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威尼斯人经贸力量的壮大，11世纪后期国力渐衰的拜占庭帝国进一步向其寻求海上和财政帮助。
1092年，科穆宁王朝的阿历克塞一世颁布《金玺诏书》中为偿还威尼斯人的援助，规定除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及黑海沿岸的少数港口外，威尼斯在帝国的其他城市均可免税进出口商品，同时还接管了阿玛尔菲人在帝国的货栈和其他设施。
同时威尼斯还获得了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业区、征收部分关税以及在科林斯等拜占庭帝国重要海港自由进出的权利。
11世纪以后，出于外交上的需要，拜占庭还把征收进出口关税的特权赐给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最终却造成了拜占庭国家商业的瘫痪和国家财政的全面崩溃。
君士坦丁堡缓慢持续的衰落给意大利城邦带来了新的机遇，到了11、12世纪，君士坦丁堡已经逐渐丧失了对地中海东部的控制，这给了意大利城市更大的机会控制通向东方的贸易通道。
到11世纪，意大利的贸易活动范围已经比除阿拉伯人控制的西班牙南部以外的欧洲其他地方更加广泛。
亚得里亚海的澙湖区、托斯卡纳（Tuscany）沿岸和台伯河（TiberRiver）河口的盐产量尤其巨大，这也是威尼斯财富的来源之一。
由于威尼斯缺少农业区，所以一开始就不得不走上贸易之路。它利用与拜占庭密切的政治关系，进口东方艺术品和织物，再用它们来换取粮食和其他商品。
许多意大利南部城镇也借助和黎凡特的贸易而繁荣。到11世纪，萨勒诺（Salerno）发展成为伟大的文化中心，拥有著名的医学院。
热那亚、比萨和威尼斯的商人们获得了在东方的重要商业权利，这些商业权利成为接下来几个世纪繁荣的支柱。
从黎凡特运来的香料（既可作食用，也可作药用）利润极其丰厚：一船胡椒、肉桂、姜、藏红花、丁香或肉豆蔻运到西欧市场值一大笔钱。
仅威尼斯进口的胡椒在某些年份的贸易额就超过一百万镑银币。
此外，以君士坦丁堡为枢纽，拜占庭帝国与欧洲内陆地区也维持着商贸往来，来自东方的商品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经地中海到达马赛，再转陆路运至法国内地；木材、小麦、羊毛、葡萄酒、橄榄油等物则沿着这条商路从欧洲内陆输至拜占庭。
虽然这样的商贸联系并非时常都有，但却为当时商业衰败的欧洲内陆提供了对外交流的口岸。
君士坦丁堡与中国的经贸文化交流自隋唐时期开始，中国国内一统，加强了对西域地区的控制，丝路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峰。
中国典籍中将拜占庭帝国称为“拂菻国”，其原因在于希腊人就把君士坦丁堡称为Stinpolin、Stanbulin、Polin或Bulin。在口语和文字中通常被简称为He Polis（城市）或Ten Polin（到城里）；“拂菻”其实就是Polin的讹音。
7世纪初，裴矩秉承隋炀帝旨意经营西域，诱使到张掖经商的西域商人，述说其国山川地理及通达路线，写成《西域图记》三卷上奏，称:“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
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其南道从鄯善，于阗，朱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忛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旧唐书》中记载道君士坦丁堡“其殿以瑟瑟为柱，黄金为地，象牙为门扇，香木为栋梁。其俗无瓦，捣白石为末，罗之涂屋上，其坚密光润，还如玉石。至于盛暑之节，人厌嚣热，乃引水潜流，上遍于屋宇，机制巧密，人莫之知。观者惟闻屋上泉鸣，俄见四檐飞溜，悬波如瀑，激气成凉风，其巧妙如此。”
有唐一世，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文化联系中还有一突出特色，即景教的传播。
景教即基督教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崇尚基督“神人二性说”，由东正教中分裂而出。
唐贞观九年（635年），景教主教阿罗本来至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准其传教，并为其建寺，自此，景教在中国生根。
高宗时期，在各州之内分置景寺，以阿罗本为镇国大法王，“寺满百城，家殷景福。”景教初入之时，唐朝士众皆以为景教出自波斯，均称景教寺为波斯寺。
745年，唐玄宗对此发布诏令，将两京波斯寺改为大秦寺，国内各府郡所设大秦寺也一并更名。
781年落成的《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反映了当时景教在中国传播的盛况，说明了景教徒活动的成功。
但随着845年唐武宗灭佛，景教也送到牵连而陷于绝境，至晚唐五代已完全歇绝。在中原无法立足的景教徒，可能一部分放弃信仰，一部分迁往政府控制的边缘地区。
879年，黄巢起义军攻克广州后，屠戮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和祆教徒达12-20万人。
这些基督徒中可能就包括那些在中原活动受限而被迫离开的景教徒及其后代。
980年，大主教曾派遣六名基督教教士前往中国，整饬教务，才发现中原基督教已归于灭绝，遂返回巴格达。
景教徒拥有拜占庭帝国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其华传教过程中就有以医助教的特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记载景教徒从事相关的医疗活动，“病者来而起之”，以此赢得信徒。
这种以医助教的方法还推及到了王室内部，740年冬，唐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病重，久治不愈，景教徒崇一为其治疗后恢复如初，为此玄宗特赐崇一绯袍、银鱼袋以示恩宠。
拜占庭的医疗、医药知识也随景教徒的医疗活动得到传播，孙思邈在其《千金方》中即有相关记载。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王延德访问高昌回鹘，见“复有摩尼寺、波斯僧，各持其法，佛经所谓外道者也。”
太平兴国“九年五月三日，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朝贡”（《宋史?天竺传》）。王延德所谓“波斯僧”和“波斯外道”皆指高昌景教徒。
高昌基督教壁画的风格也带有明显的拜占庭艺术风格，其中一幅表现一群手持树枝的信徒簇拥着一位牧师，其描述的是圣枝节（Palm Sunday），即复活节前一星期天人们欢迎基督进入耶路撒冷的情景。
除文字记载外，许多拜占庭金币也在国内陆续出土，证明了当时两国之间的直接贸易。
《隋书?食货志》提到，北周(557—580)之初“河西诸郡，或用金银之钱，而官不禁。”西域所用金钱即拜占庭金币，银钱则是波斯萨珊朝银币。
在中国发现的罗马(拜占庭)金币及其仿制品约为40枚左右，其中被考订帝王时代的是20多枚，其出土范围广泛，在新疆、宁夏、甘肃、陕西、内蒙、河北、河南、辽宁、浙江等地均有发现，大部分地区都是丝路贸易的必经之地。
此外，位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的血渭一号大墓是唐代早期吐蕃墓葬，其中也发现了拜占庭织锦以及阿拉伯世界出产的大食锦，反映了唐蕃古道国际贸易的盛况。
《官员书》中关于橄榄油和酒的内容不多。橄榄油由遍布全市的杂货店出售，没有关于加工或进口的具体条例，9世纪末时，君士坦丁堡的橄榄油价格每升为1铜币奥波尔（obol）。
约翰?海斯（John Hayes）对萨拉汉（Sarahan）发现的陶瓷进行的研究表明，在古代晚期之后，可能用双耳瓶携带油或葡萄酒进入城市。
在《官员书》中，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提到早期在史特拉吉翁附近的橄榄油库。葡萄酒是由旅店老板（kapeloi）出售，除了按杯零售外，还以30升或3升的固定容积出售。
像卖蜡和肥皂的小贩一样，杂货店也出售用秤称的货物。《官员书》将这些秤重的货物列为肉类（但不同于屠夫出售的肉类）、咸鱼（非新鲜）、膳食、奶酪、蜂蜜、蔬菜和黄油以及橄榄油。
除了食物，杂货商还出售树脂、雪松和亚麻籽油、樟脑、石膏、陶器和钉子。他们不允许出售用天平称过的物品，这些物品只能由迈普索伊（myrepsoi）出售。
后面这些商品包括香料和香水原料、药品和染色原料。《官员书》没有提到药剂师本身。杂货店、客栈和面包店分散在整个城市，而迈普索伊只在米里昂（Milion）和沙尔克（Chalke）之间拥有一所。
随着贸易的进一步扩大，其他意大利的城市与威尼斯展开竞争，佛罗伦萨在金融、纺织品贸易等领域向威尼斯发起全面挑战；热那亚人与其争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支配权。
普拉托等小城市则专注于掌控专业性的手工业部门。1016年，比萨人和热那亚人联合将阿拉伯人从撒丁岛（Sardinia）逐出，随后双方对撒丁在商业和政治上展开激烈争夺。
1100年，威尼斯击败达尔马提亚地带的海盗，建立了其在亚得里亚海上的霸权。1135年，阿玛尔菲遭受比萨的入侵而破败，此后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
由于诺曼人和东罗马帝国的敌对关系，通往黎凡特的贸易路线被封锁，这对北部城市，尤其是威尼斯十分有利；并且在诺曼君主统治之下，城镇商人阶级税收繁重，南部的贸易进一步衰弱。
长远来看，南部港口无论如何也无法与北部的港口竞争：它们太依赖贸易中心的角色，缺乏有活力的农业区，而这一点恰恰是北部城镇繁荣的关键因素之一。
即使在南部最富裕的地区普利亚，可供销售的小麦和石油产量在11世纪也十分有限。各商业城市的竞争使东地中海地区的商业活动充满活力，也让这些城市本身快速发展。
12世纪到13世纪，这些城市扩张迅速，佛罗伦萨的人口从公元1000年的几千人增加到14世纪早期的大约10万人，佛罗伦萨也因此和威尼斯、米兰、热那亚和巴黎并称欧洲五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