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洪水事件，曾深深镌刻在世界大多数古老民族的记忆中，并由此产生了诺亚方舟、印度曼努洪水、阿兹特克树船、大禹治水等传说。

相比其它神话故事，大禹治水不仅在史书中有着详实的记载，而且情节更符合人类正常的改造自然的行为，并没有被戴上“神”和“法术”的光环。换言之，大禹治水比世界其他民族关于洪水的传说更为真实可信。

根据《尚书》和《史记》记载，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尧帝时代，黄河流域的各部族普遍遭遇了特大洪水的威胁，迫使利益不同的部族不得不联合起来先后推举鲧、禹父子开始了对洪水的治理工作。

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聚落材料研究表明，夏朝前的这场大洪水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因为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聚落总数量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并在多处遗址中发现了洪水过后淤泥沉积的痕迹。

事实上，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研究结论，将夏朝的晚期都邑指向了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而大禹的建都之地—也就是夏朝的早期都邑，断代工程专家组则倾向于在河南禹州瓦店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中寻找。

而王城岗遗址也的确出土了战国时期刻有“阳城”字样的陶片，表明至少在战国时期，该地就已经有阳城之称了。无论是王城岗遗址还是瓦店遗址，其所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最终成为二里头文化的主要奠基者之一。

不仅如此，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在被证实属于尧帝部族的遗存后，也从侧面佐证了大禹奉尧帝之命治理洪水的可信度，只有相互毗邻且面临共同威胁的族群，才会联合起来治理洪水。

《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入于海”，《史记》说“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积石、龙门具体在哪，《尚书》和《史记》都没有明确，不过华阴在陕西关中，而孟津、洛汭则在河南境内，说明积石、龙门应当在陕西关中以西之地才能符合导河入海的走向。

据《史记集解》引孔安国曰：“积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以也”。颜师古曰：“积石河在金城河关县，西南羌中”,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临夏州积石山县。此后，历朝历代的史官均将大禹治水的源头指向了积石山一带。

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就在积石山县境内，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多处遗址遗存，年代与夏朝相当。紧邻积石山县的青海省民和县发现的齐家文化中晚期遗存—喇家遗址，被证实毁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地震和洪灾。

2016年，中美联合科研团队就在全球自然科学领域的顶级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元前1920年的溃坝洪水佐证中国的大洪水传说与夏朝》的重磅文章，指出：公元前1920年，一场大地震引发黄河上游积石峡滑坡，形成一个巨大堰塞湖，堰塞湖溃坝冲毁黄河中下游堤岸是大禹时期大洪水的触发点。

如此看来，大禹治水源头在积石山也有着史书和考古发现的双重印证。但这样就带来一个矛盾点，长期在河南活动并建都的大禹，为什么会在甘肃积石山治理洪水？

或许有朋友会问：史书记载大禹治水时曾疏通九州河流，黄河上游溃坝导致下游洪水，大禹在源头治理洪水不是很合理吗？

据不完全统计，公元前602年到公元1938年的二千五百四十年里，黄河下游共决溢一千五百九十次，每一个大一统王朝在国力强盛时，都不惜动用举国之力来治理黄河，仅东汉王景治河动用的军队就多达数十万。

但大禹治水时所处的时代，还是古国林立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考古发现显示，仅仅在以河南崇山南北为界的这块伊洛平原内，就分布着煤山和王湾两大地方类型，这两大地方文化类型内部，又林立着众多古城遗址，修筑有城垣，相互间存在着对抗。史载，商汤灭夏时，诸侯尚有三千之众，春秋时期，依然还有170多个政治实体。

在生产力有限又缺少大一统控制力的大禹时代，大禹究竟有没有能力统一调配从甘肃齐家文化到山西陶寺文化再到河南龙山文化这近百万平方公里内的不同族群开展全域黄河治理，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事实上，中正大学古环境学谢孟龙教授在对积石山地震引发的堰塞湖最大库容量测算后得出，即使发生溃坝，其泄洪水容量约为5.1立方千米到7.8立方千米，这个容量并不会对一千多公里外的黄河中下游造成实质性影响。

退一步讲，即便这7.8立方千米的堰塞湖水没有受到沿途平原、宽谷的滞洪削峰影响，而是全部冲入了黄河下游，这种一次性的溃坝事件，也不会造带来下游部族持续数十年的治水需求。在溃坝下游的沿途多处齐家文化遗址，均未见到泄洪物地层的存在，就充分说明了这次黄河上游的地震、洪灾并没有影响到黄河中下游地区。

而所谓的“九州”概念，其实是战国时期的产物，即从一块较小地理单元的称呼，逐渐变成对全国的泛称。正如孔子周游列国，充其量也只是从山东走到了河南一样。

那么问题就又回到了刚才的矛盾点：如果大禹的主要生活区域在黄河下游的中原地区，并最终在此建都开国，那么他治水的区域也就不会远到一千多公里外的齐家文化区，他只需要疏导辖区内的洪水即可，没有必要远涉千里去上游疏通根本不会对下游造成威胁的积石山一带。

同样，如果齐家文化才是真正的夏文化，那么大禹治水的区域必然是在甘青积石山一带，大禹凭借治水的功绩在齐家文化区域内建立夏政权合情合理。

那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兴于西羌的大禹，最早是在齐家文化区域内治理洪水，并建立了夏政权（早期夏朝），而之后又因为某种原因，夏族群统一迁徙到了河南龙山文化区域内，建立了晚期夏政权（二里头遗址）呢？

根据考古溯源研究显示，二里头文化中的青铜技术带有鲜明的齐家文化特色，比如二里头遗址二期出土的环首青铜刀，与齐家文化的甘肃康乐商罐地出土环首刀相似，而后者更为古老。二里头2期到4期出土的玉刀，是齐家文化喇家遗址三孔大玉刀的改进品。

此外，二里头文化的典型器物绿松石铜牌、铜镜、铜铃，都在齐家文化中找到了源头物。从绝对年代判断，齐家文化为公元前2200年至前160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50年，但从这一点来说，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确可以拼接出夏朝早期和夏朝晚期。

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易华就曾大胆推断说：“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齐家文化就是夏早期文化；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齐家文化也可能是夏文化”。

然而，从文化构成上来说，二里头文化自身除了齐家文化因素外，还呈现出石峁文化、陶寺文化以及河南龙山文化多支文化因素综合的特征，有学者戏称二里头是一座“移民城市”。

二里头文化兴起之时（前1750年），齐家文化还没有衰落，如果算上二里头文化的过渡期—新砦文化，二者有200年以上的共存期。二里头文化1期遗址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如此快速的人口集中，只能解释为伊洛平原出现了多支外来族群的内迁。

所以，二里头文化并不是齐家文化群体整体东迁伊洛平原的产物。这也就意味着，齐家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关系，不太可能是早期夏朝和晚期夏朝这么简单。

事实上，包括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在内，都没有找到任何与“夏”产生关联的证据，反倒是齐家文化区域内从古至今都存在着以“夏”命名的习惯，《史记》曾载：“禹凿龙门，通大夏”，大夏指的是大夏河，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西汉北却匈奴西逐诸羌后，因境内有大夏河，所以在此设大夏县。

直到春秋以前，“夏”这个字的含义都带有“西”的意思，比如周人自称“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意思是：（文王）开创了我西土周邦与一二友邦的局面，来共同修治我西土。春秋时陈国的公子少西，字子夏；郑国的公孙夏，字子西。吴国外交官季札在秦国听到《秦声》时说：“此之谓夏声”（考古发现显示秦人崛起于甘肃礼县）。

甲骨文中，商人称被自己灭亡的夏朝为“西邑”，西周以后的文献将被商朝灭亡的政权称之为“夏”或“西邑夏”。

一位网友曾脑洞大开地推测：“春秋开始，以为夏朝起始于大禹，其实夏朝这个国名应该远在大禹之前”。

如果按照这位网友的脑洞逻辑去反思上面的考古疑问，似乎一切都可以解释的通了：假设夏这个地名先于大禹存在，即先有了齐家文化范围内的夏河，那么按照古代立国常以发祥地命名的逻辑，“禹兴于西羌”，“帅象禹之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就十分合理。

事实上，无论是西周还是后世的西夏、大夏、明夏政权，凡是跟“夏”有关联的行政区划，基本都在我国的西部。《淮南子·地形训》曾说：“西北方曰大夏”。

如果夏最早是出现在齐家文化区域，那么作为被商族群灭亡的前政权—二里头文化族群，没有找到跟“夏”有关的蛛丝马迹也就不足为奇了。

于是，关于大禹的身份就有了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大禹来自甘青齐家文化。随着齐家文化因素对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大禹治水的英雄事迹也随之传入，黄河下游地区大洪水过后所带来肥沃土壤和安定的生活，在孕育了一个新生政权的同时，也让对大自然存在畏惧的人们误以为，是大禹在上游的疏通河流，才成功治理了洪水。

第二种，大禹来自河南龙山文化。在公元前1900年黄河中下游聚落大崩溃之后，大禹带领幸存的各支族群共同迁徙到了伊洛平原，后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误将齐家文化族群治理洪水的记忆附会到了大禹身上，并将大禹建立的政权称之为“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