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西游击区位于福建省西南部，毗连闽赣边和闽粤边游击区。基本区域为龙岩、永定、上杭及广东省的大埔、饶平等10几个县。境内山峦起伏，林密壑深，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留在闽西苏区的福建军区第19、第20团，在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和军区司令员龙腾云的率领下，担负起抗击国民党军进攻、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的艰巨任务。

长征前夕，毛泽东见到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副部长张鼎丞，对他说：

“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

于是，张鼎丞留在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接着，他向中央分局书记项英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要求回闽西工作，取得了他们的同意。

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先后在漳平、平和、上杭、长汀地区集中8个正规师，连同保安团、民团及土匪武装，共10余万人，对闽西苏区大举“清剿”。

当时，留在闽西苏区的红军游击队有：退据长汀四都山区的中共福建省委、福建军区机关及红19、红20团；在龙岩、连城、宁洋、漳平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的红9团和明光独立营。

1934年12月初，张鼎丞从赣南回到长汀四都。此时，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仍然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不切实际地提出“保卫四都”、“保卫省委”、“与敌人作殊死的决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口号。

但是，张鼎丞建议保存实力、分散突围，但被拒绝。于是，他毅然提出自己到杭、永、岩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最后，万永诚同意他的要求。张鼎丞虽是中央分局的委员、粮食部副部长，万永诚却把他作为犯了"右倾错误"的人看待，不给一枪一弹，只委任他为福建省委代表，返回杭、永、岩地区去指导工作。

张鼎丞强压住心头的忧愤，找到范乐春、刘永生、陈茂辉等老部下商量，决定在永定来的留汀难民中动员十几个人一起回乡。

尔后，他们又在军区机械所找了七、八支步枪和一些子弹、手榴弹，每人背四斤大米，连夜从长汀四都陂下出发，夜行日宿，穿过敌人重重封锁，赶回永定。

队伍到达上杭县境，张鼎丞在岩下山和双髻山先后遇见了上杭县才溪区委书记王珍和上杭、杭代县苏维埃政府的张思垣、廖海涛及黄火星、兰荣玉等人，交谈中，得知他们缺乏游击战经验，给养十分困难，产生了悲观失望情绪。

于是，张鼎丞鼓励他们要依靠群众、坚定信心，并帮助他们解决冬衣和给养困难。

1935年2月，张鼎丞率部冲破了层层的封锁，回到永定县委、县苏维埃政府所在西溪镇赤寨村。

当时，在永定范围内苏区只有溪南区40多个自然村，游击区仅剩永东、永太2个特区委和南路、文顺、湖雷等3个区委领导的部分地区。

地方武装除永定独立营外，还有永太、金丰、上溪南、南路、文顺等游击队。

这时，国民党军第36师和保安团等部正在向长汀四都进攻，由于福建省委、福建军区领导人仍然坚持“保卫苏区，等待主力回头”的方针，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命令红19、20团凭借山地死守硬拼，突围的只有几十人，最后又于4月10日在长汀腊口附近的分水垇被敌重兵包围，全部壮烈牺牲。

在向长汀四都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军另以3个正规团、2个保安团进攻在连城、宁洋边界邹家山的红9团；以1个旅进犯在漳平永福的红8团。

红9团以一部兵力向小陶出击，吸引进攻的国民党军，主力向龙岩转移。红8团采取“绕圈子”战术，与来犯的国民党军周旋于漳平和龙岩之间，曾以伏击战、麻雀战在永福铁鸡岭、龙岩铜钵歼敌100余人。

3月，红9、红8两团与张鼎丞领导的游击队取得联系，先后汇集到永定地区。

队伍会师后，最迫切的问题是统一全体指战员的思想，树立长期斗争的信心，组织统一的领导机构。

于是，3月间，张鼎丞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身份在月流主持召开了这两个团领导干部会议。

会上，张鼎丞分析了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的斗争形势，指出今后的斗争环境将会更加艰难复杂，一定要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

他还反复阐明在新的形势和困难的环境中，如何紧密地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样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从战略的高度提高了领导干部的认识，使大家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框框中摆脱出来，准备坚持长期游击战争。

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军事、政治斗争。一致推选张鼎丞为主席，委员有方方、罗忠毅、吴胜、赖荣传、谢育才、朱森、邱金声、邱织云、魏金水、郭义为、廖海涛等人。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游击队转移到永定地区后，即拟以第3、第10师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朝永定进击。

得到国民党军进攻的情报后，闽西军政委员会决定：以红9团出击永定以东，相机向南靖、平和发展；以红8团北上龙岩，袭扰第10师，破坏其南进计划。

随后，红9团进入永定东部，消灭了多处民团，扫清了国民党军的据点，巩固了永定东部游击根据地。

红8团在龙岩地区，充分利用地形，不断对第10师进行骚扰和袭击，使其穷于应付，停止南进。

至此，国民党军的第一期“清剿”被打破。

1935年3月，就在红8团与红9团胜利会师的时候，陈潭秋以中共中央分局特派员的身份与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24师71团第2营由赣南也向永定方向突围靠扰。

何叔衡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在此之前，1935年2月上旬，邓子恢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人由一个警卫排护送，离开中央分局驻地井塘村，经瑞金武阳往长汀转移。

到达长汀后，在福建省委保卫队的护送下，他们由长汀四都向永定转移，由于暴露了目标，渡过汀江后，于2月24日在长汀水口附近小迳村被敌包围，何叔衡在突围战斗中牺牲。瞿秋白被捕，不久被敌杀害。

只有邓子恢率少数战士突围重返四都，此时，正值陈潭秋、谭震林按中央分局决定，准备率红24师一个营转移向闽西开展游击战争。

于是，邓子恢和他们一起率部向永定方向挺进，经过半个月的跋涉，于3月下旬到达永定仙师大阜村与张鼎丞部会合。

由于沿途突围作战，部队到达目的地之后，战士们过度疲劳，全在村里休息。第二天拂晓，正当大家还在梦乡之中，国民党军第10师52团2营4连在峰市陈荣光民团和下溪南郑良坤民团配合下，分三路包围了大阜。

情况万分危急，有些同志惊慌失措。此时，陈潭秋非常镇定，他和张鼎丞、邓子恢立即研究，决定由谭震林带领大部队突围，由他带领一个警卫班进行掩护。

战斗打响后，陈潭秋连发几枪把敌人引向他这边来，边打边撤，敌人越逼越近，他在崖石后来回指挥，直至警卫班战士全部壮烈牺牲，才从悬崖上滚下山坡后，躲进一个山洞幸免被敌搜出。

这时，突围部队由于战士们仓促应战，营长临阵脱逃，一片混乱，使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人处境十分危险。

紧急关头，永东游击队司令兼第一大队长刘永生挺身而出，抓起机关枪指挥反击，掩护大家撤退。

这时，赖德华、郑添和和丘其银率领的文顺游击队40余人也赶来增援。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打退了敌人进攻。

大阜战斗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部立即撤至杭、永边境的严坑一带活动，后转移到西溪的赤寨。

陈潭秋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5年4月中旬，陈潭秋以中央分局代表名义，在永定西溪赤寨村的一个瓦窑里召开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史称“赤寨会议”。

会议确定了领导机构，决定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改称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闽西南的党组织工作，推举张鼎丞为主席。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从“逼蒋抗日”转为“联蒋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多种渠道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

1935年底，他们通过在上海的联络站与党中央交通站取得联系，得到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

上杭双髻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旧址 图片来自网络

1936年1月1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了第二次会议。会议一致决定接受并执行中央关于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指示；

确定把闽西红军独立第8团、第9团等部队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下辖第一、第三、第五、第七支队，各县游击队则改编为人民抗日义勇军；

重新选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机构，仍以张鼎丞为主席，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

1月3日，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领衔发布了新编第一号布告。

1936年春节前后，张鼎丞等人都希望长期过着单身生活的邓子恢寻找一个革命伴侣，有利于他在目前艰苦的游击战争环境中更好地为党工作。

邓子恢原先的夫人曹泉地，在先后生下三个孩子之后，由于长期过着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活，又受到国民党的监禁摧残，幼子夭折，身心受到严重损伤，不得不于红军长征前带着两个年幼的子女返回家乡，为了避免他们母子遭受反动派的迫害，邓子恢与曹泉地办了离婚手续。

春节前后，邓子恢与在石门炉机关工作的陈兰结了婚。

陈兰原名金娣，与邓子恢同乡，是个勤俭朴实的农村女青年。她出身贫寒，6岁就被卖到偏僻的石门炉山区当童养媳。红军长征后，她毅然上山投奔了游击队。

在艰苦的岁月里，邓子恢和陈兰相爱了。结婚时，没有婚礼，也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新房就是座落在密林深处用竹片扎起的四面透风的山寮。

此时，国民党当局没有因国难深重，民族危机而改弦更张，也没有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提出"抗日讨蒋统一战线"而改变政策。1936年春，又开始对红军游击队的所谓第三次"清剿"。

不过，由于红军游击队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工作深入细致，争取了许多保甲长和"白色碉堡"。他们有的表面上挂着国民党的招牌，实际上却为红军游击队服务，成为"白皮红心"；有的则严守中立，与红军订立了"君子协定"，互不侵犯。

所以，国民党军的第三次"清剿"，看似气势汹汹，实则虚张声势。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立刻调动大军南下，讨伐西南军阀。闽西国民党中央军也被急调入粤，征讨陈济棠。"清剿"也因此中止。

蒋介石在平息两广事变之后，又腾出手来对付红军和南方各省游击队。9月26日，国民党的《福建民报》宣称："驻闽绥靖主任蒋鼎文，自粤垣返漳后，决心以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剿抚并施，闽西南剿匪军事，已积极布置。"

10月28日，蒋鼎文及其驻闽绥靖公署由漳州北迁建瓯。驻防闽西南的"中央军"各部随之相继北调。这样，由蒋鼎文亲手部署的第四次"清剿"计划，由于国民党军的换防，未得全面实现。

1936年11月上旬，被蒋介石收买的余汉谋第157师黄涛部，第158师曹友仁部相继开入闽西南，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旗号下，向闽西南游击队大举进攻，是为第五次大"清剿"。

1937年2月，闽西红军三、五、七支队集中于永定湖雷、陈定坑一带，遭到粤军猛烈进攻。红军游击队拼死抗击，打退了粤军，但本身也受到较大伤亡，闽西南游击战争又一次陷入困难境地。

面对新的困难，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马上改变红军集中作战的方法，重新分散游击，尽快扭转被动局面。

一方面在军事上开展灵活的游击战争，打破粤军的"清剿"；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对粤军展开攻势，进行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由于及时变更方针，在粤军入闽"清剿"的三个多月里，不断遭到红军游击队的打击，得到的“只是部队的逃亡、疲惫、死伤和社会舆论的反感。”

到1937年3月，粤军初进闽西时那种傲慢凶残的气势低落下去了，不再进山向红军游击队发动进攻、第五次"清剿"随之结束。

而红军游击队在反"清剿"战斗中由小到大，发展到3000人，党的地方组织也得到发展，建立了上杭、永定、龙岩、永和靖、永埔、岩永靖、岩南漳、岩连宁等8个县委。

1937年4月，为了进一步明确中共中央的具体方针和策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遣闽粤赣边区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方方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闽西游击区的情况。

方方出发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收到了闽南红3团转来的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3月5日《给闽粤边特委的指示信》和中共中央1936年9月17日《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等重要文件。

为了讨论贯彻中共中央和南委的指示，4月2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在南靖县上科岭村召开。

会议根据闽西南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了如何执行中央关于开展和平运动、创造和平谈判气氛的指示和推动国民党抗战，执行“联蒋抗日”的方针。

随即，发出了《为停止内战，对内和平，一致抗日的指示信》。

5月15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闽西南人民抗日救国纲领》、《三致粤军公函》和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签署的《致闽西南各界人士书》，集中表达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对于和平谈判、促进国共合作的诚意。

这三个文告向粤军提出停止进攻闽西南红军游击队，驱逐日寇、汉奸及浪人出境，开放闽西南人民救国运动；保证人民言论行动等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5项要求。

并表示，如果国民党军政当局同意上述5项要求，则闽西南红军游击队愿意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武装的一切敌对行动；

在抗日行动中，军事上受粤军指挥，但红军内部事务不受干涉，双方商定驻防地区，互不侵犯；

在保证红军给养的前提下，不干涉当地行政制度，并遵守友军一切关于社会的法令等条件。

当时，平和的芦溪，永定的下洋、溪南，上杭的丰稔市，龙岩的自上、西山等地，有许多联保主任、保甲长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建立了和平合作的关系。

粤军第157师的中下级军官，也表示拒绝执行打内战的命令等，和平谈判的时机日趋成熟。

1937年5月，在原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营长谢再发的斡旋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岩南漳军政委员会主席魏金水来到龙岩，与第157师第469旅第937团1营营长吴琪接触，策动粤军与中国共产党实现和谈，一致抗日。

谢育才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接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又派原红9团政委谢育才为总代表，负责与粤军及驻龙岩的国民党军政当局谈判。

6月15日，谢育才与吴琪、谢再发等人，来到漳州会见粤军第157师师长黄涛，充分阐述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关于国共合作的抗日主张。

谢育才返回龙岩后，又与驻龙岩的粤军第157师旅长练惕生及第六行政专员公署专员张策安举行了谈判。

此时，张策安等人对和谈尚无诚意，他们在“和平合作”的掩护下，提出取消闽西共产党和红军苏维埃组织，发表“投降自新宣言”等无理要求，拖延谈判。同时，极力阻挠对粤军的谈判。

但是，粤军旅长练惕生的态度却大为不同。因为，他曾经看过中共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发出的《致国民党粤军公开信》和《致各界人士书》，非常震动。

于是，态度鲜明地说：“谁愿打内战？我练惕生是愿意停战的。”

他表示，愿意在自己的防区内与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实行停战谈判，张策安才在练惕生的压力下，这才表示可以继续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谈判。

为了闽西南尽早实现国共合作抗日，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决定派邓子恢亲赴龙岩。

邓子恢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7月10日，邓子恢、谢育才抵达龙岩，与旅长练惕生、参谋主任王晓侯正式谈判。经过多次协商，国民党方面大致接受了邓子恢按照《三致粤军公函》所提出的和平条件和原则立场。

29日，邓子恢、谢育才，粤军代表练惕生、王晓侯以及国民党方面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签字，正式达成停止内战、合作抗日的协议。

根据协议规定，红军游击队准备集结点编，但在红军集中地点问题上，国民党方面指定要红军在龙岩溪南或沿漳龙公路15公里之内集中驻防。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警觉地注意到，这一集中地点，由于交通方便，国民党军可以迅速调动兵力，红军游击队随时都会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坚持红军游击队集中地点在不通公路的龙岩白沙至雁石一带。而且，部队番号不能变。

正当相持不下的时候，从闽南传来了红3团在漳浦陷入国民党预设的埋伏，被第157师包围缴械的消息，邓子恢为此向粤军提出严重抗议：

“由于贵军背信弃义，制造漳浦事件，部队很不放心，因此坚持分两地集中”。

经过坚决斗争，国民党军政当局不得不同意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意见，7月29日，邓子恢、谢育才与粤军代表练惕生、第六专署代表张策安，在龙岩商会谈判成功达成协议。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从4月25日作出与国民党军政当局进行谈判的决定，至7月29日达成协议三个月中，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着高度的警惕，顺利地完成了闽西南地区又一历史转折的任务。

根据谈判协议，闽西南红军游击队第一、二、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县游击队准备集中于龙岩白沙，第四、五支队及永定、永东、永埔等县游击队准备集中于平和县之芦溪。

但是，国民党军仍不断埋伏、截击红军游击队，企图把他们“收编”为保安团，闽西红军游击队遵照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顾全合作抗日之大局，主动避免接触，取道山路集中。

针对国民党当局的阴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断然宣布将红军游击队定名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并向社会公开揭露当局的种种阴谋，造成社会舆论，壮大抗日战线。

23日，粤军第157师代表陈柏麟在福建省第六行政督察公署保安副司令韩遇隆陪同下，由龙岩到达白沙。邓子恢、谢育才出面欢迎。

30日，陈柏麟在白沙点编，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一、二、三、七支队及龙岩、上杭、岩连宁、岩南漳等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一、三大队。

9月4日，陈柏麟到平和县芦溪点编，将闽西南人民抗日红军第四、第五支队和永定、永东、永埔等县人民抗日义勇军改编为闽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第二大队。

方方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1937年6月下旬，毛泽东在延安接见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赴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的代表方方时说:

“你回去问候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各位同志的好，你告诉他们，你们三年的苦斗有很大的成绩。”

并说，闽西留下了这么多干部武装，保住了那么多土地，并让方方在中央党校作报告。

1937年9月中旬，方方从延安回到闽西，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闽粤赣边区省委的指示。

10月9日，在龙岩白沙，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召开了闽粤赣边区临时党代表会议。由方方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张鼎丞作了闽西党与红军斗争的报告。

会议根据党中央对闽粤赣边区党组织工作的指示，决定撤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中共闽粤赣边省委，统一领导边区党、政、军工作。

中共闽粤赣边省委委员17人，书记张鼎丞，常委方方、邓子恢、谭震林、范乐春，委员还有廖海涛、魏金水，省委组织部长方方，宣传部长邓子恢，军事部长谭震林，妇女部长范乐春，职工部长方方兼任，青年部长伍洪祥，统战部长邓子恢兼任。省委下辖韩江、闽粤边、赣南3个特委。

1938年1月15日，闽粤赣边省委派谭震林前往南昌与项英商讨部队整编问题，其间，发生“瑞金事件”。28日，他从军部接受命令返回龙岩白土。

谭震林返回后，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宣布成立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二支队由闽西、闽粤边、闽赣边红军游击队组成，共2000余人。

张鼎丞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邓子恢调任军政治部副主任。方方另有任用。

新四军第二支队成立以后，遵照毛泽东关于红军游击队集中均须由党中央派人传达然后才能集中的指示，谭震林由当时任中共和中区区委书记陈天才接护，再次来到平和山内根据地，向闽粤边特委传达了关于红军游击队整编的指示。

随后，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率闽西抗日义勇军第一支队开赴龙岩白土集结待命。与此同时，闽粤边的闽南抗日义勇军第三支队和闽赣边的汀瑞游击队也相继到达白土会合。

各部队会师后，正式颁布了改编为新四军的命令，调整了干部，成立了支队司令部。支队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第三团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

2月20日，新四军军部命令江南所属各部立即开赴安徽歙县岩寺集中。

2月27日，二千余名闽西子弟兵在龙岩白土举行抗日誓师大会。会上还宣布成立新四军二支队留守处，以谢育才为主任，魏金水为副主任，负责办理一切事宜。

第二支队发表了《为出发抗敌告别父老书》，3月1日队伍开赴苏皖抗日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