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星堆考古发掘的深入，其自身呈现出的文化面貌与历史上的夏朝产生了“盘根错节”的复杂关联。

首先，大量文献记载将大禹的祖源之地指向了四川地区。《史记》说：“禹兴于西羌”，晋代的《三国志》和《华阳国志》分别记载了“禹生石纽，今之汶山郡是也”，“蜀之为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颛顼，封其支庶子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

1998年7月，在四川都江堰召开的“大禹诞辰纪念会暨四川夏禹文化研讨会”上，考古学家林向提出了著名的“蜀夏同源”说，认为从考古文物来看夏与蜀的亲密关系，无论是古城，还是字符，或者是对龙的崇拜都从不同的角度证明夏禹与蜀有文化上的同源关系。

其次，在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将二里头文化定性为夏文化遗存后，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却呈现出浓郁的“夏风”。比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了带有二里头文化二期风格的陶盉；二里头祭祀用的典型器物—牙璋，在二里岗早商文化崛起后就被改造成了殷商贵族的“摆件”，但在三星堆，牙璋不仅继续出现在重要祭祀场合，而且还得到升级改进，出现了黄金材质牙璋。

不仅如此，三星堆文化自身也呈现出两大不同群体“共存”的迹象，比如祭祀坑中出土人像由辫发和笄发两个社群组成，笄发者人数少，却掌管着宗教祭祀权，而辫发者则似乎掌管着世俗权力。

但让人诧异的是，大约在商末周初时，三星堆人突然废弃了位于广汉市的都邑，整体迁徙到了50公里外的成都金沙村，创造了十二桥文化。此时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人像，仅剩辫发者。

基于此，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文化定性为：“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本地新石器文化和外来青铜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现和形成的”。

这与杜金鹏教授在上世纪90年代推测的“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由迁入成都地区的夏遗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的说法不谋而合。

这其实是由考古地层关系和碳十四测年所确定的。蜀地迄今最早考古学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的宝墩文化，距今约4500年（相当于中原的龙山文化时期）。但宝墩文化却并未直接发展为三星堆文化，前者被后者直接终结了。也就是从三星堆文化开始，遗址中出现了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璋、戈、圭等玉器以及铜牌饰等铜器。

由于上述典型器物在宝墩文化中没有源头，所以，三星堆文化的上限也就只能到二里头文化二期，也就是二里头在前，三星堆在后。

如此看来，在确信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的前提下，三星堆文化是在夏朝灭亡后，夏遗民进入成都平原与当地居民共同创造的“后夏”文化，而关于大禹出生在巴蜀之地的历史记载，也似乎可以解读为是夏遗民为了笼络蜀地土著居民而附会的产物。

继1986年发掘了三星堆两个器物埋葬坑后，2021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又先后发掘了3至8号共计6个埋葬坑，2022年6月14日，7号坑发掘了镇坑之宝—龟背形网格状器。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和实物参照，考古工作者甚至都不知道这个外观有点像龟甲，内部包裹着玉石，还覆有黄金、丝绸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只是根据外形，起了个“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名字。

在龟背网格器出土之前，三星堆发现的所有东西，几乎都没有超出已有的认知范畴。

比如：尊、盘、璧、人像等青铜器，无论是造型多夸张，其工艺和铸造青铜器的合金比例都能在殷墟和江西新干大洋洲殷商时期墓葬找到原型；权杖、黄金面具、青铜神树这些中原罕见的东西，也能在西亚苏美尔文明和北方草原找到出处。

由于成都平原地处中西方交流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西方学者称之为“中国弧”）上，那么中西文化因素在三星堆发生交汇，也就在情理之中。

著名考古人许宏教授曾说过：“大家看三星堆某些青铜器的造型感到怪异，那是由于我们的视野狭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发现超出了我们既有的认知范畴”。

然而，龟背网格器的出土却极有颠覆性，并且是“独一份”。其本身包含的龙、玉、丝绸、龟甲这些文化因素表明这是典型的华夏文明产物，但同期的中原地区，却均未发现哪怕有半分形似的器物。

据《竹书纪年》记载：“七十年春正月，帝使四岳锡虞舜命……乃有龙马衔甲，赤文绿色，缘坛而上，吐《甲图》而去。甲似龟背，广九尺，其图以白玉为检，赤玉为柙，泥以黄金，约以青绳。”

这段尧舜禅让时对甲图的描述，与考古发现的龟背形网格状器高度吻合，即古人借龟这一灵物驮负象征天命的《河图》《洛书》，其上记载未来帝王姓名来寓意受天命治理天下，这就是所谓的“龟甲图谶”。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推测这个东西就是等同后世传国玉玺一样的权力交接礼器呢？

如果推测无误，那么这件礼器理所当然只会有一件，并随着商周鼎革被夏遗民带入了巴蜀之地。

不过，在2023年10月，三星堆遗址考古队队长黎海超又再次爆出猛料，“运用X光技术发现了龟背形网格状器焊接技术的证据”。

所谓焊接，是指把分离的金属两端通过加热到熔融，再加压或填充金属使两者合为整体的一种工艺。

商朝时，青铜器不同构件之间采用的工艺基本是铸接，即在器体和附件分别浇注完成后，再通过二次铸造的方式，将附件通过榫式、铆式等方式铸接到主体上，器体与附件形成单一的叠压关系。

而焊接则是使用焊料通过热处理的方式将待焊铸件连接起来，焊料熔点低的叫鑞焊（技术难度低），焊料熔点高的叫铜焊（技术难度高）。通常认为，上述两种软硬焊接技术是春秋战国以后才有的。

但是，三星堆器物坑测年数据在公元前1131年—公元前1012年，由于坑内无西周同期器物，基本可以判定在商朝末期。

这也就意味着，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制作时间下限，是早于西周的。那么上限又是什么时候呢，难道真如《竹书纪年》所言，这个龟背形网格状器是尧舜时期制作的“传国礼器”？

矛盾的是，迄今为止，尧都陶寺遗址、夏都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上，均未发现焊接技术的直接证据。

2001年，在成都举办的省市考古专家座谈会上，美国西雅图博物馆中国馆馆长Jay Xu（美籍华人，中文名许杰）提出“青铜器铸造技艺中的焊接技术有可能来自三星堆文明”，这个观点一提出就被国内媒体评价为“语出惊人”，因为当时三星堆的3—8号器物坑还没有被发现，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文化的认识，还基本停留在1986年1号、2号坑的基础上。

但现在看来，20年前的这段大胆预言，似乎就要成真了。换言之，龟背形网格状器并非是尧舜禹时期的产物，而是三星堆人制造的。

龟背形网格状器的四角分别有四个青铜龙头把手，龙头形象与三星堆遗址第三区考古出土的陶塑龙头高度相似，均属于“羊首龙”，即三星堆人心目中龙首的形象与羊首近似。

这跟红山文化的“猪首龙”、陶寺文化的“蛇龙”都不同。不仅如此，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形象为：龙头方形，未见有角，显著特征是大蒜头龙鼻，形绿松石粘嵌，龙身卷曲呈波状起伏形状，原型依然是蛇，也和龟背形网格状器上的龙形象差异较大，二者并非自然演变的结果。

龙形象的巨大差异，也充分说明三星堆出土的龟背形网格状器不可能是尧舜或夏朝时期制造后传入巴蜀之地的，而只可能是三星堆当地制造或改造的结果。

但是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论述过，三星堆青铜文化的上限只能到二里头文化二期，但三星堆却造出了与史书记载的尧舜禹禅让所用“甲图”高度相似的传国器物，这不得不让人再次产生怀疑，真的是先有夏朝，后有三星堆吗，或者说三星堆才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夏朝呢？

《说文解字》解释说：“羌，羊种也”，《史记索隐》言“羌，牧羊人也”，大禹如果兴于西羌，那么三星堆文明中的龙形象为羊首，同样合情合理。

当然，鉴于考古地层关系的科学性不容置疑，三星堆文化晚于二里头文化二期这依然是事实。那么又该如何解释三星堆晚于被认为是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但却存在二里头未曾有过的上古传国礼器“甲图”呢？

夏遗民的逃亡路线也许是揭开谜团的突破口。史载：夏亡时，“桀与其属五百人去居南巢”，南巢具体在哪，目前还有争议，但都未超脱安徽这个地理范畴，也就是助力大禹夺得天下的涂山氏的势力范围。

从正常逻辑来讲，一个族群要逃亡，那么最优的选择必然是故地和友军所在地，极少会选择未知的陌生地，陌生地域的死亡威胁和敌军的威胁是等同的，夏桀选择南巢就是这个原因。

而如果我们把“禹兴西羌”解读为夏先民源自巴蜀，那么夏朝灭亡时，大量夏遗民重新逃回故地，也就显得非常合理了。

这里或许有朋友会产生疑问，上面不是说三星堆文化上限只能到二里头文化二期吗，二里头也只是夏朝中晚期遗存，那么晚于二里头的三星堆文化，又怎么可能是夏先民故地呢？

其实，三星堆文化只是青铜文化阶段，而巴蜀之地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宝墩文化，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处于同一时空。这也就存在一种可能性：宝墩时期的先民走出巴蜀之地，参与了夏朝的构建，在夏朝灭亡时，夏遗民又回到祖源地，与已经留守巴蜀数百年的原住民共同创造了全新的三星堆青铜文化。

这种现象在考古发现中并非没有先例。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陕北石峁文化，就被证实是仰韶时代先民北上内蒙古，创造了老虎山文化后，又在龙山文化时期重新南下，参与中原文明构建的产物，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甚至能在石峁遗址城墙上找到原型。

所以，三星堆浓郁的“夏风”，以及能用全新的焊接工艺铸造出上古传说中的“传国重器”，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