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1942年4月29日，4000人被包围，敌人用铁壁合围，武器悬殊，指挥失联。

眼看全军覆灭，一名骑兵团政委突然大喊：“共产党员集合！”结果，死局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1942年4月29日清晨，冀南变天了。

前一天晚上，天还亮着，村口有鸡叫，特务团两个哨兵拿着大盖帽闲聊，说日军好像在大名那边出动，不像是冲着我们来的。没人当回事。

可天一亮，天就黑了。

飞机先来，低空飞，像刮刀一样掠过树梢，连树叶都带着响。

之后是坦克声，从东南西北同时传来，像铁皮怪兽踩烂麦田，通讯班试图联系外围，电报被强干扰，线路全断。

范朝利和刘志坚站在地图前，半天没说话，地图已经没用了，敌人速度太快，原本的防线根本没反应时间。

这不是“分进合击”，这是合围，冈村宁次换了打法，他要一锅端。

日军投入15个步兵大队，两万伪军，用卡车和摩托运输，把机动性压到极致，目标明确，就是冀南军区机关所在地。

机关里，4000多人，主要是后勤、医院、学校、家属，还有两个不满编的特务连，武器不多，手榴弹只够人均一枚，重机枪一挺，没子弹。

陈再道、宋任穷等军区首脑不在，都在前线视察或外出开会，指挥只能靠副手，情况极端被动。

“敌人有计划、有速度、有装备，我们没有指挥官。”这是范朝利当时对刘志坚说的话。

情报失败成了致命刀口，误判方向，误判规模，误判意图。

第一道防线很快塌了。

大河边几个村子相继被占，老百姓没跑出来，敌人把民兵当八路杀，当场砍头，骑兵侦查员回报看到几十具尸体被堆在村口，还在冒热气。

这不是扫荡，是猎杀。

机关开始组织转移，但太慢了，不是因为拖拉，是因为根本没路。

几千人带着文件、设备、伤病员，怎么跑？天上有飞机，地上是包围，连夜走了两公里就被堵回。

第一轮突围失败，敌人火力太猛，反冲锋被打成筛子。

重机枪扫射的时候，有战士靠着石头往前爬，头刚抬起就被打穿。

机关开始销毁机密文件，电台烧了，档案撕了，有人用火烧，也有人直接吞下纸片，后勤政委赖政委拿着手枪坐在树下，子弹已经上膛。

他说：“不能让敌人活捉我。”

这时候，有人拦住了赖政委的手，是骑兵团政委况玉纯。

“不能死，再给我一次机会。”他说得很轻，但手很稳。

然后他站上一个破马车车厢，高喊：“骑兵团！共产党员集合！”

况玉纯

声音不大，但像一刀扎在地上。

四面八方，一些人开始跑过来，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十几个，再后来，人群涌动，全是骑兵团的老兵。

没人犹豫，他们报出名字，掏出马刀。

团长曾玉良第一个上马，他看着况玉纯说：“我带一营正面冲，二营斜插侧翼，你带机关干部突后沟。”

况玉纯点头，他是政委，不是战术指挥官，但他知道，这一仗不是拼战术，是拼命。

“别想着都活着出去，能带一个是一个。”

第一波冲锋，直接撞上敌人的一个机枪阵地，马是硬顶上的。

战马中弹后前蹄立起，像巨兽一样摔倒，压着战士也往前推。

有人被甩下马，也不回头，拿着马刀就往前冲，敌人也慌了，他们没想到这些人不退不避，像疯了一样往火线里钻。

机关干部开始跟着冲，拿不惯枪的，握手榴弹；不会骑马的，徒步跑。

那一刻，没有“干部”和“战士”的区别，只有“冲”与“不冲”。

四连连长韩永正，外号“韩猛子”，以前因为打仗太猛被通报批评，这次冲得最快。

他一个人绕开火力点，从庄稼地斜刺穿过，直接扎进敌人掷弹筒阵地，一刀砍掉指挥官，敌人阵型乱了。

这个口子，就是从他那里撕开的，王行杖村的东边防线崩了。

“冲！”

这是曾玉良最后一次大吼，他没冲出来，他带的那一队全部阵亡，但留下了通道。

机关突围的人开始从后沟方向转移，敌人反应过来已经晚了，战斗持续了四个小时。

4000余人中，伤亡过半，但主力保住，政委况玉纯生还，之后他被记一等功，1955年授少将。

但那时候他才四十出头，白了一半头发。

曾玉良没有看到突围成功。

他冲在最前头，身中三弹，最后一刀，是正面硬拼一个日军小队长，被刺刀捅进腹部，他没退，反手一刀砍掉对方脑袋。

他没喊痛，只说了三个字：“别停下。”

曾玉良

突围后第二天，战士在玉米地里找到他，躺着，眼睛没闭上，刀还握着，他只有29岁。

一个完整的骑兵团，剩不到两成。

况玉纯回头望了一眼那个方向，没说话，他知道自己不是靠武力杀出去的，是靠“喊”。

那声喊不是命令，是“唤醒”。

很多人是从犹豫里、从慌乱里、从绝望里站起来的，因为那个声音提醒他们：我是党员。

那个时候，“我是党员”不是一种身份，是一种选择，决定你是跑、还是冲。

这事之后，部队写了一份简报，上报延安，简报写得很冷静，没有夸张：

“敌军合围态势已成，我方借骑兵团勇突敌阵，机关主力突围，损失惨重，精神顽强。”

毛主席批示：学习冀南精神。

况玉纯成了“标兵”。

但他后来很少提这事，他说：“我喊那一声，不是为了当英雄，是因为我们没人能再死了。”

再死，就全完了。

很多年后，《亮剑》播出。

骑兵连长孙德胜，那个骑马横刀、一嗓子震全场的角色，引发无数讨论，很多人以为是艺术夸张。

但导演说：这个人物有原型，叫况玉纯。

况玉纯本人，1955年被授少将军衔，去世前，曾在一次军队培训上讲过一次“四二九”。

他说：

“我喊‘共产党员集合’，不是想当带头的，是因为那时候只有党员才能顶得住。”

他没有说很多高大话，只说了几个“真事”：

有机关干部哭着说不会打枪，但还是背上小驳壳枪冲了。

有炊事员骑的不是战马，是驴，也跟着跑了出来。

有女卫生员拿手术刀冲进火线，后来不见了。

这些名字没有留下，但活下来的人记得他们说的话，记得他们喊过“我是党员”。

那一刻，“党员”不是头衔，是一道命令。

日军那次扫荡，以失败告终，他们没想到一个“崩溃”的部队还能打出缺口，之后几次扫荡，都没能再穿透冀南根据地核心。

地道战、地雷战，从那年后陆续成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尸体堆里摸索出来的。

那一战，告诉冀南军区：敌人会变，但我们不能变。

现在回头看“四二九突围”，你会觉得很远。

一个政委站在破马车上喊话，一群骑兵抽刀冲锋，你可能会说，这像电影，像戏。

但这不是电影，是档案馆里能翻到的报告、老战士留下的回忆录、当年新华社发出的战况简报。

只是现在没人去看了。

我们的问题不是忘了，是不再相信。

你觉得那一声“共产党员集合”太戏剧，其实是因为你没在那样的时刻，你不知道什么叫“无路可退”。

你也没经历过，一支骑兵团整整一个连集体战死，只为换十分钟突围窗口。

这不是煽情，是记账。

每一滴血，每一个人，都是代价。

那个喊出“共产党员集合”的人，最后自己也没上战场，他不是最能打的那个，但他是最先喊的那个。

所以我们今天能看、能写、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