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聂元梓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1966年5月25日，她在康生的授意下炮制了全国第一篇“大字报”，之后迅速走红，和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一起并称为红卫兵的五大头目。此时的王洪文还是上海国棉17厂保卫科的一名普通干事，和聂元梓没有任何交集。

由于竞选保卫科科长失败，王洪文对厂领导班子心生不满。当时大串联已经开始，王洪文也坐上了北上的列车，准备进京“告状”。在北京，王洪文开了眼界，也知道了聂元梓的大名和事迹，对她十分崇拜，专门来到北大求见。当时聂元梓已经位居红卫兵五大头目之一，整天到处演讲，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籍籍无名的王洪文见面。

没有见到自己的偶像，王洪文心中很是失落。但这次北京之行，他的收获还是很大的，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就成了国棉17厂一个“造反派”的头头。不久后上海30多个“造反派”联合起来组成了“工总司”，王洪文很有心计，在竞选“司令”的时候，他提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造反派”头头们每个人先介绍一下自己的出身和政治面貌。

结果在这30多人当中，只有两个人是党员，一个是王洪文，还有一个是一家工厂的技术员。王洪文是贫农出身，后来当过兵，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从朝鲜回国后进入上海国棉17厂工作，在厂保卫科当干事。既是党员，还是干部，又是工农兵三结合，这成了王洪文竞选的一个极大优势，最终他顺利当选为“工总司”的“司令”。

但上海市委对“工总司”并不承认，为了要到一个合法身份，王洪文带着手下一大批小兄弟进京“告状”。走到安亭的时候，在王洪文的带领下，这伙人将多趟运营中的列车逼停，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不久后张春桥从北京赶到上海，和王洪文谈判。张春桥比王洪文大很多，地位也高出不少，因此一开始他并没有把王洪文放在眼里。

谈判开始后，张春桥才发现王洪文并不简单，他能说会道，思维敏捷，很会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诉求，而且手下还有一大帮小兄弟。张春桥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就决定把王洪文收为己用。于是他屁股坐歪，支持了王洪文，答应了他提出的全部条件。在张春桥的支持下，王洪文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工总司”也迅速发展到了数十万人。

当时王洪文“坐镇”总部，下面还有三个“兵团”，“司令”分别是戴祖祥、耿金章和周宝林。这三个“司令”手下各有一帮小兄弟，名义上归王洪文指挥，实际上对他并不买账。因此“工总司”看似很强大，但内部却分成了四个派系，相互之间经常争斗，这让王洪文很头疼。

经过一番考虑后，他决定将戴祖祥、耿金章和周宝林拿掉。表面上王洪文对这三个人客客气气，背地里却派人整他们的“黑材料”，戴祖祥和周宝林都有各自的问题，很快就被王洪文抓住把柄给拿掉了。耿金章是贫农出身，也当过兵，王洪文搞不到他的“黑材料”，就让张春桥出面对耿金章施压。

但耿金章很有脾气，不买张春桥的账，王洪文只得另想办法。就在他绞尽脑汁想办法对付耿金章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王洪文如坐针毡。由于“工总司”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不少正直的工人们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联合起来成立了“赤卫队”，力挺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

“赤卫队”成立的时候，曹荻秋亲自出席并发表了讲话，在谈及王洪文的“工总司”时他说：“上海市委承认‘工总司’，是被迫的，是因为张春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签了字，我们不得不也签字。那是暂时的。‘工总司’的人员很复杂，组织严重不纯，其中有些人是社会渣滓！”

曹荻秋的这番讲话把王洪文气的七窍生烟，他立即组织人手去批斗曹荻秋。不料还没等他动手，“赤卫队”就先出动了。数万人扯着横幅，一路高喊着“火烧张春桥”，“双五条是大毒草”等口号，并大量印发了《安亭事件真相！》的传单向老百姓发送。王洪文凭借“安亭事件”起家，如今老底被揭，他的形象一下子跌倒了谷底。

面对这个大危机，王洪文没有能力解决，只好心急火燎地来找张春桥求救。张春桥之所以要在“安亭事件”中冒着风险帮王洪文，就是打算利用他来扳倒曹荻秋，自己好取而代之。现在见王洪文无力应对“赤卫队”，“赤卫队”又把火力对准了自己，张春桥认为待在上海不安全了，于是丢下王洪文，自己坐飞机跑回北京了。

王洪文没有料到张春桥会在此时脚底抹油，本来“工总司”的力量并不比“赤卫队”小，但耿金章的“二兵团”是“工总司”的绝对主力，偏偏他又和王洪文不对付。这样一来，王洪文就无法动用“工总司”的力量来压制“赤卫队”了。如果事情没有转机的话，王洪文就会在这次危机中倒下了。

那么是谁在关键时刻帮了王洪文一把呢？她就是聂元梓。张春桥回到北京后，把上海的相关情况向江青做了汇报。江青在上海待过很长的时间，也想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后方。听完张春桥的汇报后，她就把聂元梓派到了上海，让她帮助王洪文化解这次危机。聂元梓到达上海后，王洪文对她言听计从。

在聂元梓的授意下，王洪文的“工总司”和“红革会”、“上三司”等上海红卫兵组织走到了一起，并召开了联合大会。聂元梓第一个讲话，她说：“上海的运动，从安亭事件开始，有了起色。原先太‘温’了。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也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工人运动必须紧紧地和学生运动相结合；第二，必须集中力量打倒上海市委。要想打倒上海市委，就必须先占领舆论阵地，夺《解放日报》的权！”

聂元梓这番话令王洪文茅塞顿开，之后他亲自带领一千多名“工总司”队员在“红革会”的配合下占领了《解放日报》大楼，报社被迫因此停刊。“赤卫队”得知消息后立刻出动，要求“工总司”和“红革会”撤离。不久后双方的增援人员赶到，数十万人对峙在一起，剑拔弩张，随时可能发生“武斗”。

为了避免事态恶化，曹荻秋被迫出面和王洪文谈判，并在压力之下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在聂元梓的帮助下，王洪文成功化解了这次危机。不久后他又用假谈判的名义扣留了耿金章，彻底掌控了“工总司”，为日后的发迹打下了基础。聂元梓则在1971年被隔离审查，两年后被下放劳动。1978年她被捕入狱，6年后获准保外就医。晚年的时候聂元梓写了一本回忆录，在谈及往事的时候称当年如果不是救场，王洪文就被张春桥给卖了。2019年聂元梓去世，终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