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告一段落后，盛梦露来到阳台放风。窗外是一片人工湖。杭州下雨，雨滴细细密密打在绿色湖面上。工作令她疲惫，但为了迎接采访，她试着寻找兴奋点，眼睛里发出光。
她是一个坦诚的采访对象。坐在公寓里，她告诉我，她认为自己的家庭享有结构化的红利，这背后隐藏着不公平。这是一个问题，她需要和解，路径是用更大的力量做有公共价值的事情，说俗一点是回报社会。
她所思考的公共议题是“抑郁症”，这也与她的经历紧密相关。读高中时，她第一次感受到抑郁情绪。所幸有高考目标在，像是“吊在面前的一根虚妄的胡萝卜”，指引她撑过去。她也是一位患者家属，她的父亲在自己的 18 岁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在家庭中度过大部分人生。一名“老抑郁症”的经验直觉让她有了发心：创造一个地方，长时间地陪伴抑郁青少年，使得他们从抑郁症中康复，回归社会生活。
如果抑郁情绪是某种信号，在从事新闻记者四年后，盛梦露也再次感受到了负面情绪的意义。新闻记者是一个抑郁和焦虑高发的职业。挫败感和无力感在波及其他人时，也波及了她。2019 年前后，她离职、申请出国留学、思考转行。她开始在抑郁症互助社区“渡过”做兼职陪伴者，这里可以直接地、面对面地助人，价值具体可感。
盛梦露
而且，和抑郁的青少年待在一起是自在的。盛梦露说，一位在精神科工作的朋友也曾在青少年时抑郁过，对方也喜欢和患病的青少年相处。他们都认为，共同的生病经历，使得大家“没有什么需要去藏着掖着”，互相理解、支持，不必客套。
病耻感在深刻影响氛围，克服病耻感，就像克服身材焦虑：“虽然大家宣称每一种身材都是美的，但当你是很胖的那个人，应对别人的凝视与偏见，需要非常强的自我认同感。”拥有足够的自我认同感是漫长的历程。
对于休学在家的抑郁青少年来说，病耻感有着更确切的因素，自我认同更加难以实现。他们的困境悬而未决。在中国，受抑郁症困扰的青少年有，统计口径的不同，估测在近千万到三千万之间。他们当中无法正常完成学业的人，根据绿汀小屋团队调研估算，从初中到大学，有近 200 万人，大部分无法完成学业的青少年休学在家。
2019 年，盛梦露在渡过线下营地采访了十几位抑郁青少年。他们的困境高度相似——来到营地的孩子大多已经休学，在抑郁症中进退两难。学生几次鼓足劲回到学校，但每次只要坐在教室，立刻被焦虑感淹没。而当他们被迫停下社会化的脚步和求学的日程，朋友和同学还在往前走，这是一种“低人一等”的痛苦。
同时，盛梦露采访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精神科医生唐志雄。对方的分析给她启发。唐志雄认为，抑郁的产生是复杂的社会因素。过重升学的压力，复杂的同学、亲子关系的矛盾，缺乏运动与社交、缺少与大自然接触的生活方式、过度注重培育智力而忽视情感教育的学习氛围，都是滋长抑郁症高发的因素。
营地活动结束时，一些青少年感到不舍。他们认为这里放松自在，更被接纳。但营地时间只有一周，在这里遇到的同样休学的朋友刚刚开始熟悉就要分别，他们不舍。营地活动每个月都在新城市举办，有些青少年为了能留在营地，报名了助手工作。这让盛梦露意识到，要真正解决抑郁症的困境，一周的时间似乎不够。
在杭州一栋英式别墅里，叶子绿油发亮，这里位于杭州余杭区，安静，没有嘈杂街声。从英国读研回国之后，盛梦露和渡过中另一位陪伴家长的工作者邹峰一起发起了“绿汀小屋”项目，因为临近杭州绿汀路地铁站，取名“绿汀小屋”。
绿汀小屋
小屋的创始团队有五人：渡过社群做家长工作的邹峰、一位心理咨询师、两位邹峰陪伴的休学的抑郁青少年。五人组成了最初做“绿汀小屋”的雏形，一起坐在车里去超市采购，买东西、做饭，做软装。有一天，大家一起坐在车里，邹峰开车，就像一家人一样，像日本电影《小偷家族》里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组成另一种“家庭”。
盛梦露意识到，这种感觉对于抑郁的青少年来说是对的，直觉告诉她，长时间、面对面的“小屋”，或许能够成为接纳青少年，实现疗愈的一块飞地。不仅仅是陪伴和疗愈，而是帮助他们走出名为“抑郁”的困境。这样的环境用来长时间地抱持休学的青少年，从人际互动层面提供理想的“家”一样的陪伴，给他们重回社会的力量。
林天今年 21 岁，第一次到绿汀小屋参加共居活动是 2022 年。那时候，她已经休学三年，在江苏常州本地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每天最多要吃 8 粒药。林天说，自己一开始对这一项目并不了解，更没报希望。她把这里想象成疗养院，一种又类似于“心理咨询”的治疗方式。而与她共居的还有八位青少年，组成了以“抑郁症”为重点的社群。
“原来这件事还可以拿到明面上说，是我的信息差了”，林天告诉我，她从不知道人们可以相互求助，在网络上组成小组，寻找自己的同类。这是她离开学校之后接触的第一个社群，她以前从未体验过大规模的互助感。
她在这里共居两次。第一次在 2022 年，结束之后，她继续看心理咨询。那一年，她主动做出一些动作：去上海换了一家医院看病，那里的医生将她诊断为抑郁症伴随精神症状，药量减少到每天两粒。第二次在 2023 年春天，她在这里认识一位男生，两人恋爱，一起租房、养两只猫。她着手改变周边的人文环境，学习摄影、化妆，在社交网络上接单做摄影约拍。她现在的思考结果是：“要么家庭环境不好，要么是校园环境不好。很多青少年没有能力换一个环境，他们只能待在家里，不然还能做什么？”
第一期营地即将结束，她有种时过境迁的感受。她记得那种感觉——阳光洒在草坪上，草很绿，天很蓝，她与陪伴自己的天天听歌。“前几年的我，要是知道今年的我改变这么大，（那时的我）想必会好活很多”。她说此前几年自己在情绪上，尚且没有能力去识别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只是总有种很浓烈的情绪：我活不今年。”
陪伴者天天也是一位青少年抑郁的康复者，她毕业于墨尔本大学心理系荣誉学士。看到绿汀小屋的招募启事后，她抱着做点事情的心情联系了盛梦露。她的角色名为“陪伴者”，每周一到周五给青少年提供一对二陪伴服务。到项目第二年，天天成为陪伴者主管。
她眼中的青少年有共同的困境——希望感弱，恐惧感强，难以觉察自己的处境，需要陪伴。
她的结论也来源于自己的康复经历。从 2015 年开始，16 岁的她独自远赴澳洲留学，住在亲戚家。读大三的时候，她陷入抑郁和焦虑，每天被自杀念头侵袭。很长一段时间，天天发现自己从睁眼到真正坐起来至少要三、四个小时。严重抑郁中，她尝试运动，冥想、接受心理咨询，都有些无力承受。很长一段时间，她埋怨自己：“为什么我连床都起不来？”
这段经历让她明白，抑郁的核心不是难过、伤心，而是能量耗竭。而能量的消耗来自长期身处的环境，令她不舒服、没有力量，“就像在泥塘里把自己洗干净，只是徒劳。”
低能量的困境限制了初来绿汀小屋的绝大部分青少年。天天看到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恐惧。一位在军事化管理的中学读书的学生每次吃饭不敢超过五分钟，怕浪费时间。一个孩子不敢写字，因为他认为写不好，对校园生活有阴影。一个孩子钢琴考到十级，但是他不敢去碰钢琴，觉得自己弹得很差。在泥塑活动里，天天建议每个人捏出自己在不同年龄的状态，一个孩子拿出一堆乱乱的、没有定型的东西，告诉大家：我是垃圾，过了一会把“垃圾”扔到垃圾桶。
通常在休学之后，愉悦的体验也逐渐在困境里消失。盛梦露记得，很多青少年会说：“我已经很久没有去哪儿去玩，没有跟这么多人一起出去活动，比如春游”。她发现，他们在理性逻辑层面，思考、反省能力都不逊于同龄人，但被支持的感受远少于同龄人。
天天把自己的康复归功于治疗同盟。她享有相对优质的医疗资源：当她向家庭医生求助后，校医院为她联系到临床心理学家、创伤治疗师与精神科护士。每周一次或者每周两次，她能够等来面诊或视频咨询的机会。她被诊断为复杂性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治疗团队无人强调诊断结果本身。对方告诉她：“不要太把自己当病人”，不要认为症状正在困住你，更客观地说，人只能接纳自身，带着症状一起走下去。她还有一位志愿的陪伴者——依靠合租的印度室友，对方照顾她的起居饮食，带她吃饭、逛街，提供日常的支持。
共居活动尝试在生活里制造安全感和希望感。青少年自己决定每天几点起床，是否要参加活动，或者在活动中途离开。余下时间大部分类似“躺平”，但在这里有不同的意义。这里的人更需要彼此陪伴一起生活、做饭、打球、散步、打游戏、聊八卦。对于青少年感兴趣的话题，这里试图做到没有禁忌，比如讨论性的话题，性向、性癖，猜测彼此和性相关的偏好。盛梦露和其他陪伴者也会陪孩子“放飞自我”，通过活动来体验自我释放。他们曾经跑到邻居的院子里偷柚子、一起在地上爬行、装明星和保镖冲进西湖边的奢侈品店、在商场大厅举办一场演唱会。在小屋的地下室和车库里都是孩子们的即兴涂鸦。
小屋内的活动日常
在绿汀小屋之外，购买服务的家长往往无法清晰地看到孩子的困境。
家长的诉求统一：“让孩子回去复学”。一些家长每天会给陪伴者打电话，确认孩子的状态。一些家长较为焦虑，当看到孩子状态不错时，要求“能不能让他一个月以内回到学校？”
天天在绿汀小屋工作一年半，几乎每一天都有家长打来电话交流孩子的状态。小屋规定的家长沟通时间为每周半小时，但总是不够，家长发微信、打电话，追踪孩子的生活日常。需要知道孩子今天衣服穿好了吗？吃药了吗？最后叮嘱孩子要有好的价值观、不能再打游戏，要赶紧回去上学。无法说这是出于控制还是焦虑。
天天把家长的状态分为三类。一类是“有心有力”，即家长积极地改变自己；一类是“有心无力”，家长能量低沉，工作和家庭都不算顺利。一些人说着说着开始哭，尚没有余力照看孩子。另一类是“无心无力”，家长坚持认为生病是孩子的问题，他们想不明白为何其他孩子都能上学，自己的孩子却还在休息。这三类家长都需要被共情、被支持。
而在小屋之内，当孩子们的安全感累积、真实的情绪开始流动，症状的波动和人际的冲突都会开始发生。同期八位青少年共居一个月，每个人都需要高密度的陪伴。
林天记得，自己开始共居不到一周，自己和另一位共居的女孩产生误会，她的症状波动，想立刻离开小屋。天天追出来找她，完全站在她的立场上倾听、理解她当下的情绪，并且向她道歉。林天认为，这种在人际矛盾中被无条件关照的感觉，自己极少体验过，“这是一种很新的处理方式，完全为我好”。
长期稳定的陪伴工作并不容易。一个理想的陪伴者是一位高密度情绪劳动者，也是高质量陪伴的提供者。最初，不少陪伴者在工作一个月后感到劳累、耗竭。绿汀小屋大约用了半年时间探索完陪伴者的工作方法，明确规则和边界。比如，曾经有位女性陪伴者在陪伴一个男孩的时候，因为自己有在性别议题上的创伤，不是陪伴者的最佳人选。而为了让这个过程可持续、有力量，陪伴者们也需要有更好的自我照料能力。可以说，陪伴是“用肉身去带孩子”，即用新的关系和模式养育一个孩子。
小屋活动日常
盛梦露形容自己最近的状态是“burn out”，与我的见面里说的最多的是“累”。绿汀小屋项目运行两年，没能盈利。为了降低经营成本，起初，盛梦露一人负责项目设计、招人、上岗、培训和后勤事务。在运行的第二年，她参加学术会议、做分享，同行的第一反应是全天候和青少年抑郁者打交道，“太难了”。她得到了认同与体谅。
四年前，盛梦露在国外读书时，发现在欧美国家，关于青少年精神健康领域不乏社会组织、公益慈善机构和保险服务。她看到基金会和学校合作的项目、政府资助的社区中心、医院主导的康复服务和商业化的康复中心，构成了相对多元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国内，这一切正在发展。盛梦露曾经联系过社区中心，在杭州余杭区开展了一次免费的亲子教育沙龙。目前，项目没有机会得到稳定长期的支持。
盛梦露想要转变运营思路，入选了一个社会创新项目赋能工作坊，有一位教练教她商业思维。对方告诉她，产品不需要做到八九十分才可以做，只需要先满足核心需求即可启动。更重要的是让项目慢慢地有活水进来，再去完善项目。她反思，自己以前的思维方式可能太像一个“好学生”，想要做到完美，但是“完美”不一定有可持续性。
她告诉我，从高中开始，自己找不到哪件全然信仰的事情。她更习惯在经验中掌握和判断。两年的探索，让她明确自己的直觉是对的：“线下面对面的陪伴、支持，是抑郁康复里无可取代的部分”。
今年年初，合伙人邹峰离开，陪伴者天天也回到自己的学业。盛梦露基于对项目的思考，重新组建团队，计划更换更好的场地，提供更为理想的康复服务。她看中杭州良渚文化区内的暖村的房子。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的村子，毗邻市区。这里入驻了不少文化从业者，有文物修复、自然教育、非洲鼓等等。她的经验告诉她，让青少年接触更多元的生活方式是对的，孩子们需要一个包容感更强的社区，自由而并不边缘。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林天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