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鲁中反“扫荡”斗争
1942年下半年，敌人为支援太平洋战争和南亚战争，急谋巩固其后方，开始推行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军事上，敌人综合过去的“铁壁合围”、“分进合击”等手段，发展成为“拉网合围”的“扫荡”战术。即以强大的兵力呈网状分布，多路、快速、梳蓖式推进，构成若干个合围圈，边压缩、边搜索，力图迫我于狭小地区聚而歼之。
10月17日，日伪军约5000余人，从莱芜、博山、淄川、章丘镇、胶济线分6路出发，向我泰山地委机关驻地莱芜吉山刘白杨村进行合围偷袭。当时主力部队正在外线作战，这里除地委机关外，只有分区特务连和县区干部培训班的300余人，为掩护机关突围，泰山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汪洋同志指挥地委机关人员分路突围，自己率领部分人员向吉山方向突围，与敌主力展开激战。战况异常惨烈，终因众寡悬殊，虽毙敌200余人，但汪洋和200余名干部战士壮烈牺牲。消息传来，我们大为震惊。汪洋同志是山东东阿县人，抗战前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在莒县、临沂、沂水组织抗日武装，后编入山东纵队四支队，他曾任四支队团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四旅政委等职务，1942年5月任泰山区地委书记，他的牺牲是鲁中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损失。
区党委与军区研究，报分局批准，决定由泰山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同志代理地委书记，坚持泰山区的斗争。
吉山战斗后，泰山区对敌斗争形势更加恶化，由于各地委有的同志过去强调党政干部的“职业化”掩护和保存力量，而没大胆及时地开展对敌斗争，退缩到边远山区，工作受到不少影响。为了扭转斗争局势，鲁中区党委负责人、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舜初同志亲自到泰山区检查指导工作，帮助那里的同志总结对敌斗争经验教训，开创新的局面，同时对泰南区的工作也进行了指导。罗舜初同志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前一段的对敌斗争情况，指示泰山地委采取有力措施，调整、充实县以下领导力量和地方武装，要求“下山打虎”，深入敌占区，大力开展对敌斗争，改变被动局面。与此同时，鲁中区党委报请分局同意决定调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在泰南区，罗舜初着重帮助地委一班人加强协调配合，针对地委、专署、军分区机关驻地偏于东部新（泰）蒙（阴）山区根据地，对西部新泰、泰（安）宁（阳）、泗（水）北等广大地区难以实施有效领导的状况，指示地委加强西部广大地区的工作，派出得力干部和精干部队，恢复那一带的工作。
根据罗舜初同志的指示，泰山地委抽调了大批地专机关干部到县区工作，调蒋方宇、高启云、胡寅、刘喆、薛玉、翟翕武、亓伟等得力干部到各县任县委书记、县长，军分区也抽调部分干部和骨干充实、加强县大队（独立营），地委、军分区还派军分区副司令员钱钧带支小部队东进淄河流域，支援在那里艰苦工作的益临工委，并在工委的帮助、配合下，开辟和扩大根据地。泰南地委根据区党委指示，迅速在西部地区建立了泰宁中心县委，派地委宣传部长张烈同志任中心县委书记，同时派军分区参谋长单洪带一支部队去泰宁地区活动。
1943年春，泰山区、泰南区的形势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继对泰山区“拉网合围扫荡”之后，敌伪又集中了1.5万余人的兵力向鲁中沂蒙中心区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敌人这次“扫荡”更加狡猾了，先放出风声要“扫荡”滨海区，并派出部分兵力向滨海区附近集结，以制造假象。在滨海区活动的山东军区、省战工会等领导机关转移至沂蒙山区以后，敌人便集中主力，突然合围沂蒙山区。
10月25日，集结于新泰、蒙阴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所辖的独立第十混成旅团5000余人，兵分3路向岸堤、坦埠、高湖推进；临沂的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主力3000余人，向沂河、沭河以东各据点推进；沂水的日军独立第五、六混成旅团主力6000余人，兵分数路，星夜出犯，控制了汶河南岸及沂河沿岸的斜午、河阳、葛沟等地。26日，日军第十混成旅团在高湖、孙祖扑空后，遂西犯垛庄、蒙山；第三十二师团回兵北犯青驼寺、张庄集、东西桃花坪；第五、六混成旅团完成了对沂蒙公路等要道区域的封锁。
27日，日军纠集1.2万余人，在飞机、大炮、骑兵的配合下，向我从滨海转移至沂水南墙峪的山东军区、省战工会及二地委等机关、部队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及部队大部适时跳出敌之合围圈，部转移来不及的，依托南墙峪以南的悬崮顶等高地，顽强抗击敌人，黄昏后分路冲出重围。11月2日，当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转移到对崮峪时，又遭从沂水城、东里店、大关等据点出动的日伪军5000余人的合围。省战工会主任、山东军区政委黎玉、副司令员王建安指挥军区特务营、二军分区一团一营坚守对崮峪一天，冒着敌人的猛烈炮火，先后打退了敌人的8次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为机关突围赢得了时间，但特务营的500名勇士仅剩下14人，陷入绝境的14名勇士在营长严雨霖带领下，跳下悬崖，又有6人牺牲，全营最后只有8人生还。
二军分区团团长刘毓泉、政委王锐、政治部主任张圣符等数百名指战员也壮烈牺牲。省战工会主任黎玉同志负伤，分局宣传部长李竹如同志、鲁中二地委组织部长潘维周同志牺牲。
在这次反“扫荡”中，我的前妻王濯（沂南妇救会长）疏散隐蔽在沂水城郊的一位做小学教员的女友宋元椿家中，不幸二人一同被敌俘去，关在沂水城内。多亏王的堂弟在伪监狱中做事，从中暗加保护，后经组织营救出狱。沂蒙地委审查了其在狱中的表现，认为其保守了党的秘密，故恢复了她的组织关系。
敌人的“扫荡”撤军途中，又突然向位于淄川东南部的我军据守的马鞍山发动进攻，坚守在山上的我军几十名伤病员与数千敌军激战两天，杀伤大量敌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在山上养伤的鲁中军区二团副团长王凤麟、区党委组织科长李成仕等30多人壮烈牺牲。同时还有在山上避难的冯毅之同志的父亲、妻子、子女等一家6口也壮烈牺牲。
马鞍山保卫战是鲁中抗战史上悲壮的一页。王凤麟同志是与我一道从延安到山东工作的，他曾是东北抗日义勇队的一名英勇的战士，后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爆破技术。到山东后，凤麟同志在鲁中部队二团担任副团长，为鲁中以至山东纵队培养了许多爆破手。在战争实践中，凤麟同志同其他同志一道，使爆破战术逐步完善，在当时我军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爆破成为我军攻城掠地的攻坚武器，减少了很大伤亡，得到毛主席的赞扬。凤麟同志功不可没。
11月中旬，日军一部在“扫荡”沂蒙山区后，再次“扫荡”泰山区。一军分区部队在廖容标等指挥下，避开敌人合围，保存了有生力量。博莱县独立营营长郇振民，率一个排在博山夏庄附近的桃花岭英勇抗击敌人，掩护党政军机关转移，与敌激战中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壮烈牺牲。正在泰山区检查工作的“泽东青年干校”副校长、省青委书记钟效培，在莱芜东北的榆林前遭敌袭击，突围时身负重伤，不幸牺牲。
在这次反“扫荡”斗争中，沂蒙区军民已经有了1941年冬反“扫荡”的经验，经过了“减租减息”运动，人民群众觉悟有了很大提高，又经过村组织整顿，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大大增强，各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也有了一定战斗力，反“扫荡”斗争开展的有声有色。区、村干部坚持本地斗争，民兵游击小组主动开展杀敌竞赛，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及民兵广泛开展了游击战、地雷战、麻雀战，沉重打击了敌人，涌现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沂北野房乡一位党支部书记武善同，为了保护红石岩村的群众不被敌人屠杀，挺身而出，把敌人骗到村东的悬崖绝壁上，乘敌不备，突然把一名日本兵推下悬崖，紧接着又抱住一名日本兵一起跳下悬崖，英勇牺牲，敌人被惊得目瞪口呆。像这样的英雄事迹真是举不胜举。
以中心村为基点的民兵联防在反“扫荡”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一村有敌情，村村呼应。莱芜口镇、雪野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企图偷袭茶叶峪五村联防，被白杨、清山村的民兵发现后，立即鸣土炮报警，各村联防立即集合迎敌，经一天一夜激战，消灭日伪军100余人，缴枪60余支。在鲁中沂蒙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敌人的这次大“扫荡”仅持续了十几天便收场了。
“扫荡”过后，区党委立即带领沂蒙军民展开大破袭斗争，破坏了临（沂）蒙（阴）、沂（水）临（沂）、沂（水）蒙（阴）等公路交通线及敌人的通讯线路，地方武装也频频出击，打击伪保甲人员及汉奸、特务，摧毁了不少炮楼、岗楼，粉碎了敌人封锁、分割沂蒙中心区根据地的阴谋。
在鲁中沂蒙抗日军民进行英勇的反“扫荡”斗争时，罗荣桓同志指挥一一五师，运用“敌人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人那里去”的“翻边战术”，在滨海区南部发动了海陵战役，6天内攻克敌据点16处，将伪军杨步仁的1200余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200余人。随后，又发动了郯城战役，经过一天激战，攻入城内，全歼守敌。海陵、郯城战役打乱了敌人的“扫荡”计划，有力地支援了沂蒙山区的反“扫荡”斗争。这两个战役成为罗荣桓同志运用“翻边战术”的范例。此后，罗荣桓同志的“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抗日根据地，在反“蚕食”反“扫荡”，坚持边沿区和开展敌占区的斗争中，起到了重大作用。
送于拒李，三次讨吴
1943年6月，蒋介石命令于学忠部离鲁，另派其嫡系山东籍的反共将领李仙洲部入鲁，其目的在于加强国民党在山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进行反共，这样将使山东三角斗争日益复杂和激化。于学忠部的驻地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沂鲁山区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处于鲁中根据地的北端，两山峰峦连绵，山崮耸立，地势险要，西与泰山，南与蒙山相连，北抵胶济铁路，东达诸（城）莒（县）安（丘），纵横数百里，构成山东中部最大的山区，是山东的屋脊。诸日曹山区是滨海区北部的重要山区，北与沂山山区衔接，南与甲子山相连，是沟通滨海区与胶东区联系的重要依托。这些山区在抗战开始时本来是我们开辟的地区，后因我们未认识到它的重要作用，被国民党顽固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抢占去了，我们的部队及党的活动被迫退出。于学忠部开进山东后，也以此为根据地，对我鲁中沂蒙中心根据地造成很大威胁。于学忠部屡遭日军打击，处境极为困难。而沈鸿烈系统的吴化文部于1943年1月公开投敌，当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在日军的支持下极力向于部进攻，使于部处境更加困难。
7月上旬，于学忠部不待李仙洲入鲁接防，便撤离了沂鲁山区，过津浦路而去。在于学忠通过我军的防区时，我们给予便利条件，筹备粮草，予以欢送。
因于部撤走而空出来的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立即成为敌、顽、我三方激烈争夺的目标。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于部退出的阵地，根据山东军区的统一部署，鲁中军区派主力一、二、四团及一、二、三军分区部队在滨海军区一部的支援下，抓住有利时机，向莒（县）沂（水）安（丘）边区挺进。从7月中旬到8月上旬，同在日军支持下的伪军吴化文部、张步云部和厉文礼部展开激烈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并击毙了匿藏在伪军厉文礼部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秦启荣，控制了沂山山区全部和鲁山山区部，解放了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开辟了沂山区抗日根据地。这是第一次讨吴战役。为了巩固新解放的沂山地区，于9月间建立了沂山工委和沂山军分区，李耀文任工委书记，赵杰任军分区司令。
1944年初，为进一步加强该地区的领导力量，巩固新区，将沂山工委改为鲁中四地委（沂山地委），分局调原区党员区委副书记霍士廉同志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李耀文同志任军分区副政委兼地委副书记。同时成立鲁中四专署（沂山专署），徐元泉任专员，辖沂北、莒沂边、安丘、昌乐、临朐5县。
与解放沂鲁山区的同时，在冀鲁豫边区、鲁南区和鲁中区军民的坚决打击下，彻底粉碎了李仙洲部入鲁反共的企图，保证了鲁中根据地以及整个山东的抗战局面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此后直到抗战胜利，山东境内再无国民党主力部队，也无正规的国民党省政府存在，三角斗争的形势为之改变，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取得优势地位。
1943年11月上旬，1万多名日伪军向鲁中根据地发动了大“扫荡”。由于鲁中抗日军民日益强大，敌人已经没有力量对整个鲁中沂蒙中心区发动大的合围“扫荡”，因此敌人的进攻指向了以大崮山周围为中心的沂蒙山区北部根据地。为了对付敌人的这次“扫荡”，鲁中党政军民做了充分的准备，鲁中区党委机关仍分散活动，我到泰南地区帮助工作，军区机关率主力部队主动转移，在大崮山周围地区仅留下小部队牵制敌人。其中，二军分区十团三营八连93位勇士，在副营长张栋率领下，冒着敌人的狂轰滥炸，坚守南、北岱崮18天，抗击了数千敌人的围攻，以伤7人牺牲2人的代价，毙伤日军200余人及大批伪军，胜利突出重围，创造了鲁中抗战史上的又一个奇迹。该连后来被山东军区授予“岱崮连”光荣称号。
敌人的这次“扫荡”，损兵折将，所获很小，只持续了十几天便草草收兵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军已捉襟见肘，走下坡路了。敌人“扫荡”过后，我鲁中部队立即适时地转入了攻势，发起了第二次讨吴战役。
12月4日，鲁中军区集中了约5个团的兵力参战，地方武装与广大民兵也广泛开展破袭战相配合，从四面向盘踞在鲁山以南，东起东里店、西至大张庄、北至石桥（均在沂水西北）这一地区的吴化文部展开进攻。经过4昼夜激战，攻克了北沂蒙地区的东里店、大张庄、岱崮、石桥等地据点，歼敌800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收复了鲁山南部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敌伪“蚕食”北沂蒙地区的阴谋，沉重地打击了伪军吴化文部，并直接配合了山东其他根据地的反“扫荡”斗争。
第三次讨吴战役是随着国际反法西斯斗争的节节胜利和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及敌后抗日根据地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而发动的。
敌人的“蚕食”“扫荡”遭到严重挫败，被迫收缩兵力，实行“重点配备”，自1944年初开始，驻鲁中的日伪军相继撤退了40余处据点。许多据点也仅由伪军把守，其中以泰山区敌人收缩的最多，减少了20多个据点，沂山区减少了8个，沂蒙区减少了7个，泰南区减少了6个。鲁中军民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又拔掉了敌人的许多据点、碉堡，收复了1500多个村庄，军分区收复了章（丘）莱（芜）、博（山）莱（芜）公路沿线的许多村庄，使泰山区东西之间连成一片，继之又向章丘、历城、淄川南部发展，逐渐逼近胶济铁路。三军分区部队也主动出击，先后在蒙阴西部、泅水、平邑北部拔除多处敌伪据点，并夜袭华丰煤矿敌据点，获得重大战果，扩大了根据地。鲁中的党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从1943年下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新建了一个地委单位，10个县（工）委单位（包括铁路、矿区、城市等工委），恢复和发展党员7700多人，鲁中根据地形势大为好转。但盘踞在沂鲁山区的伪军吴化文部虽在我两次“讨吴”中受到严重打击，但其基本势力依然存在，并依仗其日军和国民党的双重靠山，继续与我为敌，成为鲁中抗日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命令鲁中区党委、鲁中军区，趁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集中所有力量，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给吴化文部以毁灭性的打击，以打通鲁中沂、蒙、泰、鲁各山区的联系，改善鲁中区与清河区的交通，彻底扭转鲁中的对敌斗争态势，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这时，我被任命为鲁中区党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从泰南回到区党委驻地，投入了紧张的战役准备工作。鲁中区党委、军区根据上级指示，做了周密的部署。集中了主力一、二、四团和一、二、三、四军分区的基干部队，抽调了部分战斗力较强的县大队（独立营），加上山东军区派来的滨海军区六团共1万余人的兵力，还动员了1.2万多名民兵、民工配合主力行动，其他地方武装、民兵则担任后方兵站、警戒等任务。我军秘密部署完毕后，于1944年3月25日夜，在鲁山周围300里的战线上，分成4路梯队同时发起突然进攻，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迅速歼灭了吴伪的两个主力团。这时，淄博、益都、莱芜的日军拼凑了数千人出动为吴化文解围，我军主力随即撤出战斗，避开敌之锋芒，只留下小部队不断袭扰敌人。敌人到处扑空，疲于应付，只得草草收兵。
4月中旬，我军调整部署后，又发起第二阶段作战，采用声东击西的办法迷惑敌人，调动了吴化文率4个主力团东援，我军主力却乘敌空虚，奇袭敌西线和郑王庄总部驻地，捣毁了吴伪的司令部，其八大处机关人员全部被我俘虏，缴获各种物资甚多。我军同时发起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瓦解吴伪官兵1600多人。在我军的猛烈打击下，吴化文遭到惨败，被我军歼灭7000多人，占其总兵力的60％以上。
吴化文元气大伤，其残部龟缩在博山、莱芜一带，仰仗日本侵略军的力量苟延残喘。这次战役我军完全控制了沂鲁山区，胜利地完成了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给予的任务，获得空前的胜利。
5月9日，鲁中区党委、鲁中军区及各抗日群众团体、当地军民，在沂南举行了祝捷大会。山东军区的代表李作鹏、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代表山东军区和省参议会向鲁中军民祝贺，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特别是马保三同志在讲话中，结合鲁中的实际情况，恰如其分地联系中央的十大政策，颂扬毛主席领导的英明，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大众日报》发表了题为《予吴逆以痛击——向三次讨吴战役的英雄军民致敬》的社论，祝贺第三次讨吴战役的胜利。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的社论，高度赞扬此次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鲁中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就大大改善……”
这次吴化文的惨败，除了我军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正确攻势外，我军的破译工作十分成功地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主要是罗舜初同志的功劳。罗舜初同志在红军时期曾长期从事机要工作，对国民党的电报密码很有研究，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很高的破译密码的水平。在战役中，舜初同志亲自掌握电台，截收破译吴化文发出的所有电报，对吴化文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根据敌情的变化，及时抓住战机。战役开始发起的时间，就是在掌握了吴化文离开部队去济南的情报后决定的，利用敌人群龙无首的时机，突然打击敌人。战役进行中，王建安、罗舜初又命一军分区司令员廖容标虚张声势、吸引敌人，从截获的敌人电报中可以看出，敌人果然中了计，称“廖容标率数千之众南下，速来增援”，使敌人把攻防目标集中对付廖容标，从而调动了敌人。
其实，廖容标率领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营，其余都是地方武装和民兵。我军在截获敌人调动增援的电报后，即集中主力袭击其老巢，结果大获全胜。
鲁山区收复后，区党委机关即转移至鲁山南麓的东里店（今属沂源县），直接领导新收复区的工作。为了建立和巩固鲁山区根据地，区党委报请分局批准，于1944年7月建立了鲁山地委（鲁中五地委），同时，鲁中军区派主力二团兼五军分区，由二团政委李伯秋兼任地委书记及军分区政委，派张敬焘同志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地方工作。区党委还派张格心、林萍带工作团到临（朐）蒙（阴）沂（水）边区帮助开展群众工作，巩固根据地，并决定将原临朐八区、蒙阴八区、沂水八区等合并新建立沂源县。因该地处沂水之源头，故起名“沂源”。
沂源县所属地区由于长期受到敌伪和吴化文部的残酷压榨，群众生活极其艰难，致使许多群众活活饿死，更多的群众被迫携儿带女背井离乡，以致造成“十室九空”的“无人区”。第三次讨吴战役胜利后，在这一带建立新根据地的当务之急就是帮助沂源人民恢复家园，发展生产。区党委进驻沂源，就是为了迅速打开这一地区的局面。
在区党委和鲁中联合办事处、鲁中主力二团的大力支持下，向群众拨发无息贷款，并拨出几十万斤粮食救济灾民，组织群众摧毁伪政权，选举人民政权，发展生产。
为了尽快将群众组织动员起来，工作团和县委领导开展了减租租息斗争。沂源的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成立了农、工、青、妇等群众抗日团体，群众从减租减息斗争中得到实际利益，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改善了生产和生活条件，抗战积极性大大提高。群众组织起来了，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也就顺利地开展起来了，鲁山地区很快就成了一块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1944年6月，山东分局根据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为积极配合反攻，决定加强城市、工矿区和铁路沿线的地下工作，并在分局和各区党委设立城市工作部，我兼任鲁中区党委城工部部长，高明宇同志任副部长。在此前后，鲁中区在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在济南、淄博、新汉矿区都大力开展了秘密工作，成功地建立了十几个秘密工委，发展了数百名党员，联系和培养了一大批抗战积极分子，并派出多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配合地下党组织，打叛徒，锄汉奸，打击了敌人，唤醒了工人群众，在这些地方打下了牢固的工作基础，为以后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高克亭（1911年7月1日—1998年3月17日），陕西府谷县城关镇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太谷铭贤中学党支部书记，中共山西特委委员、交通员，共青团河北省委山西特派员，中共太谷县特支书记，山西省互救会中共党团书记。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任陕甘宁边区党委组织部调查统计科科长。同年10月调山东工作，历任中共苏鲁皖边区省委及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鲁东南特委书记，中共滨海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鲁中区党委组织部长、城工部长，鲁中区党委副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鲁中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军区副政治委员、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954年历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委员兼工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分局工业部长、山东分局副书记。1954年—1958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山东省副省长。1958年10月—1978年，任青海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1979年，任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省革委副主任。1979年后历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省政协主席、省顾委主任，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党史学会会长。1998年3月17日逝世。是中共八大代表，第三、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