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这个“皇帝”尊号，其实是挺怪异的，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严重的政治不正确。

反对秦朝的帝制、中央集权专制制度、郡县制等秦始皇所开创的大一统制度，本身就是所有山东起义者的共识，也是他们必须遵守的政治道义，更是他们建立政权合法性的基础根基。

但是，经过秦末、楚汉近十年的纷争，秦朝自然是亡了，可新政权却继承了秦制名义上的“皇帝”尊号，这是不是大有辛辛苦苦近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的感觉？

换言之，刘邦叫什么尊号都可以，就是不能叫“皇帝”，起码从“名”来说，这不是复秦么？难道天下百姓真的怀念将他们朝死里折腾的秦始皇以及二世皇帝胡亥？

但历史吊诡的是，刘邦，包括楚王韩信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包括卢绾为首的三百汉国功臣，这些当时最顶层的政治精英，偏偏就是选择了“皇帝”这个尊号。

从情理来说，干掉项羽、天下新定，刘邦该被上什么尊号，在当时肯定有过各种建议、分歧乃至争论，只是史书并没有记载个中过程，而只是作为一种结果，即韩信等人联合给刘邦上“皇帝”尊号。

当时显然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毕竟这最多不过是一个创造新名号的工作。大致猜测，以叔孙通为首的儒士，应该在这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他们，大概率不会建议没少坑他们的“皇帝”。

但最终拍板权，肯定还是在刘邦手里，那么刘邦这么选择的原因，大致猜测有两种，一是个人层面，毕竟他亲眼见识过秦始皇的豪华排场，“大丈夫当如是”，势必要过番“皇帝瘾”，二是国事层面，汉国当时的实际疆域，基本和一统前的秦国重叠，虽然山东六国痛恨“皇帝”，但三秦大地的接受度无疑要高很多，名正则言顺，“皇帝”便于之后的统治。

只是，就算刘邦以及当时所有人都同意或者被迫接受“皇帝”这个尊号，刘邦的这个“皇帝”，都绝不是秦始皇、二世胡亥即秦制开创的“皇帝”，二者绝对不可混同。

因为刘邦此时的实质身份，更像是周天子、楚义帝之类的封建时代的天下共主，而不是类似秦皇汉武的帝制时代的皇帝，这是当时的大时代背景和政治道义所必然决定的。

正如项羽在戏下，上尊楚怀王为“楚义帝”，自封“西楚霸王”，又向下分封了十八诸侯王，这不是项羽故意开历史倒车，而是当时形势、民意的必然。

后人总习惯说项羽坚持分封制，而刘邦追求集权制，这是个对历史的严重误解。因为终刘邦一生，他的做法和项羽并无二致，甚至，作为分封制的拥趸，他比项羽贯彻的更彻底。

前202年2月，刘邦从汉王升级为“皇帝”时，天下实际存在共七个诸侯王，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长沙王吴芮、燕王臧荼，除了最后两个，其它都是刘邦先后分封的。他的做法，与项羽只有数量区别，没有实质区别。

而前202年12月起，即刘邦擒住楚王韩信后，又对萧何、曹参为首的功臣大肆分封诸侯，这个事项羽都没干过或者还没来及干。

显然，汉初的整体制度形式，依然是延续周朝以来的传统封建分封制，出于对秦制的强制反弹，时代反而强烈呼唤分封制的回归，也就必然会贯彻的更彻底、更极端。

终刘邦一生，说他向往中央集权制度，恐怕是睁眼说瞎话。因为刘邦从来没有过这个明确意识，虽然他先后铲除了几乎所有诸侯王，但取而代之的，不过是同姓诸侯王，就整体封建制度来说，这同样没有实质区别。

也正是因此，刘邦才被韩信等人推为“天下共主”，即传统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只是这个统治者现在也叫“皇帝”，这才引发了歧义。

可以假设，如果刘邦仿照周制被尊为“汉天子”或“汉天王”，或者新创尊号诸如“泰皇”、“泰帝”等，在后世，“皇帝”这个称号，是不是大概率就是秦始皇（二世胡亥）专享的了？

我们看待历史，最忌讳两点。

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实质是抢夺历史乃至意识形态的解释权，如果真是如此，那何必去看什么历史，反正所有的历史不都是一样的么？

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我们读历史，就是要看到与我们这个时代不同的、别样的历史，以此来超脱时间、生命对我们个体的限制，领略更为丰富、多样的人生体验。如果自古至今都是一样，数千年一潭死水，那该是何等的乏味。

二是“以果为因”，这实质是一种思维上的懒惰，更是对历史发展变迁进程的肤浅理解。所谓“汉承秦制”，不是因为从刘邦开始就有意识的整体继承秦制，而是经过汉初的数十年摸索，汉朝最后建立了类秦制，这是一个发展的整体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发展动因。

整体考察汉初历史，存在过从异姓王到同姓王，诸侯林立，郡国并行，再到削藩令、推恩令的历史进程，事实上直到汉武帝，才成为传承秦始皇的名副其实的帝制皇帝，伴随着的，自然是大一统帝国的再次真正形成。

实际上，汉朝是从刘邦的传统甚至堪称顽固的封建分封制起步，最终发展到汉武帝中央集权的帝制专制，这也导致，刘邦的这个名不副实甚至极端对立的所谓“皇帝”，居然终究成了帝制的最高象征。

所以，我们只能说，刘邦的这个所谓“皇帝”，算是承前启后的过渡名号，历史从来都是动态发展的，静态去理解，注定是要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