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强来到陪都重庆时，戴笠被新发表为财政部稽私总署署长，按照他的安排，准备回到家乡长沙去，就任湖南省稽私处处长。

这期间，由于任命还没有下来，文强还有一点空隙，这才得以抽空到位于重庆西南、长江上游的江津县白沙镇乡间，为不幸逝去的妻子周敦琬扫墓，并看望刚出生即分别的4岁儿子文又强（文致中）。

11年前，文强曾是一个被国民党军阀当局通缉的中共要犯，与周敦琬一起悄悄到过江津白沙镇乡间祖居“周家洋房子”避过一时。

那时，他不敢抛头露面，终日躲在屋里。如今，文强成了抗战有功的党国将军，于是，在这个小镇乡间自然受到了十分热烈的欢迎。

在江津黑石山上，有周敦琬外公创办、著名的聚奎学校，主持校政的是周敦琬的六舅邓鹤丹。他请文强到校去为师生们讲话，文强讲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抗日英雄故事，师生们听得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在为周敦琬扫墓后，周敦琬的大姐告诉文强，周敦琬临终时留下了遗嘱，将儿子文又强托付给他们的好友葛世明抚养，并希望文强能续娶葛世明为妻。

大姐还谈到，葛世明被上海租界当局赶出后，经越南海防辗转到昆明再来到重庆。当时，葛世明常来江津看望周敦琬，谈及个人身世，常常大哭不止。

她的家乡已经没有亲人，经文强搭救得以投身抗日工作后，生计不愁，但谈恋爱又不成功，结了一次婚也上当受骗，已经心灰意冷，不打算再嫁人。

况且，她视文强为恩人，尊周敦琬为姐姐，十分疼爱文又强，表示今生能为姐姐照料文又强即是最大满足了。

周敦琬大姐在讲述中，也表现出对葛世明深深的怜爱，言下之意，也希望文强能娶其为妻，既可满足周敦琬的临终遗愿，也对他们的儿子有好处。

文强听了，不禁百感交集，痛哭了一场。思考再三，决定遵照周敦琬的遗嘱办理。

文强在江津只逗留了三天，回到重庆城里后，这才得知，他的任职安排又发生了变化。

这天，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凤邀请文强到渝舍吃饭。

重庆杨森公馆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渝舍是坐落于观音岩附近上罗家湾马路边坡下的一片园林式住宅，俯临嘉陵江，是军阀杨森的私邸。

毛人凤之妻向影心与杨森的当家姨太田蘅秋是结拜姊妹，算是干亲，因而毛人凤抗战入川后借住于此。

此时，担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7集团军总司令的杨森，正率部在前线抗日，错过了与当年从他手里逃脱的“共党分子”文强见面的机会。

席间，毛人凤忽然以征询的口吻说：

“老板深知你这次不避艰险自海外归来，已是劳苦功高，早内定你到湖南主持稽私处。

只是，目前华北局势复杂而又紧张，必须加强对太行山孙殿英部的工作。在本局高级干部中，以吾兄担任这项工作为最适宜。”

文强听后，当即表示，个人无所打算，只要工作需要，一切听从安排。

毛人凤闻言，竟意外地怔了好一会儿。因为，当时在重庆的一批军统局高级骨干，对各省稽私处长一职，都认为是一生难得的肥缺美差，为此明争暗斗，已经闹得不可开交。

可是，文强竟毫不犹豫地作了如此答复。毛人凤顾不得终席，起身离座去打电话向戴笠作了汇报。

戴笠即要毛人凤转告文强，请明日到曾家岩戴笠公馆共进晚餐。

曾家岩戴笠公馆是位于重庆城西曾家岩小巷中靠嘉陵江一侧的一幢小楼，距当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城内办公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只有数十步之遥。

重庆曾家岩戴笠公馆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十余年前，文强曾急欲找周恩来申诉而未能找到，此时，他可以很容易见到周恩来，却又不再打算为那段往事去作什么申诉了。

在戴笠公馆，与他俩共餐的还有军统局人事处长龚仙舫、情报处长何芝园、电讯处长魏大铭等人。

戴笠这天显得特别客气，以温和亲切的口吻对文强说：

“念观兄，你不愧是校长的好学生。我已签报加委你为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谋，担任我局华北办事处处长。

这次到太行山去，是一项艰巨任务。目前华北局势很复杂，孙殿英、庞炳勋是两个很难对付的老狐狸，尤其是孙殿英，善变多诈。

好在，我与他之间，已经有拈香拜把的特别关系，又有胡宗南的中央嫡系部队在山上，再派你去坐镇，我就放心了！”

文强后来才知道，早在1933年，为了瓦解冯玉祥组建的抗日同盟军，戴笠就与因参加了热河抗战而闻名一时的孙殿英拉上了关系。

后来，两人又于1938年在武汉会晤时拈香拜把结为兄弟。尽管如此，戴笠对孙殿英并不放心，既怕他投降日寇，又怕他投靠八路军。

因此，先后派了平汉铁路北段爆破总队、新五军随军情报组等军统局机构紧随孙殿英部队行动，起到监视作用。

这一次，戴笠决定调文强为军统局华北办事处处长，也是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孙殿英的监视控制。

席间，毛人凤、龚仙舫、何芝园等七嘴八舌讲起华北敌后军统局的地下组织遭受日伪打击损失惨重的情况，要文强去恢复组织，在山上成立军统局华北办事处，统一领导华北军统局组织。

戴笠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他们说得文强插不上话，他只得转向戴笠问道：

“这次我去太行山的最主要任务是什么？”

戴笠思索了一下，答道：

“刚才，人凤、仙舫他们说的恢复本局在华北地区的组织固然重要，但若对孙、庞都控制不了，不能利用他们开展敌后工作，华北工作是打不开局面的。

校长明确指示过，在中条山沦陷后，太行山已成为我军在华北唯一敌后根据地。必须稳稳地控制住孙、庞两部，配合胡宗南的主力部队，才能确保山区为我军所用。

否则，太行山区必将被共产党吃光。黄河以北无我军立足之地，则中原地区旦夕可危。

你的主要任务是，运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确保太行山这个唯一敌后根据地不落到日寇和共产党八路军手里，这样，政府才在国际上说得起话。”

听了戴笠这番话，文强对华北之行感到一片茫然。他没想到，派他去太行山只是为了在国际上说得起话，还要限制八路军的发展。

这个时候，他真的有些后悔不该那么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毛人凤。

大概是戴笠看出文强有为难之色，以为他感到任务艰巨，为了给他打气，饭后出门时，又对他说：

“校长一两天内要接见你。不要穿西装，穿中山服，或军便服都可以。”

说完，他批给文强特别费法币1万元，又叫副官选了一支马牌三号大轮手枪送给文强。

毛人凤在一旁看了，眉飞色舞地说：

“老文，戴先生对你真是特别优渥了！”

文强只好报之以苦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他刚从上海、香港、澳门那样险恶的环境中死里逃生出来，又要到那么复杂的环境里去，哪里还高兴得起来呢。

这时，文强向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打听到，葛世明正在贵阳军统局电讯处招待所养病，便去信问候并表明心迹，还寄去旅费2000元，嘱咐她病愈后先到江津大姐处，将又强接来抚养，待他到西安安顿后，再接她北上完婚。

文强又给董益三留下一信，托其照料葛世明，并说明了他为使小儿有母，将遵妻遗愿与葛世明完婚的计划。

他还提出，婚后葛世明将作为长期养病离职，不再支取工薪，生活由他负担，望董益三多加关照。

据说，戴笠对军统局人员有一个纪律规定，即在抗战国难期间不准结婚。但是，这一规定却被文强变相突破了。

不过，戴笠对文强也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从未对此说过什么。

为了等候蒋介石接见，文强住在重庆城里观音岩中央饭店，几乎整天不敢出门。

等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上午才得到通知，戴笠亲自坐车来接他到了城西曾家岩德安里101号蒋介石官邸。

重庆曾家岩蒋介石官邸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大革命时期，文强在黄埔军校听过蒋介石的训话，这是第二次见到。十多年过去了，文强发现他显得苍老了许多，头也更秃。

当年，他曾在武汉参加黄埔同学签名声讨“背叛革命的蒋介石”；如今，已同许多中国人一样，认定这就是领导中国坚持抗日战争的最高领袖。

此刻瞬间，文强心头涌起的是“他为国事操劳”的感慨。

接见时，一个青年参谋坐在蒋介石身旁做记录。蒋盯着文强看了一阵，才开口叫他坐下。

很显然，他已经听过戴笠的汇报，蒋介石对文强在上海“孤岛”的工作情况十分了解，对他作了一番慰问。然后，要文强先说说香港英日之战和沦陷情况。

在文强讲述中，蒋介石又插话作了详细询问，可他只把所见所闻简要地说了一遍，说明另有两万字的书面报告呈上。蒋介石这才表示满意，转到了正题，说：

“你这次去华北的任务，比在上海和海外也许还要困难一些。要注意与党、政、军、团各方面通力合作来对付华北的复杂局面。我所要指示的话，已经向戴副局长说了，你知道了么？”

文强立即领会到这是蒋介石要结束谈话了。他便干脆地回答：

“戴副局长已经把委员长的指示详细向我交代过，为确保太行山敌后根据地，要以控制孙、庞两部为主要任务。”

蒋介石这时露出一丝微笑，对文强的回答表示满意。当他起身告辞时，蒋介石又表示关切地问道：

“家眷安置了没有？子女上学没有？”

文强不想细说自己妻子已经去世，小孩寄托无人的情况，只简单回答：

“都安置好了。”

在这次一个多小时的接见中，最出乎文强意外的是，蒋介石竟没有向他问起有关中共或苏联的问题。而他为了对付可能提到的问题，事先作了好一番准备。

文强动身离渝前，戴笠送来两封信，一封打着火漆印的给胡宗南，一封未封口的给蒋鼎文。另外，还叫文强带一本密电码本给庞炳勋。

当时，要去太行山，只能先乘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兰州，再乘西兰公路汽车到西安，再经洛阳，北渡黄河，才能进入太行山。

总之，要经过一段不平常的旅途。

出发时，毛人凤、连谋、余乐醒等军统高干将文强送到重庆城南长江边上的珊瑚坝飞机场。

谁知，这天飞机飞到天水时，因气候恶劣，飞机上结了冰，只得又返回重庆。第二天飞到秦岭上空，又因气候恶劣被迫返回。

第三天，文强与送行的人们都失去了信心，他只好对众人说：

“如果我再折回来，就不再惊动你们了，送行已经送够了，谨此辞谢。”

这一次，飞机在空中再也没有遇到麻烦，文强总算平安抵达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