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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凌晨，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只是还没响几声就被早已等候多时的一双手给接起。
只听得电话对面传来一声浑厚且略带焦急的声音：“承志，香港这边的情况中央已经了解了，并且正在商量作出部署，当前最紧要的，就是要把滞留在香港的精英人士营救出来！”
只听得对面停顿了几秒，又再次强调道：“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抢救出来放置到安全地带，防止敌人再下毒手！”
电话对面的声音正是周恩来，而电话这头的男人正是此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的总负责人廖承志，彼时的他们正面临着一道关乎百余人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这也是周恩来在电话对面如此焦急的原因。
那么，彼时的香港处在怎样的境地？他们要营救哪些人？又做出了哪些行动呢？
风云突变的香港，精英人士再落“虎口”上个世纪，自革命的号角吹响以来，全国大多数地方可以说都是动乱且贫穷的。
此时作为被英国殖民统治了几十年的香港却成为了全国少有的富裕稳定的区域，因此不少精英人士都纷纷选择在香港定居。
在皖南事变爆发后，内地的局势更是紧张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一阶段的香港，又趁此机会狠狠地招收到了又一批精英民主人士，许多政客、作家、艺术家都流亡到了香港地区。
然而就在他们以为能够松一口气，免遭流亡之苦时，危机，又一次降临在了他们身边。
1941年12月8日的凌晨两点钟，伴随着隆隆的轰炸声掠过香港的领空，日军开始了对香港的大肆攻击，炮弹炸响的声音不绝于耳，日军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跨越深圳河，直逼九龙半岛。
很快，驻港英军便宣告了落败，在战争的第18天，港督府邸举起了投降的旗帜，香港陷落了。
香港的陷落让待在此地的一众精英人士又一次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中去。实际上，早在日军尚未侵占香港之时，便在此地安插了大量的特务人员。
对于这些精英人士，他们秉持着宁可错杀绝不漏掉任何一个的态度，早就在暗中开始了抓捕行动，但由于尚未撕破脸面，再加上被捕人员的巧妙隐藏，抓捕行动并没有产生太大的成效。
此次攻破香港，日军也彻底撕破脸面，开始了对一大批民主人士的大肆捕杀，那么，为何日军对这些民主精英人士如此“深恶痛绝”，恨不得立马除之而后快呢？
其实答案很简单，在任何一个时代，精英人才对于政府组织的帮助都是不可估量的，并且这些精英人士大多是抗日志士，跨越各个行业，对日军政府具有一定的打击。
此次香港陷落，日军正好来一出“瓮中捉鳖”，一众精英人员也知道，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
在香港被轰炸不久，工作了一天十分疲倦的毛泽东刚刚睡下，便被匆匆赶来的任弼时给叫醒。
正当他感到十分无奈，询问发生何事之时，任弼时带着一张急电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大致。
他手中拿着的，正是这次一定要营救出的香港民主人士的名单，而宋庆龄的名字，赫然就在首列，毛泽东当即决定展开紧急会议进行商讨。
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毛泽东与一众领导人员经过几番商讨之后，决定将营救的任务交到周恩来的手中。
一来，是因为当时的中央总部延安与香港距离甚远，大部分领导人员对于香港并不算得上熟悉。
二来，周恩来本人作为中共情报事业上的领袖人物，其手下的情报工作人员在救援工作中能发挥很大的作用。
实际上，仅仅是在香港地区，周恩来便已组建了一支两千余人的情报队伍，遍布香港各处，平日里行踪隐蔽，却时刻保持待命的状态。
周恩来听闻消息后，当即与香港区的伙伴进行了紧锣密鼓的部署，整个12月8日，电话往来就没有断过。
在电话中，周恩来屡次强调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并且直言：“宋庆龄女士，我们是一定要救出来的！”
为何中央与周恩来对于宋庆龄的营救如此上心且重视呢？而宋庆龄这个名字之所以排的这么前，也恰恰表明了其在中共心中的地位。
实际上，宋庆龄其人，也确实为中共的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贡献，周恩来称其是“国之瑰宝”，并且在过往的时光中，周恩来夫妇与宋庆龄确实是有一段美好的情谊。
宋庆龄与中共的渊源周恩来与宋庆龄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初识，彼时的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得力的支持，其坚毅的目光，果断地言行都在周恩来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昌起义中，宋庆龄再次展示了其鲜明的态度，那就是始终保持与共产党人在一起，她认为，中共是实打实地为人民谋利益的，与人民站在一块的。
因此，其坚持与周恩来等人共同作战，保持一致的战线。
1927年至1931年期间，彼时国共关系彻底破裂，宋庆龄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多次帮助中共隐藏重要机密，让国民党特务焦头烂额的同时又感到无可奈何。
也正是因为此事，国民党特务更是加强了对宋庆龄的暗中监察，而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在自顾不暇的同时还帮助中共地下党组织修复其电台帮助其与中央进行联系。
同时，宋庆龄还协助美国记者斯诺前往陕北采访，帮助其写出了那本震惊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让全世界更多人了解了中国艰苦卓绝的长征历史，对于此事，宋庆龄功不可没。
在一次次一致对外的革命活动中，宋庆龄与周恩来等人结成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淞沪会战爆发时，周恩来等人还特意致电宋庆龄，询问其安全问题，而宋庆龄也正是在这时选择了从上海撤离前往香港。
在香港居住期间，宋庆龄也没有歇着，反而是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呼吁各类国际友人与华侨参与到其中来，这一团体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物资贡献。
可以说，作为当时身份尊贵、威望颇高的人物，宋庆龄的每一步都走的十分谨慎，同时，也尽其最大的能力为中共做出其所能做出的贡献，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也正是因为如此，此次香港大营救，中央也下达指令直言一定要救出宋庆龄，不仅仅是因为其的身份，更是其与中共之间的深切的渊源使然。
困难重重的营救过程在接到中央的指示后，香港地区的负责同志便立刻开始了手头的部署。
接到周恩来的电报后，廖承志做了两件事情，一是联系到了东江游击队的领导人，请他们帮忙参与到此次的救援行动中去，同时几个领导人也在会议上分配好了各自的任务。
刘少文负责香港地区内的人员联络与营救，尹林平则负责九龙地区到东江游击队地区的营救工作，而廖承志则带领一小队负责部署好逃生的路线。
营救的第一步，便是联络到需要营救的同志，然而，前文也说到过，这些人为了自身的安危考虑，时常会四处搬迁，行踪不定，十分难找到，难道要折在第一步上？
为了更快的找到名单上的所有人，这个艰难的任务落到了时任香港市委书记的杨康华身上。
好在，杨康华虽然看上去十分年轻，只有30岁不到的样子，但办事情却十分机灵，为了找到名单上的受困人员，他先是假扮做文物贩子，在文物市场摆起了地摊。很快，便吸引到了他寻找的目标—对文物十分感兴趣的徐伯昕。
在借着跟徐伯昕借一步说话的由头，杨康华成功的将营救他们的消息传递了出去，不仅如此，他还从徐伯昕处得知了香港大部分精英人士会面的地点，这下寻找被困人员的效率也就大大提高。
不过几日，杨康华便不负众望，成功的联络到了所有的被困人员，传递了营救活动的消息。
营救人员全部就位，那么下一步就是开始带领他们进行逃生了，刘少文等人提前准备好了偷渡需要用到的船只与物品，并安排好了相应的接应人员在此等候。接下来就是等待一个逃生的好时机了。
1942年元旦，彼时香港境内粮食短缺，难民无数，隐有动乱的势头，日军只得遣送部分难民回内地以缓解此次危机，此时，就是逃脱的大好时机。
于是在1月9日，下午五点，一众人装扮成难民，带着简易的行李，混在难民之间，在黄昏时分来到了铜锣湾避风塘早已准备好的小船附近。
对接完暗号之后，众人登上了小船，10号凌晨3点左右，众人早已在一艘大船上等候着，趁着日军换岗不注意的功夫，众人登上事先准备好的三只小船，成功离开香港，前往九龙地区。
于是第一步总算顺利走了出去，来到九龙地区后，众人在早已在此等候的交通员的带领下，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感到了白石龙村，而此处，就是东江游击队的总部，来到这里，众人悬着的心可算放下来了一些。
然而国民党不知从哪里得知这些人在白石龙村的存在，隔三岔五便进行几次袭击，扰的众人十分头疼，常常东躲西藏，不得安生。
在白石龙村停留一两天，在战士们的护送下，在爆竹声声的除夕夜，带上简陋的行囊，众人便开始分批前往踏上前行的道路，下一个联络点设在惠州东湖酒楼的地下。
当时的惠州可以说是多方势力并据之地，不仅日军多次洗劫，国民党更是将军队驻扎于此，当时的共产党人，为了能成功的保住联络点的位置不至于暴露，可以说是费了不少的功夫。
先是派遣卢伟如与陈永二人进入城内，将东湖酒楼的二楼给包了下来，并且叫来自己的未婚妻扮作老板娘以增加可信度。
尽管当时国民党的187师师长张光琼就在三楼整日寻欢作乐，但无人关注过二楼的两夫妻，可以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第一批逃生人员成功来到了惠州，而在惠州此地，一批又一批的逃生人员在战士们的帮助下，乘着当地党组织早已准备好的车辆，被送往各个安全的地方。
直到1942年6月底，所有人员均被安全营救出，这场营救活动，终于是告一段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宋庆龄在日军的轰炸声中逃离了香港来到了重庆，可以说是虎口脱险，十分惊险，再晚几个小时，营救工作很有可能就无法顺利展开了。
在这场举世震惊的“香港大营救”中，无一人受伤，无一人遗落，完美的完成了党组织交代的任务。
但与此同时，由于搜救，近2000人的地下情报人员接连暴露，使得整个香港地区的情报系统可以说是土崩瓦解，但没有人觉得这是不值得的。
在救出的民主人士中，不乏有相当一部分的国民党的一些军政人员以及一些国际友人，可以说这次的营救活动，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于精英人士、知识人才的重视程度。
许多被救出来的民主人士事后都纷纷写信，赞扬中共包容的态度，与坚定的营救决心和人文主义关怀。
文学大师茅盾就在此次逃生人员中，在之后的回忆里，他大加赞叹道：“抗战历史上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这场营救活动，也成为了中共抗战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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