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罗马帝国分裂后，由于受到帝国东西部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基督教内部逐渐发展出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东方教会。
虽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同之处，但在初期双方基本上还是能够保持着和平相处的局面。
后来，尤其是在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将都城迁至君士坦丁堡后，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实力和地位都得到了极大巨大的提升。
矛盾日益激烈
为了应对来自作为“新罗马”君士坦丁堡的挑战，罗马教皇极力打压君士坦丁堡教会，并不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由此导致双方在教会地位和利益上的争夺日趋激烈，罗马教皇和君士坦丁堡牧首之间的矛盾也在不断加深。
除了在利益上的冲突，两大教会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东西帝国不同文化传统的影响，形成了各具区域特色的神学教义，尤其是6世纪开始出现的基督性论之争以及“和子”句（拉丁语：Filioque，英文：and the Son）问题，双方各自固守自己的教义传统，攻击对方所持观点是异端，这就使得双方之间的嫌隙更加无法弥合。
而到8世纪，双方又出现新的争端——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在这一问题上，双方的观点是完全相反且无法调和的。
这一问题也成为后来9世纪佛提乌（ФотийI,858-867和877-886）牧首与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Ⅰ,858-867）之间博弈的焦点之一。
东西教会之间的问题，从来都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会内部问题，宗教分歧与政治利益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从8世纪开始，欧洲西部崛起了一个新的势力——法兰克王国，它经过“矮子”丕平（Pépin le Bref,751-768）和查理大帝（Charles the Great,800-814）的扩张、发展，逐渐成为了能与拜占庭对抗的大帝国，双方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也曾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而不想再受制于拜占庭帝国统治的罗马教皇，也抓住了这一个大好时机，如教皇斯提芬二世（Stephan II,752-757）通过为丕平涂油加冕以及后来的教皇利奥三世（Leo III,795-816）为查理曼加冕的方式，与正在崛起的法兰克人结盟。
有了这一坚强的后盾，罗马教会不仅敢于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对抗，甚至敢于正面拒绝皇帝的命令，最终成功摆脱了拜占庭帝国的控制。
东西教会的利益之争
在基督教会史上，东西两派教会虽早有矛盾，却并未真正分裂，而是以西方拉丁派和东方希腊派的形式存在。
在君士坦丁堡成为帝国新都之后，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同时具有帝国内教会首席的荣誉之称。因而，君士坦丁堡牧首和罗马教皇并列共尊，两者并无上下高低之别。
但是，随着君士坦丁堡在帝国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教会实力也越来越强，于是背后有拜占庭皇帝支持的君士坦丁堡牧首便开始使用各种方式去挑衅罗马教皇的地位，以便让自己成为独立于西方教会的宗教领袖，这极大地威胁到了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尤其是在日耳曼民族入侵之后。
为了能够保持罗马教会教会首席的地位以及自己对西方普世教会的最高领导权，教皇在舆论方面引用“彼得优越论”（Petrine primacy），来打压权力不断膨胀的君士坦丁堡牧首。
并施展了各种纵横捭阖的手段对付拜占庭帝国派来的钦差，将其管辖范围逐渐延伸到意大利中部、西西里岛以及科西嘉等地延伸。
尤其是到了6世纪末，伟大的教皇格里高利一世（GregoryⅠ,590-604）期间，罗马教会的实力更是有了巨大的飞跃。
教皇与牧首都想要控制基督世界，双方在教会利益上的冲突愈演愈烈，直到佛提乌上台，双方冲突进入了白热化，从之前的疏离状态逐渐走向了决裂前景。
争夺教会首席地位的矛盾
基督教自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向外进行传教。在其创教之初，耶稣的门徒就已经将基督教传到了亚、欧、非三大洲，并在当地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教会组织。
而在众教会之中，由于罗马教会居于帝国中心，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宗教地位上，它一直都居于众教会之首。
而到了3世纪，由于帝国面临的问题和矛盾空前激烈，昔日的罗马城已经不足以成为新时代解决帝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的首都，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将帝国的首都东迁至君士坦丁堡（后被称为“新罗马”）。
帝国重心的东移，不仅为君士坦丁堡自身，更为其教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在政治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君士坦丁堡教会从众教会中脱颖而出。
381年召开的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通过了关于将“新罗马”提升到位居旧罗马之后第二地位的决议。
虽然此举遭到了罗马教皇的强烈的反对，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君士坦丁堡教会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也正是从这时起，两大教会开始了关于教会首席地位的争夺。直到“佛提乌事件”爆发，东西教会分裂的前夕，双方都曾积极地采取行动来证明和维护自己的宗教地位。
他们之间的博弈，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4世纪到6世纪，总体上，罗马教会地位下降，君士坦丁堡教会影响力提高。
双方博弈最主要的表现为：蛮族入侵下的罗马教会，无论是在经济实力、还是在宗教地位上，都受到了来自君士坦丁堡教会的威胁，罗马教皇不得不依附于拜占庭帝国。
从3世纪起，帝国在内部奴隶、隶农起义和外族入侵的联合打击下，国力日衰，尤其是位于西部的罗马城，属于平原区，更易遭到攻击。且该城城墙较长，不易防守。
这种客观条件决定了罗马城陷落的悲惨命运。到3世纪末，罗马城就陆续地受到来自北欧蛮族部落的威胁。至5世纪之初，蛮族的侵袭进一步强化。
410年，罗马城还遭到了蛮族的洗劫，这一事件给罗马人带来的恐慌情绪远远超过了它的实际破坏程度。“永恒的罗马”（Roma Eterna）八百年来都未曾被征服，然而在帝国成为基督教国家之后不到30年，就被阿拉里克（Alaric）率领的西哥特人征服了。
20年后，汪达尔人再次围攻并征服了帝国的北非疆土。
战争给帝国尤其是西罗马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大量的田园荒芜，农业、手工业和商业衰落，人口锐减，城市破败，还有文化也遭到无情地摧残，真可谓，到处是满目疮痍。
当然，帝国东部也面临着防务紧张的局面。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不仅仅要面对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攻入巴尔干半岛、马其顿、希腊的威胁，还要应对新兴的萨珊王朝屡次强占罗马东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劫掠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地。
但是由于帝国东部向东哥特人缴纳了“保护费”，君士坦丁堡侥幸躲过了这场浩大的蛮族劫掠，其他“作为新的拜占庭帝国中心的东部诸省的城市，也并没有遭到像西方城市那样的彻底破坏。”
那里工商业和农业仍然保持兴旺，中产阶级还不曾达到破产的地步。
因此，相较于帝国西部的全面崩溃，帝国东部的经济状况一直较好，从奥古斯都时代起，和平环境的恢复无疑给东部各个行省带来了繁荣。
到了4世纪晚期，东部的黄金储备几乎是西部的两倍之多，而东部与西部经济状况的差异，也决定了东西方教会实力的差距。
当然，除了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教会实力的差异，信徒人数的增加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教会经济实力的发展。
在4世纪时，罗马境内仍有一些异教徒，而到5世纪，罗马帝国大多数人都已经改信基督教。
5世纪末，基督教徒约占总人口的90%。而教会的财产主要就是来自信徒的捐赠，基督徒人数增多，教会财产也就随之增加。
个人捐赠数额的多少，又与当地工商业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如前所述，3世纪以来，与帝国西部相比，东部受战争破坏较少，经济较为繁荣，所以东部教会所得到的捐赠较多，积累的财富也同步增多。并且，东部的主教人数也多于西部。
据吉本提供的资料，“掌管基督教教会工作的一共有1800名寻握有教会及合法的司法权力的主教；其中1 000人在帝国的各希腊对比省区，800人在各拉丁省区。”
因此，无论是从教会的规模还是经济实力，此时的东方教会都明显优于西方教会。而经济实力的强弱又决定了东西教会宗教地位的高低，且君士坦丁堡教会除了自身经济实力的快速发展，背后还有整个帝国政府作为后盾，这些对罗马教会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为了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在教会内部的首席地位，罗马教会从教会宗教合法性的理论出发宣称，由于罗马教会的守护神是圣彼得，而他居于众门徒之首，因此罗马教会也应该处于众教会之首的地位。
为了进一步保证了这一特殊地位，教皇利奥一世游说西罗马帝国地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425-455），在445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其内容如下：“罗马教会的首席地位是由圣彼得(首席主教)的价值，罗马的威严，神圣议会的权威决定的，如果没有无可争辩的推论，任何人都要不可以尝试去做违反教会权威的事。若人人承认这一点，那么各教会之间的平安就能得到保障。”
该法令的出台为罗马教会首席地位的合法性，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政治保障。
针对罗马教会提出的使徒教会观点，东方教会提出另一个观点与之对抗，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是由彼得的兄弟，使徒安得鲁（Andrew）建立的。
安得鲁是第一个被上帝邀请跟随他的人，也是将彼得带到基督面前的人，因而，他的地位要优于彼得，因而他在拜占庭的继任者也应该优于彼得在罗马的继任者。
除了在宗教传统上强调自身的特殊地位，君士坦丁堡教会还在451年卡尔西顿大公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或译为“迦克墩大公会议”)上再次重申381年大公会议赋予君士坦丁堡教会地位的规定。
虽然君士坦丁堡主教权柄居于罗马主教之下，但他在教会事务上仍然拥有重要的决策权。如此明目张胆地谋求教会利益的决议，遭到了罗马主教的强烈反对。
卡尔西顿大公会议结束后，罗马教皇利奥一世（Leo the Great,440-461）重申了“彼得优越论”，即彼得在耶稣门徒中居于首要地位，因而由彼得建立的罗马教会，相较于其他一切教会，应该具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威。
他在给君士坦丁堡主教阿纳托里乌斯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君士坦丁堡甚至不具备拥有都主教区的资格，即便是皇帝在这座城市，也不可能使其成为使徒教区”。
教皇杰拉斯一世（GelasiusⅠ,492-496）更是在公开场合，强地硬宣告了罗马教会在众教会之中的至上的地位。
但罗马主教的坚持，并没有获得拜占庭皇帝和东方教会的承认，直至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时，罗马教会才逐渐恢复元气，并具备了与君士坦丁堡教会展开新一轮地位争夺的底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