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平定陈豨之战：把游击战打回攻城战】
壹
汉初的北方燕代边境，实在是个不祥之地，似乎存在一个铁律——谁去谁谋反。
前202年7月，燕王臧荼谋反。
前201年秋，韩王信谋反。
前197年9月，陈豨谋反。
连刘邦的发小、一辈子的铁子卢绾都扛不住，“晚节不保”，于前195年春天谋反。
中间还有个闹剧，刘邦的二哥刘喜被封为代王，被封的具体时间有前201年1月和11月（即韩王信被平定后）两种说法，但他终究没当多久，于当年12月遭受匈奴攻击，弃国而逃，被刘邦一怒之下贬为侯爵——
反正谁去谁倒霉。
这个现象既然能如此“普遍”，肯定是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
大致分析，就外部来说，燕代之地处于汉朝与匈奴之间的接壤地带，注定是多事之地；就内部来说，汉朝上层的“政治内卷”，即刘邦和这些人之间的关系，势必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臧荼、韩王信、卢绾，乃至韩信、彭越、英布等人，实质归属“异姓诸侯王”问题，这是刘邦称帝至逝世之间解决的头号政治大事，最终以“白马之盟”、“异姓王者天下共诛之”宣告结束。
韩王信、卢绾两人的确都承认过，他们谋反也好、投降匈奴也罢，都是出于对刘邦乃至吕后的恐惧，事实上这也是臧荼、英布等人的“共识”，实质原因无非如此。
但是，陈豨谋反的原因，显然上升不到“诸侯王”层面，这是他和其他人不同的地方。
但是，实质原因应该还是“政治内卷”，只不过档次低了一档而已。
按照史书记载，陈豨是被周昌“举报”的，借口是陈豨广纳宾客，大有战国四公子的遗风，他当时又身具代赵之地的最高军权，一旦有变后果难测，那是不是要防他一下呢？
就事论事，周昌当时是赵国（赵王已从张敖变成刘如意）的相国，与陈豨之间有私人过节很正常，向刘邦打打小报告也不算多过分。
陈豨现在的超高地位与权力，是刘邦在平定韩王信后赋予他的，这说明当初刘邦对陈豨非常信任，但刘邦之所以听信周昌并开始采取动作，显然是已经对陈豨个人产生了猜忌与不信任。
正如那段不太靠谱的史料，即“韩信与陈豨赴任前的谈话”，韩信就说，刘邦的确很信任陈豨，但如果一再有人打陈豨的小报告、“三人成虎”，刘邦难免会心生疑窦、亲自征伐。
其实这未免“冤枉”了所有与之相关的人。
实际原因应在于，陈豨日常的那些做法，已经证明他是个太过高调乃至有些跋扈的家伙，就类似后世割据一方的独立军阀，已经到了“失控”的边缘。
刘邦的处理对策可以称为“曲线进攻”，先对陈豨手下的要员或者宾客下手，调查处理他们的经济问题，并以此为跳板，希望攀扯到陈豨并将他扳倒。
这个手段，本身就说明，刘邦并没有预料到陈豨会真的谋反，他也不是在故意“逼反”，只是想通过正常手段敲打一下陈豨，最终以相关罪名剥夺掉陈豨的官位尤其是燕代军权。这种做法，无疑是最高效省力的。
但是在陈豨看来，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两人之间的“猜疑链”既然已经形成，真正失控也就丝毫不令人惊讶。
这个时候，韩王信、王黄、曼丘臣等人就出场了，估计是他们“现身说法”，尤其韩王信的遭遇就是陈豨的前车之鉴，刘邦就是个不会容人的大坏蛋，你抓紧反了吧。
前197年7月，太上皇逝世，刘邦要求陈豨前来奔丧，陈豨不敢来，9月就公开宣告谋反，战事开启。
贰
陈豨此战的主要作战方式，其实是游击战。这应该与他麾下的兵种构成密切相关，他拥有的骑兵数量肯定相当可观，再加上韩王信等人的匈奴骑兵部队，导致他初期重点发挥骑兵的机动和突击优势。
而陈豨的进攻方向，不再是从代地、马邑向太原方向南进，而是向东南进攻燕赵等地。
这显然是吸取了韩王信之前被平定的教训，担心再被刘邦攻占句注山、关门打狗，陈豨现在要在相对开阔的华北平原和刘邦决战。
刘邦的反应不可谓不快，9月陈豨造反，10月刘邦就到了邯郸，但因为是游击战，陈豨又是骑兵开道，所以当时的形势还是很危急的，黄河以北的地盘，除了邯郸等地与燕国，都已基本沦陷。
最有意思的是，陈豨手下大将之一的张春，已经率军渡过黄河，进攻到了聊城，即当时梁国和齐国的交界处，这也说明陈豨的进展之速以及“骑兵闪电攻势”之强。
刘邦到邯郸的时候，“豨将侯敞将万馀人游行”，所谓游行，正是骑兵游击战，希望通过野战的方式消灭刘邦的军队。
刘邦此战的整体部署是：多路并进，双管齐下，化游击战为攻坚战。
刘邦当时主要分成四路，西路以太尉周勃为主将，从太原“直捣黄龙”，攻占马邑、楼烦，兵峰直指雁门、云中、代郡等地。
东路以齐相国曹参为主将，将军郭蒙属之，估计也有梁王彭越的军队参与。这一路的目的是将张春所部消灭或驱逐回黄河北岸，但并未到河北继续参战，估计存在刘邦和彭越、曹参之间的相互扯皮，导致稍后彭越的倒台。
中路自然是刘邦为主帅，麾下大将主要有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靳歙等人。
北路，燕王卢绾也有派兵参战。
所以，当时的整体战火，其实是烧遍了大同盆地、华北平原乃至黄河南岸，因为战线的漫长，双方并非大兵团集中会战，反而是战线上各个战略要地的争夺战，这一切的根源自然是陈豨所采取的游击战所致。
除了军事打击，刘邦还辅以政治招安、悬赏分化等手段，鉴于陈豨进展之速，当时赵地有大量官员、百姓不战而降，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以刘邦大度宽容，诏令代赵等地，只要接下来返正，站在皇帝这边打陈豨、韩王信，那就既往不咎。
这个对策，凸显了刘邦的政治智慧，不然很可能陷入代赵之地“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鉴于陈豨手下的大员，出身商人的不少，之前刘邦稽查他们，也搞出过不少“经济案件”，所以以利诱之、悬赏分化势在必行。最终曼丘臣应该就是被属下绑来“领赏”的。
刚到邯郸的时候，刘邦说过一句话：“豨不南据漳水，北守邯郸，知其无能为也。”放眼当时的整体战局，刘邦的确说中了陈豨的“命门”，陈豨一味追求游击战，却疏忽了接下来的整体防守布局。
从这一点来说，作为韩信曾经的“小迷弟”，陈豨大概是学了个寂寞，对彭越、冒顿单于的游戏战术也只是学了个皮毛。
而刘邦“见招拆招”，尽量不和陈豨打游击战，退而求其次，利用关键战略据点“聚拢”陈豨的各路游击部队，打城市攻防战。看似难度更大，其实是弱化了陈豨骑兵的机动力和战斗力。
叁
重点说说中路的推进情况。
樊哙、郦商作为先锋，北上攻占襄国、柏人，进而包围东垣。当面主将为赵利、曼丘臣。
靳歙此时是车骑将军，代替灌婴成为刘邦骑兵军团的主将，但这一战他还是和灌婴一起，进攻曲逆，当面主将为侯敞、王黄。应该是首先击溃了侯敞在野外的骑兵游击军团，将之包围在曲逆城。
曲逆之战和东垣之战，是中路战线最重要的两次战役。先是曲逆之战结束，然后灌婴靳歙西进，迫降沿途城邑，配合主力取得东垣之战的胜利。
此时，东垣城下发生了一个极为搞笑的事件。
应该是刘邦久攻不下，城里守军觉得刘邦拿他们没办法，有人就问候了刘邦以及他那个刚死的老爸，估计是“祖安”的梗极具创造力与杀伤力，很多士兵都跟着学，一时间“祖安”之语声震天地，刘邦听到后差点没被气死。
攻下东垣后，怒气未消的刘邦还专门追查了曾经祖安过他的人。这事能怎么追查呢？还不是一个个审口供、相互攀咬。
据说处罚方式是，只要张口祖安过刘邦的人，一律处死，不知道有没有割舌头……
在打仗之余还专门干这事，刘邦的性格与处事方式有时候也真是让人无语，按说他什么屈辱没遭受过，居然几句祖安的话就能让他如此失态、大动干戈。
稍后，刘邦专门把东垣改名为“真定”，大概也有传达战局已定的意思吧？
接下来的战事的确属于打扫战场，樊哙北进后，和西路的周勃取得会和，很快彻底平定代地。
韩王信运气极差，居然被包围在了参合城，柴将军即柴武，不确定当时是归属樊哙还是周勃，他劝降韩王信不成，最终选择将之干掉。
陈豨运气倒不错，这次没被逮住，又坚持了近一年左右的游击战，于前196年12月，被周勃或者樊哙击杀于代地的灵丘。
韩王信死于前196年1月，标志着平定陈豨战争的基本结束。
纵观整场战役，显然还有一个重要的“拼图”需要补足，那就是，燕王卢绾这四五个月到底在干啥！
按照史书记载，卢绾先是派兵协助刘邦，向西攻打陈豨，同时派张胜前往匈奴，告知冒顿单于陈豨必败，争取冒顿单于不要大力干涉。
但张胜居然被臧荼的儿子臧衍反向“策反”，两人协商，让匈奴进攻燕国，卢绾为了自保，自然要撤军回救或者“假打”，从而客观上帮助了陈豨。
之后卢绾又“私通”陈豨，让他坚持打持久战，尽量避免决战，意图很明显，只要陈豨还在，卢绾对刘邦就还有价值，王位就能保住。
这一系列事件无疑略显诡异，但它们应该都是真实的，只是“发生时间”的认知上可能有些错位。
陈豨造反的时候，卢绾完全没有造反的动机，一开始派兵相助更是明证。接下来发生的事，尤其是私通陈豨乃至匈奴，应该是在韩信、彭越死后，卢绾和英布一样，都感受到了作为“异姓诸侯王”的恐惧，这才不得不生出反心。
也就是说，卢绾在刘邦平定陈豨的前197年10月至前196年1月之间，是坚定站在刘邦这边的，燕军应该和陈豨、韩王信乃至匈奴的军队都有过交战。卢绾决定私通陈豨乃至匈奴，其实是在前196年3月即彭越死后，他也收到了吕后送来的“肉醢”，经过反复思量，这才开始为自保或者造反铺路。
而陈豨造反事件，真正的历史影响却超脱了这一事件本身，成为了刘邦生前最后两年彻底解决“异姓诸侯王”的真正导火索，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韩信、韩王信、彭越、英布、卢绾等一众诸侯王相继倒台、死亡，甚至连皇帝刘邦本人也没能幸免，很快逝世，整个汉初大时代的最终落幕，居然是陈豨一手开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