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中旬那会儿，抗日战争眼瞅着就要赢了，日本人在咱们这儿是越来越不行了。全国各地都琢磨着怎么战后重建呢，咱们党也不例外。趁着日本人忙不过来，咱们党在河北丰润北边的山里头，由组织部长周文彬带着，开了个干部大会。大会上，大伙儿主要商量的是战后各地咋样搞“减租减息”的事儿。

但是，就在会议进行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日军独立混成第8旅团的主力和其他3000多名士兵突然从四面八方向我们扑来。由于敌人出现得太突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准备，导致参加会议的800多名核心成员里，只有120多人成功突围。周文彬等好几百名干部战士，在战斗中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日军到底是怎么知道我们党会议地点的呢？当日军大军逼近时，我军最后又是怎么拼死抵抗的呢？

1944年的时候，抗日战争就快打完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打了好几年，早就累得不行，成了强撑的架子。他们占的地方也没啥能用的东西来帮日本打仗，还得继续往战场上砸钱。这么一来，日本的国库都快被掏空了，国内也是越来越不景气，看着都挺落魄的。

那时候，日本在太平洋上惹了事，导致英国和美国跟它干上了。美军动作快得很，短短三个月，登陆作战就搞定了。塞班岛、关岛、提尼安岛这些地儿，一个个都丢了，日本的日子那叫一个难过。大城市挨了炸，日本想翻盘？门儿都没有，局势已经一边倒了。

但日本军队并不甘心失败，他们想要做最后的努力。于是，在中国的战场上，日军加快了侵略的脚步，想要通过占领中国来实现“自给自足”的战争目的。1944年发生的豫湘桂战役，就是日军这种拼死一搏的明显例子。虽然日军出动了数十万大军，几乎倾巢而出，但这却让他们的华北后方变得兵力薄弱，我军所承受的压力一下子小了很多。看到这样的机会，战争结束后如何进行重建的各种事情。

1944年10月的中旬时候，我们党在河北丰润北边的山里头，杨家铺那地方，搞了个干部碰头会。因为这次要商量的事儿挺大，得好几遍琢磨，所以特地挑了杨家铺，那儿人少烟少，藏在山窝里，整个村子也就二百来口人，安全多了。

会议一开始，五百多位行政干部就从四面八方赶了过来。为了保证这些干部的安全，组织部长周文彬专门安排了三百多名精干的战士来做会议的安保。五百多人开会，三百多人负责保护，这样的安保力度已经相当到位了。

可谁都没预料到，会议开到一半，周文彬他们突然接到情报，说日军正大批往丰润、滦县、迁安这些县城赶。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日军已经没什么力气了，所以子就变得特别紧张。

听到消息，周文彬马上行动，带着队伍转移。他做了安排，让那些开会的干部和战士们分开，去附近的几个村子藏着。他自己带着两个排去了李庄子，剩下的人就去了夏庄子、杨家铺、银子山这些地方，都是为了躲开日军的攻击。

因为没提前安排人放哨，日军这次偷袭让周文彬措手不及。他赶紧派人去探听情况，但带回来的消息不太靠谱，特别是日军人数，差得离谱。那时候，只有西边跟敌人交上了火，东、南、北三面都静悄悄的，战士们就猜日军可能也就几百号人。可谁想到，这次日军竟然来了3000多人。

10月17日一大早，日军那个独立混成第8旅团，大概三千多人，开始对杨家铺那边动手了。那天雾特别大，日军就借着这雾，偷偷地往我军藏的地方摸过去。他们还占领了周围的一些高地，一看就知道是提前准备好了的。

最先察觉到敌人动静的是夏庄子的地委书记丁振军。一瞅见敌军，丁振军马上着手组织队伍进行反击，同时赶紧把敌人的情况告诉了周文彬。不过那时候，由于弄不清敌人到底有多少人，周文彬误以为敌人只有寥寥几百，因此他并没有急着撤退，而是选择留在原地，盼着援军的到来。

不过，情况很快就变得和周文彬想的不一样，敌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冒出来，越来越多。周文彬慢慢感觉到，这次日军的进攻人数绝对不是几百人那么简单，他们这回可是遇到了大麻烦。这么一想，周文彬再也坐不住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带着战士们冲出去。

周文彬最初的打算是在敌军包围前，赶紧占据高点，利用那里的好地形拖慢敌人的脚步。同时，他还得跟路南的部队打好配合，一起保护那些重要单位撤退。所以，他立马带着丁振军、2连连长刘景余他们，分头往马蹄山、毡帽山和西城山赶，目的就是要赶紧抢下这些山头。

但让周文彬没想到的是，这次攻打杨家铺，日军那边竟是准备得滴水不漏。等他们往各个山头进发时，周文彬才察觉到，那些通往山头的关键路口，几乎全都被日军给堵死了。就连那些看似没人在意的小路，日军也在外围设下了埋伏。这下子，想抢占那些高地，怕是难上加难了。

碰到这种局面，周文彬没得选，只能豁出去了，不再想着争山头，而是决定分开突围。他带着现有的兵力，拼尽全力保护干部们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周文彬心里明白，想让大部队全部安全撤走几乎不可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往外闯，能救出去一个是一个。

二连连长刘景余，他是杨家铺土生土长的人。一看敌人从四面八方围过来，他立马建议大家往北边的山地跑，因为那边山多，好躲藏。但话说回来，想冲出去也不是那么简单。战士们刚一开始行动，敌人的炮火就跟不要钱似的猛打过来，子弹密得跟下雨一样，战士们根本没法躲。眨眼的功夫，就有好几十个战士中弹倒下了。

从早上到下午，咱们和日军一直在山口那儿打。战士们一遍遍往上冲，心里明白敌人火力有多猛，可没人愿意当逃兵。宣传部的副部长吕光，他自己带头往前冲，走在最前头。右手端着枪，左手还拉着他爱人刘喻芬，一块儿往前冲。

突然间，一颗子弹打中了吕光的胳膊，但他没被吓倒，反而猛地往前冲，对着敌人砰砰砰连放了好几枪。可没多久，又一颗子弹飞过来，直接打在了他的胸口上。吕光身子一晃，就倒在了地上。刘喻芬看到这一幕，想背起老公继续往前走，但刚一动，一颗子弹就射中了她的胸口。夫妻俩就这样在突围的半路上，英勇牺牲了。

下午四点左右，战斗慢慢减弱了，经过一场激烈的对抗，我军原本八百多人，现在已所剩无几。丁振军同志在试图往马蹄山那边冲出去的时候，英勇地献出了生命。周文彬也被十几个敌人给围住了，他拼尽全力反抗，但无奈还是被敌人打中了头部，倒在了逃跑的路上。

这时候，就2连连长刘景余带着队伍成功冲出了敌人的包围。但刘景余一看，坏了，大部分干部都还在包围圈里没跟上来。遇到这种情况，刘景余二话不说，立马朝突围出来的战士们大声喊：“到咱们展现担当的时候了，咱们得勇敢点，再杀回去，保护咱们的机关和首长！”说完，已经冲出来的刘景余又带着队伍转头回去，去接应机关单位转移。

刘景余真是勇猛得出乎大家意料，在帮忙转移机关单位那会儿，他来来回回跑了三趟，硬是从敌人的重重包围里安全送走了120多人。在这过程中，他瞅见了倒在地上的周文彬，心里头那个难受啊，可眼瞅着时间紧迫，刘景余压根儿没空去难过。他给周文彬敬了个正儿八经的军礼，随后，刘景余又带着队伍继续突围去了。

第三次冲锋的号角很快吹响，这时候战士们的子弹都差不多见底了，但刘景余一点也没退缩。他抄起一挺机枪，对着战士们大声喊道：“要想突围成功，谁倒了也别去扶，机枪得一直响着！”这话一出，所有的战士都像打了鸡血一样，就算没了子弹，他们也拿起刺刀、枪托，还有拳头，在敌人堆里硬生生杀出了一条血道。

可遗憾的是，在那最后一次往前冲的时候，刘景余被敌人的一阵子弹击中了肚子。眼看自己快不行了，他硬撑着捂着流血的肚子，忍着要命的疼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他抬头挺胸，坚定地给战士们指方向，让他们继续往前冲。可没一会儿，在一阵密集的枪声里，刘景余倒下了，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晚上那会儿，杨家铺的战斗总算是打完了，敌人一个个开始撤退。打了一天，原本八百来人的队伍，现在就剩下一百二十多人，差不多有四百三十多位干部战士在这场战斗中丢了性命。这场仗打得真是太惨了，在我军抗战历史上都少见。

过了两天，那些成功突围的干部和战士，去向军分区领导做情况说明。当时在场的人，全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们知道，那些英勇牺牲的战士，他们的身躯已经化作了青山厚土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勇士们的无私奉献，革命的希望之火才得以继续燃烧下去。

关于日军怎么得知我们党那次会议的地点，大家一直都有很多猜测。后来日军自己炫耀说，他们能拿到这个关键情报，全靠抓住了我们党的一个送信的同志。这个同志在和日军打仗时不幸牺牲了，但日军在他身上找到了一些重要文件。文件里写的就是我们党要在河北丰润北边的山里开干部会议的事儿。所以日军才能准备得那么周全，直接冲着会议地点就来了。

但如果这种说法，就会发现它其实有很多站不住脚的地方。想啊，要是我党的信息传递人员真被日军抓了，党内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日军想在咱们有所防备的情况下来个包围，那难度可不是一般的大。因此，这种说法咱们不能全盘接受，里头的细节还得好好查证一番。

当然，也有人猜测是我们队伍里出了内鬼，或者敌军悄悄安插了细作进来，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但说实话，800多号人全挤在一个小山村里，要想不被人注意，确实挺难的。我军干部在前往杨家铺那会儿，被日军情报人员瞅见，这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发生。

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咋样，杨家铺那一仗给我军上了狠狠一课。我们本以为敌人已经不行了，就放松了戒备，可没想到他们还有拼死一搏的劲儿。打完那场仗，我军心里那个悔啊，但咱们没垮掉，反而把悲痛变成了动力。我们好好反思了战斗里的失误，就因为这样，我军后来进步飞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