"
晚上回家，更不敢透露挨打后的委屈情绪，还强颜欢笑。只是那只被打的左手不争气，它肿得像小馒头。这可被眼尖手快的二嫂发现了，又是她偷偷地为我涂了一层麻油，并答应我不讲出去。吃晚饭时，我把左手手臂向上，映着灯光，到底也还有点发亮，因此，我匆匆吃了半碗饭便溜下饭桌。母亲问我为什么，又是二嫂帮我遮掩过去，说是先让我多吃了点心。我也提早上床睡觉了。
至于这桩"奇耻大辱"，就是由于"茶叶棒子"引起的一场"城头大战"，说来话长了……
"茶叶棒子"与"城头大战"
说到"茶叶棒子"，得追源溯始，先从读"礼拜六派"小说谈起。
进姜老师私塾以前，我已从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读到《济公传》及其数不清的续集了。淮阴城内还有什么书可买呢？我已到了贾宝玉会见林黛玉的年龄，难道去读小猫、小狗、兔子和狐狸的故事么？我渴欲知道我还不理解的生活！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获得一部小说，记得是二十四开本，四号字排版的，深绿色封面，中间三个白底大字：《玉梨魂》。注明是"哀情小说"，作者叫徐枕亚。我如获至宝，读下去了。说真话，我并没有读懂，但确确实实感到"哀"得很！看到广告，又知道根据同书改写的还有一本《雪鸿泪史》，是日记体的，赶快买来读了。它真个让我流了不少"泪"，因为大致看懂了。从此，所谓"礼拜六派"的作品，就进入我的精神世界而大受其"污染"了！其实《礼拜六》这刊物早已停刊，我所见到的期刊已是《红玫瑰》之类了。
如果遇到当年的红卫兵，一定会问："当此时也，《新青年》早已创刊，鲁迅的《狂人日记》、《阿 Q 正传》也相继问世，你为何不读？'五·四'运动已过去两年，中国共产党也宣告成立，你难道都不知道？"这自然是"罪该万死"而且"死有余辜"的了！但小的实在冤枉，请容申诉！
"五·四"运动听说过，在我们淮阴城里也似乎闹过一阵抵制日货和组织什么"十人团"。但据说"中国人只有五分钟热度"，两年前到今天，试问已过了多少个"五分钟"？共产党这个名称，当时确实可以赌咒发誓：还没听说过。至于《新青年》，淮阴最大最新的书店商务印书馆分馆都没卖过；而《红玫瑰》之类刊物，则小书店里都有出售，这有什么法子？况且你看了《红玫瑰》，它的广告又吸引你买别的书刊。在这种广告宣传攻势之下，我就又订了《小说日报》《紫兰花片》，也买了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恨海》、《九命奇冤》以及用苏白写的小说《九尾鱼》等等，真是乱七八糟无所不读。但是《新青年》这类革命性书刊，甚至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书店，似乎都有点革命的"洁癖"，只注意大城市的革命青年，而漠视中小城市的广大读者。
先说《红玫瑰》，是世界书局出版，赵苕狂主编。从这本杂志里，不仅读到"言情"、"哀情"之类"鸳鸯蝴蝶"式的新才子佳人故事，而且还读到大讲其嫖经的所谓"娼门小说"，以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我对后两者兴趣不大。娼门小说使我懂得了"长三"和"么二"堂子的分别和规格，以及"鸨儿爱财、姐儿爱俏"的哲学等等，但我既无银元、钞票，也就不多向往。只有才子佳人的故事吸引力最大，如果自己能成为才子，则佳人自会垂青的！
于是《小说日报》就成为每日必读之物了。它是许廑父主编的，每日四开报纸一张，除登载部分长篇连载之外，尽刊些"礼拜六派"著名作家的趣闻轶事。夫作家者，即才子也。有志于当才子的我，怎能不耽读它？因此，这一时期，我熟知这辈名家的生平历史及其风流韵事。比如我可以历举出的就有：周瘦鹃、严独鹤、程小青、姚鹅鸽、许廑父、徐枕亚、范烟桥、赵苕狂、胡寄尘、徐卓呆（即徐半梅）、闻野鹤等等百数十人。至于卖无敌（蝴蝶）牌牙粉起家的天虚我生原是"礼拜六派"作家啦；扬州的小说家李涵秋只吸水烟筒而不吸纸烟，以至如何使上海某大旅馆的打蜡地板出了"天花"啦；何海鸣如何辞去某军阀的高参不干而来上海卖文啦；谁的长篇小说按日连载，晚上尚未交卷，便在酒桌上以召唤妓女的"局票"之反面"倚马千言"一挥而就啦；谁又在鸦片烟榻上吞云吐雾，一边构思小说啦，等等，等等，我都可以说得头头是道，有如今日之青年对电影女明星私生活能如数家珍一般。此外，它还有《文坛消息》栏，是报道"礼拜六派"在各地分支活动情况的，这使我知道江浙一带颇有不少小团体，浙江的杭州和硖石镇、江苏的苏州以及吴江盛泽镇都有。甚至连我们淮阴城南都有个"嘤鸣社"也与之通声气。看来，这派的势力在当时是很可观的。此外，这小报还为"礼拜六派"培养青年作家，吹嘘几位"神童"。记得其中三人：一是姚赓夔，仿佛与姚鹅鸨或姚民哀为兄弟行；一是胡道静，说是胡寄尘的侄儿；一是张无铮，不知谁家子弟。此三子者，当时也都只有十多岁，已有作品发表了，这可是我想做"才子"的较接近的楷模。但在当时说我就想写作品发表，则是确确乎没有的，因为我自知并非"神童"，而且比他们还小三两岁，崇拜之而已。而此三人后来也没有继承"礼拜六派"的衣钵，都变了。这位姚兄便是后来的姚苏凤；胡兄实为胡朴安先生之子，改行搞古典文学去了；至于张无铮兄，直到1935年才找到下落，原来就是张天翼同志。"神童"都变了，我的"才子"梦自然也得粉碎！
但在未碎之前，这梦还是得做的。"鸳鸯蝴蝶派"给我的最大影响，自然是过早地懂得男女之爱。但"食色性也","知好色，则慕少艾"，也是人之常情。十三岁那年，我这洋溢全身之"情"，颇蠢蠢欲动了，但找不到一个寄托之所！当时淮阴，男女之防甚严，而我家亲戚很少，除了比我大七八岁的姑母家的二表姐，再没有表姊表妹了。街上遇到的，除了大妈妈、二嫂子之外，只有那在明亮亮马灯导引之下、散发出香水气味、花枝招展、招摇过市、赶赴饭馆去"出局"的姑娘了。她们被淮阴人叫做"吃闲饭的"，很不好听。再说，她们都未见得读过"娼门小说"，又怎能预见我这未来的"才子"呢？
在我每日往来街道上所能遇见的"少艾"，数来数去，只有被人们称之为"茶叶棒子"的那群颇具野性的姑娘们了！他们是被大茶叶铺子雇来拣茶叶的女工，其工作便是从茶叶中拣出茶叶梗子来，遂被人们赐予这一"雅号"。但明明拣的是小小的梗子，为何被夸大到"棒子"呢？依我"考据"所得，这些所谓小户人家的少女们，在社会上颇受歧视，在街道上更会遭到恶言恶语的讽刺、打击，她们出于自尊和自卫，便每每成群结队地穿街过巷，遇到敢向她们无礼之辈，便群起而攻之，破口而骂之，使街上闲人不敢轻侮。"棒子"是可以打人的，这一雅号之由来，无可怀疑，是带有敬畏之意的。也就是说，在她们身上被赋予闺阁小姐们所不可能具有的一些野性。
但社会是男人所主宰，在他们不能正面攻击之时，便会以流言蜚语或下流歌谣加以中伤了。因此，街上某些轻薄少年便在背后这么唱了：
茶叶棒子紫巍巍，
有人送你花露水；
花露水，黄滴滴，
有人送你手巾捏；
手巾捏，白飘飘，
有人送你雪花膏……
这种歌谣可以一直唱下去唱个没完，因为可送的东西送不完。其目的不外败坏姑娘们的名誉而已。至于"手巾捏"者，乃是苏北以至镇江一带的方言，即手绢。但在当时，我可并不以为轻薄，"投桃报李"原是"永以为好"之意，无可厚非的。况且花露水、雪花膏等等都是我力所能及的礼物。于是我情之所钟，便倾注于这些姑娘们了。
对着进彩巷北口，便有家大茶叶店，店名好像是叫汪裕泰，他家就雇用七八位姑娘拣茶叶。每当我放学回家时，也每每正逢她们放工。见到她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旁若无人地结队而过，便觉得确是可敬而又可爱得很，便不自觉地尾随而行，一直到她们分头回家为止。这样，我感到很轻松愉快，或者就是所谓的"飘飘然"吧？但几天以后，我的行动被她们发觉了，便交头接耳地回顾笑谑，我有点窘了。这些姑娘大概都有十四岁了，想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吧，我只好离得更远些。但有一天，看见她们分头回家了，我便选择一个较美好的姑娘，跟随着进了纪家楼巷，并向偏东的斜巷里走去。当她离我还有十步之遥时，她推开一家的板门要进去了，就在这一瞬间，她转脸看见了我，不由得轻轻一笑，掩门而人。
她这一笑，既使我魂消魄散，又使我惊疑不定。言情小说里每每有"回眸一笑"的描写，或者说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大概就是这种境界吧？这位姑娘略显苍白而丰满的面庞，配上一双灵活而乌光烁亮的大眼，确实是很美的！怪不得她的伙伴都叫她"潘人美"!-﹣但这名字很怪。我们固然有位电影女明星叫王人美，可那是三十年代，而且是明星之故。在二十年代初，在我们这小城市的市民中，不可能起这么个时髦的名字的。要说是叫她"潘仁美"吧，则她既不是男人，又非奸臣，更加不伦不类！我想大概是姑娘们缺乏历史知识，只取其音而符己之意吧？
但在我一刹那的魂飞魄散之后，我又恐惧起来：原来"潘人美"走进去的门，也正是纪家楼的"界子"潘小二的家！那么，这"潘人美"难道正是潘小二子的妹妹？这可是"冤家路窄"了！
所谓"界子"，是青皮流氓式的子弟、称霸于一定地界之内的儿童们的统治者。市民们归警察和保甲长统治，死以后归土地爷统治。我们这些市民的孩子则理应归"界子"们所统治。但警察和保甲长都有上级，土地爷也归城隍爷管辖，而"界子"们的权力从何而来呢？我曾怀疑它是否属于青红帮的"少年组织"？但查他们的父兄也并非帮派中人，那他们的权力只能是由于打架斗殴武力夺得的，正如当时军阀以武力夺取地盘一样。而"界子"们也都各据一方，颇似军阀之封建割剧，不能互相侵犯。比如我的住处属于纪家楼"界子"范围，堂子巷的"界子"不得侵人的。"界子"们统治的对象也有选择：有钱有势人家子弟，他们有所顾忌；穷苦人家子弟并无油水，不屑一顾；可悲的是小资产阶级，其子弟都懦弱可欺，遂成为被压迫的对象！其压迫的方式便是要向他们"进贡"，而美其名曰"借"。在巷道里碰见了，肩头一扛，手一伸："借几文"！十文、二十文不等，被其笑纳了，你就可以有在地界以内活动的自由；而出了地界，他也有保护你的责任。为了"买静求安"，我们这些子弟只好在点心钱和零用钱里分点出来"纳贡"。
就在"潘人美""回眸一笑"的第二天下午，潘小二子又在进彩巷里打吻哨了，这是勒令"进贡"的暗号，我不得不以小解为名出去巷里打吻哨了，这是勒令"进贡"的暗号，我不得不以小解为名出去纳了贡。但他缩回手之后，又伸出指头对我说："你以后不许到我门口转！"
这说明我对"潘人美"的"爱情"已被识破，而我的"佳人"在这恶霸控制之下，我这"才子"又未遇侠义之士拔刀相助，这如何是好呢？我只有"卧薪尝胆"，以图报复了。
这时，我已是乙组组长，不日可升入甲组了，在同学中自有一定"威望"，便向同学们求援。"潘人美"的事自然避而不谈，只说不堪"界子"们的欺负，企图反抗，以伸正义，望助一臂之力。同学中不乏同病相怜者，正不堪其苦；也有好斗之士，想一显身手，报名者颇不乏其人。我于是便按"救国十人团"之例，只组织了一个限于十人的战斗队。这十人中，有一只眼有点毛病因获外号"李克用"的李士贤；有邵大元刻字店小老板邵焕文，是个足智多谋的军师；还有自称颇有武艺的李金城，等等，都是十三四岁上下的小伙子，我很高兴。但我那时是个"唯武器论"者，为壮军威，建议每人购置一根藤条，作为武器；军师邵焕文更主张公开操练，以张声势。于是我们每晚齐集都天庙大门之前操练起来。过一阵，胆子更壮，便趁着月色，列队奔赴东门一带城头之上，作示威性游行。真是箭拔弩张，大战有一触即发之势了！
大战终于在一个月夜爆发了。这究竟是先下"战表"，约期交战的呢，还是遭遇战呢？没有史官记载，说不清了。总之，那天晚上趁着半轮明月，我们正在东北角城头上耀武扬威，喊杀喊打，气概不可一世之际，城下蹿上四五个黑影，直奔我们而来。军师邵焕文叫声："注意！"我们便严阵以待。为首的果然是潘小二子。我见他们尚未站定脚跟，便先发制人，大声喊："杀！……"十人团都挥舞藤条，冲杀过去。但对方并未乱了阵脚，而以赤手空拳，挡开藤条，和我们打近身战。我们的藤条固然也触及他们的上身，而他们的拳头却砸向我们的头部，双脚又踢我们的下部，藤条太长，反倒无用武之地了。三五个回合之后，我军渐渐不支，便作"战略性"转移。十人团大概分四路撤退，从不同巷道隐去。敌人并未穷追，我们也堪算全师而还﹣﹣第二天上学时一个不缺，只是局部受伤者四人，自然更无阵亡将士了。但点点藤条，损失近乎半数﹣﹣四根，这可能是中途遗弃，不一定是被缴械的。所以事后检讨，认为我们并非大败，只能说是不分胜负。而后来，潘小二子再也没有前来挑战，并且也不再来勒索贡金了。这是为什么，说不清。是惧怕我们么？不可能；或许是因为我们有了组织，敢于斗争了么？也不敢说。但从此，我们在纪家楼地界以内行动有了自由，确是事实。因此，便将这次战斗称为"城头大战"，载入我们十人团的战争史册了。这算不算"精神胜利法"，待考。
但不久以后，便发生打破小同学额头事件。从姜老师那句问话里，我揣度出他已风闻"城头大战"这件事了。我咬牙忍痛，不加辩解，实在是无法说得清楚。但我认罪的态度是真诚的，并无虚假。因为在小同学被打破额头之后，我曾自己反省过：那铜镇纸之兜头一击，虽说出于无心，但与"城头大战"也不无关系：我曾经一度身为全军统帅（虽然仅仅是个十人团），而且还似乎取得胜利，我这个"将军能不骄傲自满么？这轻轻一击，已表现出我"君临"同学之上的淫威了。后来稍读历史，因小见大，觉得那些开国皇帝以及农民起义首领等等﹣﹣总之，一切大皇帝、小皇帝、土皇帝、准皇帝，当他取得胜利、甚至仅仅取得局部胜利，而君临天下、或者仅仅称山为王的时候，有几人不像我一样，要敲破人们的脑袋的？真正是"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但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在我左手的"小馒头"完全消失之后不久，姜老师便将我升到甲组去；又不几天，更指定我为甲组的组长，这可是全私塾的大学长了！我想，关于"城头大战"的内幕他还是不知其详的；至于"大战"的导火线，他更毫无所知了。
但大学长的光荣，并未使我欢喜，因为我已经一跤跌进"失恋"的深渊里﹣﹣再也不能（要说是"不敢"么，我可不愿意）去接近"潘人美"了！但这"恋爱"算是悲剧呢，还是喜剧？在当时既没搞清楚，现在更难说明白了。比如说，她那回眸一笑，其中是否确实有"媚"?或者这一笑竟是对我的戏弄？当时到底还有十步之遥的距离，殊难准确判断。再比如，她如果像多情的秋香姑娘，那在她的"一笑"之后，为什么没有"二笑"、"三笑"呢？那么，是不是由于潘小二子的淫威，她不敢再公开表示呢？但不能公开表示，就不能写情书么？可她又是否读过书、会写字呢……总之，一切都说不清楚。这场"恋爱"到底算是悲剧还是喜剧姑且存疑，但我的"初恋"确确实实是失败了！所以说我当时是跌进"失恋"的深渊，大致是没有语病的了。
【陈白尘（1908年3月2日—1994年5月28日），中国作家、编剧。原名陈增鸿，又名征鸿、陈斐，笔名墨沙、江浩等，江苏淮阴人。1930年，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从事戏剧活动，曾参加南国、摩登等剧社。后回家乡从事革命活动，1932年7月任共青团淮盐特委秘书，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在狱中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和独幕剧。1935年出狱后在上海从事文学创作。抗战开始后，在各地坚持进步的戏剧活动，创作了大量剧本，代表作有《乱世男女》《结婚进行曲》《岁寒图》《升官图》等。解放后参加创作了电影剧本《宋景诗》和《鲁迅传》等。文革后重操文笔，1978年任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主持建立了戏剧影视研究所，这是国内第一个戏剧学专业博士点，培养了许多戏剧人士。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陈白尘对于讽刺喜剧有着独到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的果戈理”。1994年5月28日病逝，享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