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是1978年，腊月二十八，天寒地冻，北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屋檐下的冰凌子被风吹得叮当作响。母亲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五元纸币，眼神空洞得像一口干涸的井。灶台上的铁锅里，昨晚剩下的半碗玉米糊糊已经冻成了冰疙瘩，连锅铲都插不进去。那是我们家仅剩的食物了。

“妈，今年还能过年吗？”我小心翼翼地问，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母亲抬起头，眼眶红肿，嘴唇干裂得像冬天的田地。她没有回答，只是用力搓了搓手，似乎想把那点仅存的温度留住。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一声喊：“嫂子，开门，是我，大舅！”母亲愣了一下，随即像被针扎了一样从炕上跳起来，连鞋都没穿好就跑去开门。门一开，一股寒风夹着雪花扑进屋里，大舅提着一个黑色的布袋，脸冻得通红，鼻尖上挂着一滴未化的冰。

“嫂子，听说你手头紧，我给你送点肉来。”大舅一边说，一边从布袋里掏出一块冻得硬邦邦的猪肉，放在炕桌上。那块肉不大，只有巴掌大，但在我们眼里，却像一块金子一样耀眼。

母亲看着那块肉，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哽咽着说：“大哥，这肉我不能要，你家里也不宽裕，咋能让你破费呢？”大舅摆摆手，声音低沉却坚定：“嫂子，咱是一家人，过年了，不能让孩子们连口肉都吃不上。再说了，这肉是我攒了好几个月的票换来的，不值啥。”

母亲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她一边抹眼泪，一边把肉往大舅怀里推：“大哥，我知道你心疼我们，可我不能要，真的不能要……”大舅的手一顿，眼神复杂地看着母亲，像是想说什么，却又咽了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叹了口气，把肉放回桌上，然后转身走了出去。

门关上的那一刻，母亲终于忍不住失声痛哭。她一边哭，一边喃喃自语：“都是我没用，连孩子们的年都过不好……”我站在一旁，心里酸涩得像吞了一口生姜，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那块肉最终还是留了下来。母亲把它切成了薄薄的几片，用盐腌了起来，说要留到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吃。可就在我们以为这个年还能勉强凑合过去的时候，姑姑来了。

姑姑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她穿着一件旧棉袄，头发乱糟糟的，脸上带着一丝焦急。她一进门，就直奔主题：“嫂子，我家老二发高烧了，医生说得住院，可咱家实在拿不出钱了。嫂子，你能不能借我点钱，救救孩子？”

母亲听完，脸色一下子变得煞白。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五元纸币，又看了看炕桌上的肉，嘴唇颤抖着，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姑姑见状，眼圈也红了：“嫂子，我知道你也难，可老二是条命啊！嫂子，求你了！”

屋子里静得可怕，只有窗外的风声在呜呜作响。过了好一会儿，母亲终于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行，我借你。但你得答应我，等你宽裕了，一定还我。这钱，是我攒了大半年，就为了让孩子们过个像样的年。”

姑姑连连点头，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下来：“嫂子，我一定还你，一定还！”母亲颤抖着手，把那张五元纸币递给了姑姑。姑姑接过钱，千恩万谢地走了。

门关上的那一刻，母亲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双手捂着脸，肩膀一抽一抽的。我看着她，心里像被刀割一样疼，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大年三十那天，母亲起了个大早。她把那块腌好的肉切成了碎末，又剁了一些白菜和萝卜，拌在一起做成了饺子馅。她一边包饺子，一边叮嘱我：“记住，这饺子里有肉，等会儿吃的时候，别狼吞虎咽，慢慢吃，细细品。”

饺子下锅的时候，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肉香，那是我们家整个冬天里最奢侈的味道。母亲把饺子端上桌，笑着对我说：“来，尝尝，看咱家的年味儿怎么样。”我夹起一个饺子，咬了一口，肉馅的香味在嘴里炸开，那一刻，我觉得这个年，似乎也没那么难熬。

可就在我们准备开动的时候，门外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次来的，是村里的会计。他手里拿着一张纸，神色严肃：“嫂子，村里今年的公粮任务还差一点，得麻烦你们家再补点上来。”

母亲愣住了，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了地上。她站起来，声音发颤：“会计，咱家实在没东西了，连过年的饺子都是借来的……”会计叹了口气：“嫂子，我也知道你难，可这是村里的任务，大家都得分担。”

母亲沉默了很久，最后咬了咬牙，把那盘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了起来：“行，我拿去交。”我急了，扑过去抱住她的腿：“妈，不行！这是咱们的年夜饭啊！”母亲蹲下来，摸了摸我的头，眼里满是愧疚：“孩子，妈答应你，明年一定让你吃上更好的饺子。”

那天晚上，我饿着肚子睡着了。梦里，母亲端着那盘饺子，走在一条漫长的雪路上，脚印深深浅浅，渐渐消失在风雪中。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年的饺子，不只是食物，更是母亲用尽全力守护的尊严和希望。尽管生活再难，她也从未放弃过让我们看到一点光亮的努力。

而那块肉，那张五元纸币，那盘被端走的饺子，成了我记忆里最深的锚点。它们让我明白，贫穷可以夺走很多东西，但夺不走一个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亲情的坚守。

1978年的那个冬天，虽然寒冷刺骨，但母亲的眼泪和笑容，却像一团火，温暖了我整个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