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广森，字巽轩，山东曲阜人。其于乾隆四十八年完成其代表作《春秋公羊经传通义》，自谓曰：“余生平所述，讵逮古人？《公羊》一编，差堪自信。”[1]但后世学者对其书的评价却存在着分化，赞誉者谓其“醇会贯通，使是非之旨不谬于圣人”[2]，批评者谓其“不通《公羊》家法，其书违失传旨甚多”[3]。而最受攻讦的莫过于其“三科九旨”，实属孔广森在承继汉儒家法的基础上所做出的新裁，并非完全师心自是。至于其中的人情科，则体现了广森对于《春秋》改制以及辞例等方面的剖释。

孔广森（1751-1786），孔子六十九代孙

孔广森是清代最早专门研究《公羊》的学者[4]，著有《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十一卷。但后人对其公羊学研究却颇有微辞[5]，认为他不遵《公羊》家法，尤其是其自立的“三科九旨”，更是饱受争议。就“三科九旨”而言，其作为《公羊》学的核心理论，最初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后经何休总结而明确提出。何休作《文谥例》云：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6]

此处所言即公羊家之“三科九旨”，亦可名为“通三统”、“张三世”与“异外内”。然其中唯“张三世”与“异外内”之例，《公羊传》有明文。经由何休所总结条贯的“三科九旨”，对后世《公羊》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代学者刘逢禄极其推崇何休所定“三科九旨”在《春秋》学中的地位和意义，以为“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7]然而，孔广森却不遵何休旧传，而自立其“三科九旨”异说：

《春秋》之为书也，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讥，二曰贬，三曰绝；人情者，一曰尊，二曰亲，三曰贤。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内外之异例 、远近之异辞，错综酌剂、相须成体。（《公羊通义》叙）

由此可知，孔广森以“天道、王法、人情”为三科；“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为九旨。刘逢禄对孔广森这种标新立异的做法颇加批评，“乃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而别立时、月、日为天道科，讥、贬、绝为王法科，尊、亲、贤为人情科。如是，则《公羊》与《榖梁》奚异？奚大义之与有？”[8]刘逢禄显然认为孔氏新立“三科九旨”是对《公羊》家法的背离。但是，要准确评判孔广森此举是对《公羊》家法的承继还是背离？我们首先要厘清两个问题：其一，孔子之《春秋》究竟为何而作，孔广森是否准确意会？其二，《公羊》家法是否就等于何休所立的“三科九旨”？

广森于《春秋公羊经传通义》叙中述孔子作《春秋》之志，曰：

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无帝王之位，又不得为帝王之辅佐，乃思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损益六代礼乐文质之经制，发为文章，以垂后世，而见夫周纲解弛，鲁道陵迟，攻战相寻，彝伦或熄，以为虽有继周王者，犹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议可坐而化也，必将因衰世之宜，定新国之典，宽于劝贤，而峻于治不肖，庶几风俗可渐更，仁义可渐明，政教可渐兴。乌乎讬之？讬之《春秋》。

孔广森这番解读，与董仲舒对《春秋》大旨的阐发颇为相似。董子云：

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天端，正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故引史记，理往事，正是非，见王公……孔子曰：“吾因其行事，而加乎王心焉，以为见之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 ……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春秋繁露·俞序篇》）

董仲舒乃西汉《公羊》先师，其《春秋繁露》是解读《春秋》的代表著作，对于《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多有阐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将《春秋》的核心主题以“科”、“旨”这样的名目进行条陈总结，也最早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

《春秋》，大义之所本耶！六者之科，六者之旨之谓也。然后援天端，布流物，而贯通其理，则事变散其辞矣。（《正贯篇》）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十指者，事之所系也，王化之所由得流也。（《十指篇》）

董仲舒将《春秋》的要略表述为“六科十指”，包括天道王法以至人伦政教等各方面内容。[9]董仲舒对这一思路多有论述：

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汉书·董仲舒传》）

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人情，赦小过。（《俞序篇》）

可见，董仲舒阐发《春秋》要旨，强调取法天道，顺应人情而达于有治之世。而孔广森上承董仲舒，将三科的总纲设为天道、王法、人情，可以说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杨济襄认为孔广森《公羊通义》在内容上大幅偏向董仲舒，可谓“私淑董氏”[10]。

另一方面，在何休之外，还有宋均的“三科九旨”。据徐彦《公羊疏》所载：

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异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旨也。

显然，宋均所说的“三科九旨”不同于何休。徐彦认为，“何氏之意，以为三科九旨正是一物，若总言之，谓之三科，科者，段也；若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旨者，意也。言三个科段之内，有此九种之意”。[11]可见，何休不别“三科”与“九旨”，以为“正是一物”，而宋均则于“九旨”别有他说。可以说，孔广森的新说颇有取于宋均。对此，曾亦先生指出，“宋氏说于例为长，是以后世治《公羊》例者，多取宋氏说，至有重九旨过于三科者。至清孔广森，则别创‘三科九旨’，即杂用宋氏说也”。[12]

从上所述可见，刘逢禄对孔氏“其三科九旨不用汉儒之旧传”的批评，其实并不能成立。盖孔氏所立“三科九旨”乃渊源有自，其中，“三科”盖取于董仲舒，而“九旨”则颇取于宋均，均属对汉师家法承继基础之上所作的新裁。《公羊》学在传承过程中有家法和师法之别，董仲舒和何休在解经方法上则有以义说经和以例注经的不同。所以，不能仅因孔广森未尽守何休所立“三科九旨”就指责其不通《公羊》家法。可以说，孔广森的新说体现了他对于《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的卓见。尤其在其对人情科的具体论述中，一方面阐发了《春秋》折衷文质忠恕与尊亲贤齿的改制面向；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春秋》通过“讳”这种辞例，制《春秋》之义的立义面向。

孔广森所设人情科，其内目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此说最早见于《公羊传》闵公元年：

【春秋经】冬，齐仲孙来。

【公羊传】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

庆父弑闵公畏罪出奔齐国，至此时还鲁，《春秋》在此处称庆父为齐仲孙，表明他不该再次回到鲁国，鲁国也不当接受他。但事实上，对于庆父返鲁，闵公和季友作为尊亲贤者[13]，却没有对此加以制止，而是接受弑君之贼庆父回国。对此，《春秋》非之，所以《春秋》为闵公和季子讳。而孔广森在此条传文下，将《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内涵揭橥更加明白，广森注曰：

为尊者讳，讳所屈也，内不言败、盟大夫不称公之类是也；为亲者讳，讳所痛也，弑而曰薨，奔而曰孙之类是也；为贤者讳，讳所过也。讳与讥之为用，一也，其事在讥之限，其人在尊、亲、贤者之科，然后从而讳之。（《公羊通义》闵元年）

在广森看来，《春秋》为尊、亲、贤所讳的内容各不相同。所谓为尊者讳，乃于尊者之屈处讳之；为亲者讳，则讳其伤痛处；至于贤者，一般有尊王攘夷、定国安邦的贤行，则讳其小过。广森还认为，从作用上来看，讳与讥是一样的，但因为所讥者在尊亲贤的范围，所以变讥为讳，以体现对这些人的优遇厚待。广森的这番解释，与其对世情人心的见解相关。

广森更直言“天下惟情出于一，故义者必因人之情而为之制”。此说见于《公羊通义》对于文公十五年“齐人来归子叔姬”一条的解释。《公羊传》曰：“其言来何？闵之也。此有罪，何闵尔？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若其不欲服罪然。”子叔姬因淫佚有罪而被弃绝，《春秋》站在父母之心的角度，而讳其淫佚之罪。广森就此讨论了人情与恩义之间的关系，曰：

《春秋》有以义治，有以恩治。恩不本义，私恩也；义不本恩，则亦非公义也。虽有法度，不足以一天下，天下惟情出于一，故义者必因人之情而为之制。君臣以义合者也，然而曾子曰“孝子善事君”，子思子曰“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良以父子天性犹不致其爱，朋友等夷犹不得其睦，将于君乎何有？故《春秋》葬原仲无讥，而子叔姬之罪不尽其词焉，盖于季子见朋友之至，于子叔姬见兄弟之至。

案，广森以为，《春秋》之道恩义兼治，而非仅强调其中一端。而公义的实现也必须以顺循人情为前提。君臣之间固然强调义合，但其中的义也正是父子天性之爱和朋友等夷之睦的延伸。广森将父子兄弟天性之情作为现实人伦政治的起点，和儒家“孝悌为仁之本”的一贯主张是相合的。孟子讲良知、良能，同样是立足于“爱其亲，敬其亲”之情，而推广到君臣、夫妇、朋友等人伦和社会关系中。而公羊家言“亲亲”之情，常与《春秋》改制相关联，认为乃是由于周文疲敝，故《春秋》救之以质，尤重亲亲之情，广森于此详论曰：

《春秋》承衰周之敝，文胜而离，人知贵贵，莫知亲亲，开端首见郑段之祸，将大矫其失。非因人情所易亲者而先示之亲，则其教不易成。盖由父言之，凡我兄弟，岂有同异；由母言之，虽爱无差等，亦施由亲始。特拨乱之渐，不得已之志耳。故至所见之世，且録责小国杀公子，以广亲亲之义，明非专厚于同母也。（《公羊通义》隐公七年）

可见，在广森看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记载中，有承衰救弊、拨乱反正之志，而最重要者，莫过于彰显“亲亲”之情，以救衰周“贵贵”之失，此《春秋》所以“损文益质”也。因此，《春秋》首先从一体之亲之父子、夫妇、昆弟处以示人情之端，而于君臣、朋友相交接之际以见其有根本，从而使古代社会呈现出由家庭以至社会、国家之间的先后同贯关系。

孔广森认为，“讳与讥之为用，一也”，因此，其所谓“人情科”，既是本乎人情而讳言尊、亲、贤三者所犯之过错，同时，讥亦在其中。可见，讳并非就等于文过饰非，对此，孔广森说道：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恶如可讳，何以瘅恶闻之？有虞氏贵德，夏后氏贵爵，殷、周贵亲，《春秋》监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轨，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尊者有过，是不敢讥，亲者有过，是不可讥，贤者有过，是不忍讥，爰变其文而为之讳。讳，犹讥也，传以“讳与仇狩”为讥重是也，所谓“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岂曲佞饰过之云乎？（《公羊通义叙》）

在此，广森明言“讳,犹讥也”。因此，广森以为，孔子作《春秋》以改制，乃是损益虞夏殷周四代之制，以“著尊亲之道，垂贤齿之教”。而对于尊、亲、贤三者之过，若是径直讥刺，自有不敢、不可、不忍之情，故表面上虽为讳辞，其中仍含有讥的意味。

此外，《公羊传》中又有“壹讥”的说法：

【春秋经】庄公四年，冬，公及齐人狩于郜。

【公羊传】公曷为与微者狩？齐侯也。齐侯则其称人何？讳与仇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讥？于仇者将壹讥而已，故择其重者而讥焉，莫重乎其与仇狩也。于仇者则曷为将壹讥而已？仇者无时，焉可与通；通则为大讥，不可胜讥，故将壹讥而已，其余从同。

案，《春秋》所载“公及齐人狩于郜”，实指鲁庄公与齐侯一同狩猎之事。根据“父母之仇不共戴天”的伦理要求和狩猎的性质来判断，因为齐侯于庄公有杀君父之仇，故一同狩猎实属大恶。《公羊传》对此事从讳与讥两个层面发明经义：首先从讳的层面来看，《春秋》“内大恶讳”，故此处《春秋》称齐侯为“人”，从而达到讳“与仇狩”的大恶。其次，从讥的层面来看，虽然鲁、齐两国前后多有交接往来，但与杀父仇人一同狩猎这件事性质最为严重，故《春秋》仅在此处“壹讥”而已。

此外，广森认为《春秋》此处的书法可称为“等讳”。其言曰：

等讳，不没公言齐侯，而必贬齐侯称人者，没公则但有讳义，人齐侯兼以恶齐也。诸侯以国为体，虽据哀録，庄犹有仇襄公之心焉。仇之，则其言贤之何也？贤其可贤，贬其可贬，以直报怨，《春秋》以之。（《公羊通义》庄公四年）

盖广森以为，《春秋》在此处如果将公隐没不书，直接写作“及齐侯狩”，也能起到讳内恶的目的。但是，如果不没公，且将齐侯贬称为“齐人”，则可以同时达到内讳和恶齐的结果。在广森看来，《春秋》中的讳辞往往是“文讳而实讥”，故须在文与意之隐微处察其“微辞”。

又，哀公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阳归。《公羊传》云：“曹伯阳何以名？绝之。曷为绝之？灭也。曷为不言其灭？讳同姓之灭也。何讳乎同姓之灭？力能救之而不救也。”《通义》云曰：

灭邢不讳，灭曹讳者，所见之世为内耻尤深也。此同事而异辞，所以各见其义，彼主责卫灭同姓，此主责鲁不救同姓之灭，直书宋灭则责内意无所讬，变灭言入，乃得起其微辞，故曰：讳与讥之为用一也。

案,《春秋》深恶灭人之国的行为，但此处却不是将批评的重点放在宋灭曹上[14]，故“变灭言入”。《春秋》表面上为宋国讳灭人之国的恶行，实则是责鲁国不救同姓之灭。在广森看来，此处讳即是讥。

此外，在宋公和陈侯的卒葬之事上，广森对于讳与讥的关系也有一番详论。据《公羊传》隐公三年载：

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

这是因为天子至尊无敌，其丧葬不会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故下葬一定能按时完成。但诸侯则不同，因为屈尊于天子，故若同时遭遇天子、王后之丧，则其下葬不免会受到影响。综合来看，《春秋》所言卒葬之例，天子记奔不记葬，诸侯则记卒记葬，其中，大国诸侯卒日葬月，小国诸侯则卒月葬时。但《春秋》于此亦有变例者，见于以下几条：

僖公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说卒。

僖公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宋公慈父卒。

僖公二十八年，夏，六月，陈侯款卒。

文公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

以上四位诸侯的卒葬，《春秋》均记卒不记葬。《公羊传》认为，宋公御说和宋公慈父不记葬，乃为宋襄公讳；而陈侯款和陈侯朔不记葬的原因，《公羊传》没有明说，何休认为是为晋文公讳。《春秋》为宋襄公讳，是因为宋襄公在父丧期间自行背殡出会，有不子之恶，不过，此后宋襄公有征齐、忧中国、尊周室之功，且足以覆背殡出会之恶，所以《春秋》为宋襄公讳背殡出会之恶。至于晋文公之恶，乃“行霸不务教人以孝而强会其孤”，但因同样有尊周室之功，所以《春秋》也为其讳恶。

《春秋》所记载的这几件事，牵涉到人子为父守丧期间的相关礼制。据《白虎通·丧服》记载：

诸侯朝而有私丧，得还何？凶服不入公门，君不呼之义也。凶服不敢入公门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15]

又据《公羊传》宣公元年云：

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已练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

按儒家礼制的规定，君王不能使居父母之丧的大臣服事。据此，宋襄公参加葵丘之盟，虽然是自行背殡出会，但齐桓公作为葵丘之盟的盟主，不应该接受居父母之丧的宋襄公与会。所以，孔广森认为：“此亦兼为齐桓讳，与陈侯款同意。”[16]刘逢禄在此事上也从孔广森之说，曰：“《春秋》托齐桓为二伯，宋有大丧而强会其孤，故不书葬，兼为齐桓讳，与陈侯款同例。”[17]而《春秋》为了讳宋襄公和晋文公之恶，所以一并对宋公慈父和陈侯朔不记葬，好像宋国和陈国的国君去世时一贯是不记葬的。这种书法，何休称为“盈讳”。

但是，仅从伯者有功的角度出发强调功恶相覆，以功掩过，又似乎使得讳的书法成为了一种褒奖，似于实际情况有失。孔广森在此颇有卓识，其论曰：

桓、文，《春秋》所善也。若葵丘之致宋子，温之致陈子，乃其未尽善者也。令宋桓、陈缪自如常文书葬，则责伯者之意不见，故为之讳其葬，使若既葬而后会其子者为愈，文讳而实讥也。款本篡立，不当葬，今为文公讳去葬，篡罪尚未显，故复略其卒日以见义。（《公羊通义》僖公二十八年）

可见，广森以为齐桓、晋文虽为《春秋》所褒善之贤君，但是与人孤会盟到底还是有未尽善之处，所以《春秋》在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记卒不记葬，仿佛旧君下葬以后新君才去参加会盟（主动或是被动），《春秋》用了比照常书葬更甚的讳笔，所以表面上是为宋襄、晋文讳，实际上是讥。对此，陈立也认为：“《春秋》为宋襄、晋文讳，讳之，正以刺之也。”[18]这正是孔广森反复提到的，《春秋》中虽然对尊亲贤者之过不显白直书而代之以讳言，但讳中也仍有讥，甚至所讳越深，所讥就越重。

《春秋》记人记事多有避讳，盖如董仲舒所言“《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19]所以为尊、亲、贤三者诡实易名以讳，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缘人之情，二是功过相除。然而，在孔广森看来，《春秋》中“诡易委曲”的讳笔，实际上“讳文而存实”、“假讳而立义”。孔广森在《公羊通义》中对此义多有发明。

在《春秋》中，除了将取邑视为恶行以外，更将灭人之国、覆人之社视为大恶，因此，如果鲁国犯灭国之大恶，出于内大恶讳的目的，在书法上则言取或入。例如，隐公二年，无骇帅师入极。《公羊传》云：

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公羊传》认为，《春秋》就此事的记载中，同时包含了贬和讳。展无骇去氏为贬，灭而言“入”为讳。孔广森进一步从《春秋》对灭人之国的批评中对无骇帅师入极作出解释，曰

侵、伐、围、入都无讳文，独灭讳恶者，诸侯有得专征伐之道，不得专灭国，覆人之社，绝人之世。令诚有外内乱、鸟兽行者，当以九伐之法正之，非可攘土地以自广。汉李固曰：“《春秋》褒仪父以开义路，贬无骇以闭利门。”君子恶兵以利动，故取邑为小恶，灭国为大恶也。赵匡难此传云“灭而言入，实入者将如何书之？”广森以为，实入将书“展无骇率师”矣。内讳弑言薨，固与实薨者同辞，则讳灭言入，则与实入者同辞，亦何不可？况贬去氏者，正起其非实入乎？（《公羊通义》隐公二年）

此处广森特别强调，与侵、伐、围、入相比，灭人之国、覆人之社的行为一般带有贪求别国土地和财力的目的，所以《春秋》将出兵灭国的行为视作大恶，或讳或贬。广森进而认为，此条所载展无骇帅师灭极的事实，若只是讳灭言入，将与实入无法区分开来，故《春秋》又将展无骇贬去氏而称“无骇”，表明这不是真入，而实为灭极。可见，变灭为入的文辞体现出了内讳之意，而同时展无骇去氏却将贬责之意存留下来。从这条可以看出，《春秋》对于取邑、灭国此类贪利行为的憎恶。

不过，《春秋》中所褒进成善者也不免有取邑灭国之恶，而于此等大恶的记载，就要具体通过功过相除的办法来权衡。齐桓公因有尊王攘夷、存亡继绝的功绩，在《春秋》中被褒为贤君，却屡有取邑灭国之恶，孔广森认为，《春秋》对齐桓公取邑灭国之恶的记载是“文微而实不没”。齐桓公取邑之事，见于庄公三十年“齐人降鄣”一条。《公羊传》云：

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尽也。

何休认为，按照《春秋》功过相除的原则，齐桓公的霸功足可以除去此处的取邑之恶，所以为桓公讳“取”言“降”。对此，广森注曰：

纪之亡，二十余年矣，而鄣犹孤存，盖其守邑大夫抗节未降，若安陵不入于秦，莒、即墨不下于燕者也。桓公必将胁之以威，屈其志而穷其力，以取其土地，故不曰“鄣降于齐”，而曰“齐人降鄣”，闵鄣而甚桓，见乎辞矣。是所谓讳其文，不没其实者也。齐称人者，贬也。虽不言取而斥齐人，是时未有存亡继绝之功，与之未醇，故讳不若“灭项”之深也。（《公羊通义》庄公三十年）

孔广森进一步从征实和书法的角度对“齐人降鄣”作出解释。首先，孔广森指出，鄣乃是纪国灭亡之后残存下来的遗邑，而齐桓公为了获取鄣邑的土地将遗留的民众胁迫殆尽。其次，《春秋》对齐桓公这种图利而取邑的行为持责备的态度，在书法中有两处体现：一是《春秋》将齐人取鄣讳言为“降鄣”，体现了齐国强取的意味，而非鄣邑自觉臣服而归，所以降鄣与鄣降相比，明显带有谴责齐国而怜悯鄣邑的意味；二是《春秋》虽为齐桓公讳恶，此时齐桓公的功绩尚未卓著，所以《春秋》对他的赞与尚有保留，并没有将他所犯之恶完全讳去。《春秋》中称“人”常为贬辞，而此处称“齐人”，正是贬意的体现。总之，在孔广森看来，此处虽有讳笔，但是并没有将所犯恶行的事实完全掩盖，正如其言“讳其文，不没其实也”。

此后，齐桓公又有灭项之恶。《春秋》对此事的记载，为“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公羊传》云：

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桓公讳也。《春秋》为贤者讳。此灭人之国，何贤尔？君子之恶恶也疾始，善善也乐终。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故君子为之讳也。

《公羊传》在此处说明了两点。其一，齐国灭项发生在齐桓公在位的晚期，此前齐桓公已有诸多功绩，《春秋》本“恶恶始，乐善终”的原则，为齐桓公讳灭项之恶，使得齐桓公为善而终。其二《公羊传》还明确指出桓公之前存亡继绝的功绩正好可以覆盖此处的灭项之恶[20]。孔广森在此进一步引萧楚之言曰：

襄公十年，诸侯会吴于柤，“夏，五月，甲午，遂灭偪阳”，今“灭项”不言遂，知其讳文也。为贤者讳，非以其贤而讳之，将以成其义，全其功，以垂训后世，此拨乱之志也。齐桓之功著矣，齐桓之事终矣，而又昧此一举，故不斥著其恶，而为之有逊避之文者，以其有卫中国之功，且示善善乐其终也。呜呼！非实为桓公讳也，欲后人睹圣人于此有逊避之辞，以见不善焉，而为善者勉之令终也。然文微而实不没也。（《公羊通义》僖公十七年）

这段话在善善乐终和功过相除原则之外，还讲出了讳避之外的另一层深意：从文辞来看，《春秋》将齐国灭项仅书为灭项，为齐桓公讳恶；但实际上正是通过这层逊避之辞我们才看出齐国所犯之恶行，讳辞在讳恶的同时也起到了劝善规过的作用。所谓“因其所讳，达之于所不讳”。

又，庄公四年，纪侯大去其国。《公羊传》认为，齐襄公虽有种种恶行，非贤德之君，但是在为先祖复九世之仇这件事上，以襄公为贤，故而将“齐灭纪”的恶行，用讳笔书为“纪侯大去其国”。就此事来看，《春秋》对襄公的复仇之心是予以肯定的，但对他复仇的具体做法却颇有非议，广森注云：

襄公他事不足贤，独复仇之心有取焉，故为之讳恶，以成其善。俗儒疑于襄公利纪，不得为贤，此未明讳之所设也。假令襄公不贪土地，醇乎令德，更复何讳？唯贤其复仇，而又病其利纪，是以存其可法，没其不可法，而假以为后世法耳。

可见，学者对“襄公复仇”之惑，大抵在于齐襄公复先祖之仇与灭人之国之间的价值冲突上：一方面，复仇之心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贪求纪国土地的行为又理应憎恶，二者统一在齐襄公灭纪为先祖复仇一事上。孔广森以为，俗儒有疑于此乃是“未明讳之所设”，其所言《春秋》“假讳而立义”，意为《春秋》在讳恶的同时，也在立义树则。就齐襄灭纪来说，《春秋》用讳文写作“纪侯大去其国”，而非照实写作“齐灭纪”。其深意并不在于为齐襄公讳恶，而在于张大《春秋》所褒扬的“复仇”之义。段熙仲有言：“复仇之义深入人心，则贼必讨矣。知贼之必讨无所逃也，则乱臣贼子惧矣。”[21]段氏所言，颇合《春秋》大义在诛讨乱贼以戒后世之说。[22]故广森以为，《春秋》对于此事的记载并无不可调和之处，即于齐襄公复仇之心自当贤之，而于其贪利之心也当病之。后人当于《春秋》讳笔之处，识得《春秋》所要昭示的义旨以及对治世之良好价值的向往。

孔广森认为“《春秋》重义不重事”，故在解经方法上，乃会通三传以直趋经义。广森本于《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下理人情”，而立“天道、王法、人情”为三科，“时月日、讥贬绝、尊亲贤”为九旨。孔氏此说虽有别于何休，但亦颇取于董仲舒和宋均。盖其三科侧重义旨，而九旨则侧重辞例，并且每组科旨之间，有相互对应的关系，可谓“以义驭例”[23]。关于这一点，无论在何休还是宋均那里，都是未曾突出的。并且，将“人情”与“尊亲贤”列入“三科九旨”之内，也是孔广森的新裁。今寻绎《公羊通义》，我们发现，广森此论并未偏离《春秋》之大旨。可以说，广森于“人情科”下，昭示了《春秋》监虞、夏、殷、周四代而为后世制法之微言。盖孔子作《春秋》而改制，损益四代，故而尊尊、亲亲而贤其贤。同时，广森认为《春秋》虽然“为尊、亲、贤者讳”，但在讳的文辞之下，并没有完全饰非掩过，而是在事例的比附中保留实情，并且做出合理的批驳。更重要的是，在隐微的讳辞背后，又从更深的层面树立正向价值以求补弊起废。

本文原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第11辑，此为原稿，刊发时有编辑修改，引文请以纸质版或知网下载的PDF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