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有急事，速归。”六个字，像一枚子弹，穿透了我的胸膛。那是1978年的冬天，北方的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营房的窗户。我正坐在连队的会议室里，听连长讲着下周的训练安排。桌上的搪瓷杯里泡着一片枯黄的茶叶，茶水已经凉透，杯口还有一道裂纹。我盯着那裂纹发呆，直到通讯员推门进来，把电报递到我手里。

连长看了一眼电报，嘴角扬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小子，这事我也干过。”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低了几分，“赶紧收拾东西，别耽误了。”我愣了一下，电报上的字像是烧红的烙铁，烫得我心口发疼。我问连长：“家里到底出了什么事？”他摇摇头，没再说话。

回家的路比想象中漫长。部队的吉普车送我到县城后，我搭了一辆拉煤的卡车。车厢里满是煤灰，空气里弥漫着刺鼻的味道。我裹紧了军大衣，手指摸到衣兜里那张电报，纸张已经被汗水浸湿，边角有些发软。我闭上眼睛，脑海里闪过母亲的脸。她的眼角总是挂着一丝疲惫的笑，手上总有洗不掉的皂粉味。

车子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我的心也跟着上下起伏。司机是个中年男人，嘴里叼着一根烟，烟头的火光在昏暗的车厢里忽明忽暗。他问我：“小伙子，家里出啥事了？”我摇摇头，回答得含糊：“不知道，电报没说。”他咂了咂嘴，像是想起了什么，没再问。

到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村口的老槐树在风中摇晃，树干上挂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灯光下站着一个人，是我父亲。他的背有些佝偻，手里拎着一只破旧的竹篮，篮子里装着几块冻得硬邦邦的红薯。他看到我，脸上的皱纹舒展开来，嘴唇动了动，却没说话。

我跟着父亲进了屋，屋里的火炉烧得正旺，炉子上放着一壶水，壶嘴冒着白色的蒸汽。母亲坐在炉边，手里拿着一件半织的毛衣，针线在她手里上下翻飞。她看到我，眼里闪过一丝惊喜，但很快又被一种复杂的情绪掩盖。我喊了一声“妈”，声音有些哑。

母亲放下毛衣，拉着我的手坐到炉边。她的手有些粗糙，指尖的茧磨得我的手心发疼。她说：“你回来了就好，家里没什么大事，就是……”她顿了顿，像是在斟酌措辞，“你妹妹要结婚了。”

妹妹要结婚？这消息让我愣住了。她才十八岁，怎么就要嫁人了？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男方是隔壁村的，家里条件不错，人也老实。你妹妹同意了，我们也就没拦着。”她的语气很平静，但我听得出，她心里并不完全认同这桩婚事。

我妹妹从屋里走出来，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袖口已经有些磨损。她低着头，不敢看我。我叫了她一声，她抬起头，眼里闪过一丝委屈，又很快低下头去。我问她：“你真的愿意嫁给他吗？”她没回答，只是用脚尖在地上画着圈。

父亲叹了口气，声音低沉：“这事已经定了，男方家明天就来下聘礼。”他的话像一记重锤，砸在我的胸口。我想说些什么，却又觉得无力。妹妹的眼神让我心疼，那是一种被命运裹挟的无助。

第二天，男方家果然来了。几辆马车停在院子里，车上装着几袋米、一箱酒，还有几块布料。男方的父亲是个胖乎乎的男人，脸上挂着讨好的笑。他不停地夸我妹妹，说她贤惠、懂事，还说他们家一定会好好待她。

我妹妹站在屋檐下，手里捧着一杯热茶，茶水冒着白色的雾气。她的脸上没有笑容，眼神飘向远处的田野。母亲拉着她的手，低声说：“嫁过去了，就要好好过日子。”妹妹点了点头，嘴唇动了动，却没发出声音。

我走到妹妹身边，轻声问她：“你真的愿意吗？”她的眼眶红了，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没有流下来。她说：“哥，我没得选。”这句话像一根针，扎进我的心里。我想替她做些什么，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

婚礼那天，村里的大喇叭放着喜庆的音乐，院子里摆满了红色的桌椅。妹妹穿着一件红色的棉袄，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绒花。她的脸上画了淡淡的妆，眼角的红晕让她看起来像个陌生人。

我站在院子的一角，看着她被男方家的人接走。马车的车轮碾过泥土，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妹妹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心碎。她的眼里有不舍，有委屈，还有一丝隐隐的期待。

连长的话突然在我耳边响起：“小子，这事我也干过。”我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这世上有些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我们只能接受，带着无奈和遗憾，继续往前走。

多年后，我回到村里，妹妹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她的脸上多了几道皱纹，眼神却比以前平静了许多。她告诉我，丈夫对她不错，日子虽然平淡，但也算过得去。

我看着她的孩子，心里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那个孩子像极了她小时候，眼睛里透着一股倔强。我问她：“你后悔吗？”她笑了笑，摇摇头：“哥，日子就是这样，过着过着，也就习惯了。”

我想起那张电报，想起连长的笑容，想起妹妹嫁人的那一天。那些记忆像是泛黄的老照片，带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沉重。我终于明白，有些事，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只有接受，然后继续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