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瞧办主任
文章来自公众号北京瞧办主任
现在很多人和很多文艺作品都在写红军时期‘西路军’的悲壮经历。但总觉得有些东西不是那个人、那个后人随便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的。
有些后人授意写的东西里，那个悲、那个壮我和很多朋友都没有感觉到，好像就感觉到了‘惨’和‘虚’。那些当事的老人大都故去了，后人们不应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是我在有些博客里看到的有关西路军的文章，就非同一般。大气、深邃、真实、可信。因为她（他）没有仅仅站在他们的亲人角度来看来说西路军那段悲壮历史的。我是感动的！
我感动那位百岁的西路军女战士--王定国老妈妈，她在接受主持人朱军采访时的说的那句话。
朱军问老妈妈：您当时和马匪打仗时怕吗？老妈妈笑着、轻松的回答：不怕，人就是要活的啊！
这才是真实的西路军女战士，这才是真实的西路军。宣扬西路军，不是宣扬那一个个人。
西路军体现了红军精神！
1936年10月下旬，红五军、九军、三十军在靖远附近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这时，军政干部学校改名为教导团，朱良才被任命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教导团也随着红4方面军总部西渡黄河。教导团由李强任参谋长。共5个连，其中1、2连为军政干部连，学员为连至师级干部；3连是机关枪连，培训机关枪连的连、排长；4连为青年连，培训政工干事及军、师宣传队队长；5连为警卫连，培训通讯、侦察、保卫连队的干部。总人数为500余。
在西征渡河之前，31军和4军的部分干部也编入教导团内，故在西征中，教导团里也含有31军和4军的干部。教导团的主要任务是培训干部和保卫总部，也随时准备参加战斗。西征后，妇女抗日先锋团和青年先锋团也归教导团指挥，但不受教导团领导。教导团随着4方面军军部从靖远县的虎豹口强渡过黄河的时间是1936年10月底。
渡河之后，红30军即为先头部队西进，在景泰和一条山地区，击溃了敌马步青骑5师的马禄第1旅和祁明山旅的阻击，继而又击溃了马进昌团、韩起禄旅和马鸿逵的骑兵团。
西路军分为三路向河西走廊进发。红30军为右路，由武威的一条山沿长城进发，经大靖等地攻永昌进击凉州，红5军和总部机关为第3纵队，在红30军右侧跟进。
西路军在武威（凉州）境内的一条山大捷后，即划为4个纵队。5军为右路纵队；9军为左路纵队；30军为中路纵队；总部及直属队为第4纵队。教导团受第4纵队指挥，随第4纵队行动。
在古浪，红9军同敌人发生了西路军的第一次大决战，激战了3天。虽然敌被击退，而9军也伤亡过半，教导团是在古浪决战后随军部抵达永昌的。住在永时县境内的水磨关。团部设在水磨关河畔一个叫王永年的财主的庄院，叫王家西新庄，是座围寨式的庄院。
西路军占永昌后，敌便以数团兵力，向永昌的四十里铺的红30军阵地猛扑，双方激战三日，而敌又派二个旅的兵力增援，西路军与敌人在永昌的八坝、十里铺、水泉子、梅家寺、王信堡、吴家油房、东十里铺、水磨关、永昌城等地发生了激战。教导团也同30军的88师一起，与敌激战了两天。直到援军赶到，才将敌击溃。
教导团撤到了永昌城里，和30军的一部据守永昌城，先后击退了敌人马元海等5个旅和7个反动民团的进攻，还击落了敌机一架。
这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党中央、军委调西路军东返，而陈昌浩认为完成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已无问题，决定继续西进。1936年底我们教导团随着方面军总部，在一个夜晚，主动撤离了永昌城，向西进发。敌发觉后，派骑兵紧追不舍。
朱良才回忆说：“那时，由于敌骑兵行动迅速，总是跟在我们后头打屁股。我们走一晚的路，敌人一个早晨就赶到了，结果部队搞得很疲劳，河西走廊人烟稀少，红军的行动十分困难。我们向西行了一天一夜，到了一个叫梅家营子的地方，总部召开了会议，决定由副总指挥王树声兼9军军长，原军长孙玉清调到30军。此后，总部率领9军突围，按预定路线西进，向30军靠拢。又走了一天一夜，到了一个地方，记不清地名叫什么，周围都是戈壁，村庄很稀少。我们教导团的100多人就住在一个村子内。王树声的指挥部在距我们不远的一个土围子里住着。
这时候，情况非常紧张，传来了5军在高台失败的消息。5军是在1月1日攻占高台县城的。而后，敌人重兵围攻高台。红5军将士奋战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高台失陷，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等3000多名指战员，都光荣地牺牲了。
红5军的悲壮失败，使西路军的情况也变得非常紧张。这时，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对朱良才讲：“如今患难之际，你去五军当政治部主任吧。”
朱良才听了，心想：5军都不存在了，我还去当什么主任呀。心里这样想，但又想还是以大局为重，就回答道：“好吧。”（朱良才1982年回忆录音记录）
红5军当时只剩下几百人，政委黄超带着这几百人行动。朱良才去后，问他怎么搞，他也没说什么，朱良才也没再问。吃饭的时候，彼此谁也不说话，闷气沉沉的。
由于红5军已名存实亡，能收拢的几百人只好补充到其他部队，不久，红5军建制撤销，朱良才被调到红三十军政治部当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
三十军同敌人打了几仗，未能改变形势。只好天天走，经常连夜赶路，敌人紧追不舍。部队子弹打完了，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在石窝，总指挥部开了会，决定把剩下的2000人分为左右两路军，左路以三十军为主；右路以九军军部为主。朱良才本来是三十军的人，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在宣布分左路右路人员时，要朱良才到右路军，跟王树声一起负责部队的指挥工作。
朱良才回忆说：“这天下午，我们行到了一个乱石山窝。在这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召开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议我没参加，由其他同志传达给我的。
会上，陈昌浩传达了中革军委要求的千方百计保存实力的指示。我还听说了李先念同志在会上发表了很沉痛的感慨，他说：‘我们是失败了，这是痛心的，但是，我们的失败是暂时的，是局部的，我们的革命事业没有失败，而且永远不会失败！’徐向前同志也号召大家‘坚持斗争，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最后的胜利’由于这个会在一片乱石窝开的，后来就叫‘石窝会议’。”（朱良才1982年回忆记录）
朱良才跟右路军出发，天亮之后，队伍又被打散。朱良才身边，只有李聚奎、方强、徐太先和十几名战士。
朱良才和这十几个人在祁连山里与敌人周旋。没有粮食，他们杀了战马充饥；没有水喝，他们吃雪止渴。四天后他们商量：这样在山里转下去，不被敌人抓住也会冻死、饿死，便决定出山，探风声。结果，被一股搜山的敌人发现。幸好旁边山上响起了枪声，敌人向枪响的地方跑去，朱良才、李聚奎、方强才趁机跑掉，但他们几个也跑散了。朱良才单身一人，决定寻找部队。朱良才在回忆录《风雨盘然》一书中感慨地写道：“太阳升起来了，风也小了点儿，我沿着一条山沟走着。山沟里静静的，除了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和马蹄与卵石相击声，没有任何声息，仿佛是个死亡的世界。放眼望去，黄褐色的、土红色的山光光的，不要说树，连根草都没有。这些黄褐、土红的颜色的一直向远方延伸着。
只有山沟里的矮小的几株没有叶子的白杨树，还显示了一点生机。自从部队进入这祁连山中，说实话，由于日夜转战，我还从没有认真打量过这里的山。今天我才发现，这里的山竟是这样的荒凉。也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想起了家乡。我家乡的山是多么的绿呀，如今这时节，正是草长莺飞春色艳。从家乡的山水，我想到了湘南起义，想到了井冈山的斗争，想到了五次反”围剿”，想到了长征。
想到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我在革命的道路上已经走了十年了，是中国共产党使自己走上了这革命的征途。这十年中有痛苦，有欢乐，每当遇到困难和痛苦时，总是党使自己增强了信心，展示了光明的前途。而今天，部队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许多战友和领导都牺牲了，想起这些战友和领导同志的音容笑貌，一股悲愤之情油然而起，对敌恨的烈火在胸中燃烧着。”（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朱良才他不敢走大路，只走小路，途中遇到一个挖煤的工人，很同情他，给他换了衣服。朱良才经过化装后，就向陕北的方向走去。一天，他刚走进一个村子，敌人也从村的另一头进来了。朱良才急忙躲进了一户人家。敌人走后，他拿出一块钱，向主人买了一双鞋，主人还送给他一些馒头干。他又上路了。有一天，他正在小路上行走，远远看见一群敌人迎面走来。刚好路旁有个放羊人，看出他是个红军，便脱下自己的羊皮袄，让他翻穿着，伏在羊群中，才脱离了危险。还有一次，朱良才在野地里行走，看见了一伙打兔子的敌人。他赶紧跳进一条沟里藏了起来，不料一只受惊的兔子也跳进这条沟里。敌人追了过来，情况十分危急，正巧那只免子又跑了，敌人才没发现他。朱良才就这样冒着危险，风餐露宿，走了一个多月，在距兰州不太远的地方，他向一位老者打听去青窑树的走法。
那位老者看看他说：“你是红军！不能往前走了，抓住了要杀头的。”好心的老者把朱良才叫到家中，一面让朱良才吃饭，一面说：“青窑树那里有马家的兵，过得。”饭后，朱良才按照老者指点的一条小路，翻过了一座山，绕过了敌人的关卡，来到了兰州黄河边。黄河大桥上敌人的警戒很严，对来往的行人都要盘查，难以通过，朱良才站在附近一面观察，一面等待时机。当一个国民党军官带着几个卫兵向桥头走去时，他就大胆地紧跟在后面。哨兵以为他与那个军官是一起的，未敢阻拦。就这样，朱良才机智、勇敢地通过了兰州黄河大桥。过了兰州，朱良才继续东行，历尽千辛万苦，历时36天，终于到达了甘肃的镇原，找到了红军援西军。此时，朱良才真是说不出的喜悦，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
对于朱良才当时的情形，时任援西军政治部主任的宋任穷在回忆文章写道：“在甘肃镇原，援西军某团部进来了一个步履艰难的老头，又黑又瘦的面孔，又长又乱的胡子，身上穿一件又脏又破的羊皮袄，一手端着只破讨饭碗，一手拄着根棍子，但目光炯炯，神情刚毅，终于认出了他。原来他就是西路军30军政治部副主任朱良才同志。由于过度的疲劳、长期紧张和突然的兴奋，良才口吐鲜血，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宋任穷：《往事历历忆良才》，1989年3月17日《人民日报》）朱良才到镇原后，由宋任穷提议，被任命为援西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他不顾疲劳和伤口的疼痛，又做起了收容西路军失散干部战士归队的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不久，朱良才被任命为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秘书长。因工作需要，朱良才对外称吴秘书。他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失散的西路军干部战士的情况，而后设法使他们归队。
朱良才到兰州，就和“兰八办”的处长彭加伦等一起向国民党甘肃省主席贺耀祖交涉落难的红军指战员之事。他们提出去人到河西一带收容。贺不允许。朱良才等即辗转了解情况，了解到的情况是，不少同志被残害，一些被俘同志，受着非人的虐待。他们为此很急，但营救工作又很难开展。这时，谢觉哉作为中央代表到了“兰八办”，谢老到了兰州后，朱良才当天就向谢老汇报了他们所了解的西路军失散指战员的情况。谢觉哉听了汇报，把中共中央关于尽力营救在酒泉、张掖、武威一带失散的西路军人员的指示，向朱良才作了传达。接着，朱良才和谢觉哉、彭加伦等人一起商谈了营救的方案。按照营救方案，谢觉哉亲自找贺耀祖商谈，请他出面交涉释放这批干部。朱良才在谢觉哉的领导下，多方设法同国民党军政人员搞好关系。
兰州城中有一所私立福陇医院，院长高金城，河南襄城人，性情耿直、正义爱国，因不满国民党的政策，抗战开始后来到兰州，以传教士身份在齐鲁会馆开了这所医院。他既是传教士，又是医院院长，愿意接近下层群众，为穷人看病不收钱，受到百姓的爱戴和信任。谢觉哉到兰州后，认为高大夫为人正直，政治上比较进步，就派朱良才与他取得联系。
朱良才向高金城讲述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讲述了红军发展壮大的过程。高金城听了，很受感动和鼓舞。他看到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条件简陋，缺少用具，马上把自己家中的桌椅、床、等送去，帮助办事处解决困难。
为了尽快营救失散的西路军人员，谢觉哉和朱良才与高金城详细地进行了研究。按照共同商量的方案，高金城离开兰州，去张掖县开设福音医院。在那里，高金城同在张掖的被俘红军人员临时党支部的刘德胜、王定国等人取得联系，将医院作为秘密联络点。高金城以看病为名，了解失散人员的情况，为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传递各方消息。
张掖县县长马鹤年比较开明。高金城同他联合起来，把找到的失散人员集中在一起，发了钱和路条，组织他们返回兰州办事处。
张掖福音医院在高金城带领下，先后从河西各县找回大批流散红军，经朱良才等转送，顺利地到达了延安。
一天，一个叫蔡光波的失散人员（原是四方面军的一个连长）到了兰州办事处后，向朱良才报告说：在张掖的监狱里，关押着八个人，他们是刘瑞龙、董光益、魏传统、刘静生、阮正明、徐宏才、张玉清等。朱良才及时把这一情况报告了谢觉哉。谢觉哉一面请贺耀祖帮忙，一面电告毛泽东，并请朱德和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和青海马步芳，要求他们释放这八名人员。后，又发现在狱中关押的不仅八名，还有黄火清、刘秉甫等四十余。经过中共中央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等多方努力，这批干部终于得以获释。
1937年底，马步芳把被俘的西路军一千五百余人编成了一个“新兵团”，送往河南的卫立煌部队。朱良才在街上看到新兵团都是南方人，一问都是红军被俘人员，就立即报告给谢觉哉。谢觉哉找到接替贺耀祖的职务的朱绍良，要他释放这些红军。谢觉哉又亲自找新兵团团长谈话，向他讲明道理。彭加伦、朱良才也奉谢觉哉之命，到新兵团驻地找失散的人员谈话，要他们坚定信心，克服困难，做好回到自己的部队的准备。正当办事处积极营救时，朱绍良却秘令这一团人偷偷开走了。谢觉哉立即把这一情况电告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在林伯渠等的努力下，这一团人终于被营救回到了红军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