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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死亡作为客观事物自然熵增的必经归宿，因其神秘晦涩的面纱，使得人们自古以来就开始审视万物本质。
长久以往，因各域地理文化发展的不同，对逝去生命的悼念形式便日益演化成为形式各异的葬礼规则，也就是葬俗。
而在华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长河里，有一个朝代的葬礼仪式却堪称标新立异，即便与中国历来诸朝相较，其独特性也是无可比拟的，那就是元朝。
元代蒙人葬俗本土起源：萨满教影响下的奇特礼俗蒙昧时期，古蒙人在教育匮乏，生存资源不足的艰苦狩猎生涯下，对人类生老病死和天地法则的困惑促使他们开始向日月山川，星辰河流等自然事物祈祷，赐予他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并为他们解答疑惑。
而本身作为一个居无定所，傍水而生的游牧民族又令他们亟待安稳活着。久而久之，有些部落里地位较高者便以自身为形象，赋予森罗万象“神灵”的称号，萨满教也因此创立。
此时名为巫祝的职业也应运而生，他们声称自己是天与地之间的界线，能够实现人与鬼神的沟通。萨满教贯穿于蒙古社会始终，在皇室、贵族和民间都有着重要影响。
在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之前，萨满教于蒙古地区已长期占据支配地位。因而在它的影响下，古代蒙古人的丧葬习俗是颇具民族和地域特色的。
《北史·契丹传》记载：
“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后，乃收其骨而焚之。”
可见，风葬(又称树葬)是原始社会初期北方渔猎民和游牧民广泛采用的一种丧葬方式，这应与早期森林百姓的巢居生活有关。
具体做法为把死者置于深山野外的巨树上风干，或把尸体安置在原始部落的公共树葬场所里任其腐烂。
此等荒诞行径看似是让逝者曝尸荒野，实则是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逝去的亲人通过这种方式必将得到天与风等神明的护佑，从而过渡到阴间时也过着如生前一般的巢居生活。
随着时间逐步过渡到元朝，在蒙古军队不断南征北伐向欧亚各国的扩张过程中，多元宗教开始引入中原大地，不断冲击着蒙古族原有的宗教信仰，期间也带来了更多具有外界文化特色的葬礼习俗。
时殊风异：多元宗教影响元朝奇特葬俗的发展元朝建立后，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为加强自己的集权统治，都极其重视宗教对百姓思想管制作用，于是采取兼容并蓄，移风崇教的政策，使之发挥愚民功效。
一时间，佛教、道教、清真教、基督教等在蒙古社会中广泛传播开来。
土葬，也称生葬，蒙古族土葬与汉族风俗不同的地方是：入殓时，将尸体平放在轿内，有喇嘛围绕诵经，在门前或者光线昏暗的地方烧纸。
出殡时既不拉灵也不拿戳丧棒，叫魂时让马在院内跑动。如果马流汗，就代表亡者已经去往极乐世界。
除土葬这一蒙古族的原始下葬方式，也接受了火葬这一外来方法。
《涅槃经》下称：
“尔时如来，以大悲力，从心胸中，火踊棺外，渐渐荼毗，经于七日。”
而蒙古人作为萨满教的忠实信徒，也将火当做崇拜对象，在他们看来火是圣洁的象征 ，世上万事万物都可以用火净化。
因此，蒙古人很快接受了喇嘛教的火葬仪式 ，他们认为，把死者的尸体用火焚烧之后，逝者会直接升天，进行新的轮回转世。
火葬在当时并非寻常的殡葬方式，只有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祭祀巫祝才能随意使用。
底层百姓死后大多不允许火葬，除孤寡老人、未婚青年、难产致死的妇女或患恶性传染病者才能借助火化方式“驱邪避晦”：
烧两堆柴火，在旁各立一枝削尖的长矛，再用一根裹满粗布麻条的长绳系在其矛尖上，葬礼上的宾客家人和牲畜就在这根绳以及布条下面和两堆篝火之 间通过。
在元朝蒙古人火葬仪式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其一，火化的木材需让死者亲属必须到处乞讨，募集百家柴火，取“百纳”之意，表明苦修成果，以示功德圆满。
其二，意外死亡的普通百姓火葬，须装入棺木再一同火化。或把骨灰撒于山河，也有不收骨灰，任其风扬四散的。
在既定的时辰内若骨灰飘散殆尽，则认为死者已经升天，若骨灰有残存，则认为死者因生前不行善，死后便会在阴问受尽折磨。所以死者亲属必须请喇嘛进行超度来帮助死者早登极乐。
其三，贵族、官吏和富户火化后，会捡取其骨灰，和以面粉，塑成人像，表面用金、银装潢，置于庙中接受香火以告慰亡灵。
天葬，又叫野葬，在元朝喇嘛教传人后，开始成为蒙古族的传统丧葬方式，在广大贫苦牧民和下层喇嘛中甚为流行。
佛教讲究普度众生，认为人活着的时候以肉为食，杀孽极重，死后灵魂离开肉体，应效仿佛祖释迦摩尼生前割肉喂鹰的善举。
通过禽兽啄食肉体的方式，把罪恶的肉体奉还于天，归于至臻圆满，来救济众生，以体现升华无我的精神，从而通过这种因果循环顺利到达极乐世界。
天葬形式可分为两种：一是在人死后换上新衣或用白布缠裹全身，然后放在无人驾驭的勒勒车上用鞭抽打驮车的马或骆驼，任其奔跑而不理，三天后沿车辙寻找尸体。
若大体已全然被猛兽吞噬，就认为为尸体亡灵已经成功升天，其子孙将被神明祝福。
若尸体完好无损或残缺，则认为死者生前罪孽尚未消除，须请喇嘛念经超度，为之赎罪。
二是人驾驭装尸体的车在旷野上狂奔，如果尸体落下，则就地拿石头和泥土围起来，三天后再沿着马蹄路线寻找。
天葬方式对元朝蒙古族来说，是将尸体献给野兽的善意施行，乃“藉飞鸟之力使此身复归于四大”，是利用肉体的苦修以达精神之解脱的一种方式，死者与家人都为之倍感荣光，更是反映出来当时元朝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的观念。
13世纪过后，蒙古族人于葬礼现场不再高声哭泣，因为害怕自身痛苦会使亡灵惊慌，在前往西天的方向上迷路。
而且他们也迷信“倘若泪水沾湿亲人衣物，死者灵魂便会沉入苦海永世不得超生”的说法。这种表达哀悼方式变化也是藏传佛教导入的结果。
而其他宗教例如清真教也在元朝的蒙古族里占有一席之地。据拉施特的《史集》记载忽必烈之孙阿难答出生后被寄养在中亚一位“木速蛮”(元代对清真教徒的通称)家中，由此人的妻子把他抚养长大。
自此在信奉清真教家庭的耳濡目染下，阿难答不顾笃信佛教的元成宗勃尔只斤铁木耳的反对，坚决皈依清真教，成了一名虔诚的清真教徒。
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阿难答发动上都政变失败被斩后，海山皇帝便是依照蒙古皇族和清真教的葬俗。
即以蒙古皇族专用的独木棺为葬具，以清真教高级上层人士的墓葬，名曰“拱北”—— 一种上圆下方的西亚风格的建筑作为死者的陵墓，将其葬于上都东南的白城子。
该陵墓已于公元2000年在河北省“坝上草原”的沽源县白城子遗址(元代属上都路管辖)成功挖掘。
这项考古发掘工作为我们进一步揭示了清真教对元代蒙古族丧葬习俗的影响提供了现实依据，同时也展示了元代蒙古族原有丧葬礼仪在与多元宗教文化互相交流、摩擦过程中的重要转变。
元朝葬俗对后世朝代的蒙人影响：逐步从简文明据明代叶子奇《草木子》所述，在元代为防止盗墓者，逝者下葬后不树坟墓，葬后用马群踏平坟土，不留任何痕迹。
接着在葬地当着母驼的面杀了她的孩子，次年草木复萌，不辨其地，然母驼再至此，却仍能嗅出当年乳驼流血的气味，悲会鸣不前，人们就能辨别死者坟茔祭奠之。
这也解释了为何当时很多蒙人的陵墓会消失不见的原因。
到了明代阿勒坦汗时代，蒙古人民逐渐认识到此类葬式的残酷和弊陋于万历六年(1578年)，宣布严禁萨满活动，拆毁翁衮祭台，废止以妻妾、仆从、马匹等殉葬的陋习。
而清朝蒙古王公贵族死后，依照的是清朝殡葬制度，将尸体放在棺椁里，盖棺停在王府一段时间，短则3月，长则7月，然后才将棺材入土。
贵族在蒙古人中占少数，葬仪过于讲究，葬式不具有普遍意义，而贵族中亦有财力不足者，都未必都能依照制度施行，所以基本以后葬礼仪式都蒙汉合流，一切从简。
结语“人即生墓始形”
饱经风霜的游牧生活令蒙古族世世代代流传着这句俗语。意为任何人从一出生起，就会无法避免地逐步迈向死亡。
那么从自古以来信仰长生天（草原最高神，代表苍天）的蒙古族观念来看，尊重逝者遗愿，使其灵魂归于平静不被凡尘所扰就成了头等大事。
但到了现世，我们应科学唯物的看待未知事物，并正确对待。
死亡，只是人类的出世，逝者如斯，物是而人已非，唯承故人之志，毕其所愿，已告慰之。
参考文献：
《元史》
《蒙古史学史》
《马可波罗游记》
《出使蒙古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