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位于黄河、淮河之间，地据苏、鲁、豫、皖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的重要枢纽，既有向四面转用兵力的交通条件，也是南京失守后，中国在战略上保卫武汉的重要屏障及前进基地。
日军为打通津浦线，沟通华北、华中两个战场，进而切断陇海路，威胁平汉路侧方，并以此作为进攻武汉的准备，对徐州这一要地势在必得。
因而，双方于1938年3月中旬至6月中旬，在以徐州为中心的苏北、鲁南、皖北及豫东广大地区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徐州会战。
会战开始之前，在津浦路南、北两段已经进行了“淮河阻击战”及“鲁南反击战”等多次战斗，也可称之为徐州会战的序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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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会战分为前、后期两个阶段：
前期为台儿庄作战，后期为徐州突围及豫东作战。
在前期，中国军队投入步兵29个师又1个旅，约28．8万人，后期增至64个师又3个旅，约45万人。另外，还有空军以少量架次飞机予以支援。
日军在前期共投入步兵3个师团，约7．6万人，然后逐次增加兵力，后期达到8个师团又3个混成旅团，约24万人。
另外，还配属有临时航空兵团（下辖第1、第4两个飞行团）及第3飞行团。
在台儿庄作战中，中国军队击败了日军两个精锐师团的主要力量，获得抗战以来正面战场第一次大捷，在抗日战争史上有重要地位。
南京失守后，国内外形势均有变化及发展。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关于中日和谈的调停已经失败；日本改变对华政策，宣布“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
一向与国民政府关系密切的德国，在1938年2月20日正式承认“满洲国”，并称：“中国是一个弱国”，“日本则是人类文化安定的因素”。
英、美、法等国民众虽然同情与支持中国抗战，如南京失守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和物理家爱因斯坦、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法国著名左翼作家罗曼罗兰联名发表宣言，吁请各国人民自动组织抵制日货，勿与日本合作，以免助长该国侵略政策，全力援助中国。
但是，英、美、法等国政府却不肯为中国而得罪日本，均持观望态度。
虽然，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于1937年10月5日在芝加哥发表了“隔离”演说，不指名地警告了日本，但演说的中心要点，并非谴责日本的对华侵略，而是警告日本不得违背九国公约规定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及“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
实质上，他仅仅是告诫日本不要损害美国的在华利益，否则，就要采取干涉手段。即使如此，罗斯福的言论仍受到美国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
而且，日本外务省的情报部部长河相达夫针对罗斯福的演说，立即反驳，发表声明说：
“当今世界存在‘占有国’与‘非占有国’的斗争，严重地表明原料、资源分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如果不予纠正……‘占有国’对‘非占有国’拒绝让步，那么，解决的办法就只有诉诸战争。”
于是，罗斯福不得不退缩回去，于10月12日改口说道：“必须不仅考虑到使我们今天置身于战斗之外，还要使我们在今后世世代代，都置身于战争之外。”
与此同时，美国继续供应日本大部分用于侵略中国的战略物资。
在国际上，只有苏联为了利用中国“来对付日本人”、“紧紧束缚住日本的手脚”，以便“在德国一旦进攻苏联时，能避免两线作战”，积极援助中国政府抗战，尽量满足国民政府的要求。
至1938年1—2月间，苏联援助国民政府的军事装备，已有飞机约200架及装备20个步兵师的武器、弹药。
此前的1937年12月，苏联一次就运给中国115毫米重炮80门、76毫米野炮100门、37毫米防坦克炮80门、轻重机枪900挺、驱逐机62架以及大批炮弹枪弹，并派遣了志愿飞行员及军事顾问、教官等人员。
面临上述情况，国民政府于1938年1月20日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在政略、战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组织抗战。
首先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为进一步动员全国抗战力量，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的部分建议，预拟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准备在大会上通过。
《大会宣言》称：
“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表示了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
《抗战建国纲领》共有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7个方面，共32条。
主要内容是：
一、在政治上，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地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
二、在军事上，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
“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
“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卫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
三、在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
“在抗战期间，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四、在外交上，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
这一纲领中，积极方面的内容虽然后来并未能真正落实，但当时对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及发动全国人民继续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次，开始执行“持久消耗战”的战略方针，早在1935年，蒋介石在四川就曾阐述过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
他说：“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
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
18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这一战略。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
以后，他又多次重申“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
不过，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中日战争的严重局势估计不足，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基础和持久抗战的充分准备，又认为，依赖国际干涉可以尽快结束战争。
所以，从“七七”抗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期间，中国军队是以阵地战消耗敌人，在战役上，争取持久战，而在战略上则是幻想迅速结束战争。
而且，这些，在蒋介石的一些言论、命令中，都可以得到证明。
抗战开始前，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将来对日战争时，就一再强调“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固守不退”等，并说这就是“救国要诀”。
抗战开始后，8月10日，他致徐永昌电令说：“前线各部队除构筑工事线外，须特别注重固守据点之战术。凡重要城市……预为固守三个月准备之计。”
况且，抗战开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阵地防御作战，特别是淞沪会战，更是一个典型例子。军事委员会主编的《军事杂志》就曾载文承认“上海之战，未能坚持持久战原则”。
经过半年的抗战，中国最高军事当局已经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
同时，接受了华北、沪、京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指导，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持久，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采取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进行持久抗战。
白崇禧认为，在南京失守后“我们战略之应用，确已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之争夺”。
蒋介石也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说道：
“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李宗仁说：“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
何应钦则说：
我军“深知敌强我弱之异势，乃策定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
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但与前一阶段执行的方针相比，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国民政府军委会于1937年12月13日，在武昌下达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进行“持久抗战”的《作战计划》。
其“指导要领”中要求：
“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
所有在各战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
“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
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
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
第三、加强军事领导，改组军事委员会，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改组了军事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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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任命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委员，后又增加宋哲元、熊式辉、卫立煌、万福麟为委员。
同时，规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部长、军政部部长、军训部部长、政治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
由参谋总长指挥各部、院、会、厅，辅助委员长策划全局及处理委员会日常工作。
面对日本的侵略，中国“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
但是，也有少数高级将领，或因胆小怕死，或为保存实力，不服从指挥，对敌望风而逃，以致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丧失国土62万平方公里。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表现，尤为恶劣，他在受命防守津浦铁路北段后，毫无抗战意志。
山西战局紧张时，军事委员会令其向德州、沧州一带出击，以为牵制，他抗不从命，未战先退。特别是南京失守后，北线局势开始严峻，韩复榘仍未加强黄河防务。
1937年12月23日，日军第10师团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韩复榘于24日即率军南退，仅留第20师守卫济南。致使26日济南失守。
31日，蒋介石电令其将主力“分布于泰安到临沂一带，泰山山脉地区之各县，万勿使倭唾手而得全鲁”，韩复榘不但不依令增兵泰安，反而于次日（1938年1月1日）放弃大汶口，率军退至济宁；
5日，其又由济宁率军退至曹县、单县、城武一带，并公然违反军事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本战区”的命令，将该集团军的军需辎重及私人财物，由津浦铁路经陇海铁路转至平汉路，进入第一战区防地，停于漯河，准备全军退往该地。
1月11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第五两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作了《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讲话。
在总结“挫败原因”时，指出政府军队的12个缺点，其中着重批评了高级将领，认为“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有些高级将领缺乏牺牲精神，“缺乏敌忾心”，“缺乏坚决自信”以及“命令不能贯彻”。
韩复榘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当日，即将韩复榘“免职查办”，送到武汉，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依法处以死刑，1月24日执行。
制裁韩复榘对于督促广大军队官兵作战，以及提高军队的抗战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
白崇禧曾说：
“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3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
在此之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行。”
“1月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嘉奖抗战牺牲的郝梦龄军长、佟麟阁副军长，并撤职查办、枪决处死41名作战不力的旅长以上将领……给保存实力、怠于作战的军官以极大震慑，前方士气为之一振。”
与此同时，军委会利用日军暂未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间隙整军，对全国军队进行了武器装备及兵员的补充，以恢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