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三人团史编写小组天安门合影。左起 蒋遂民、李敦毅、作者

拜访刘金轩老首长时，按照先一天的约定，要赶 8 点钟上班到达首长办公室。我们当时住在西直门内 172 号总政招待所，距位于玉泉路的铁道兵司令部还有很长一段路程，需要乘公交转地铁才能到达。为了守时，我们抓紧时间用完早餐就急急地一路赶车。紧赶慢赶，还是晚到了 5 分钟。

一见面，首长就单刀直入地问我们为什么晚到了，说你们知不知道我让秘书到楼下看了几次都不见你们。当听完我们的解释后，首长更加生气地说：“路上一切可能影响按时到达的因素，事先都应考虑到，迟到不是部队的作风。”

刘金轩老首长曾担任19军军长兼陕南军区司令员，是我们55师的顶头上司，直接首长。他中等个头，精神矍铄，无言自威。翻开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指挥作战的文电，就可看到刘金轩部如何如何行动的文字。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由此可略见一斑，无愧一代战将。

首长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上午，从他的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对老部队非常怀念，对从老部队来的同志感到特别亲切，对曾经的19军兼陕南军区时期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和怀念。访谈结束后，他特意向秘书交代了两件事，一是留我们在铁道兵部机关食堂吃午饭。二是用他的红旗小轿车送我们回总政招待所。

当我们表示不用首长的车送时，他十分幽默地说：“你们不是说路上人多车不好坐吗，用我的车送免得迟到。”一时间我们几个人谁也没有反应过来怎样回答首长，竟然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

几十年过去了，“迟到不是部队的作风”这句话不时回响在我的耳旁。激励我用老一辈的治军之道，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向官兵们阐释纪律严明，作风过硬与打胜仗的道理。1987 年在北京以及后来50周年师庆见到首长夫人田坚和他们的女儿刘顺宁时，我还向她们提起这件对我影响深远的故事。

石油部副部长张文彬热情接待和鼓励我们要写好团史的情景，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老首长不但安排我们在家中食宿，而且不顾尚处“文革”的环境，将埋在自家院子的部队前身山西新军时期相关史料，以及战争年代的日记挖出来提供给我们参考。

同时薛克忠院长、符先辉副司令员，以及当时的冀廷璧师长、魏宝锁团长等都一再叮咛我们在军战史编写中一定要尊重历史，弄不清楚的问题宁可不写，也不能凭想当然编造。老首长、老前辈这种对历史对部队高度负责的精神，为我们的编写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认真遵循首长们的这些指示和精神，有时一件事情，多方求证，直到弄清来龙去脉。不仅使编写工作顺利完成，而且也赋予了她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长久生命力。

三人编写小组中，我和蒋遂民是同年兵，李敦毅资历老，是当然领导。在外期间，他明确提出要工作第一，完成任务第一，不能借机游玩。规定外出办私事乘坐公交的车票，不能拿回去报销。在北京期间，我最大的心愿是能抽空看看首都的美丽风光，但任务在身，没有时间满足个人的这些愿望。我们在北京待了一个多月，整天不是走访座谈就是在招待所整理资料，有段时间连续工作多日没有休息。

有一天我实在闷得慌，就提出下午晚些时候去西山散散心。李参谋当即表示他不去，蒋看李不高兴也表示不去。我当时憋足了劲，他们越是不去我越要去。这时李敦毅又重申因私出去的公交票不能报销。因走得晚，当我到达西山时，已接近公园关门时间，我匆匆看了一眼竖在门口的游览图，选定爬鬼见愁。一路碰见返回的游人都劝我打道回府，说山上已经没人了。我年轻气盛，当时又憋着一股劲，硬是爬了上去。当我下山时已是黄昏时分，公园早已下班，不知我是不是最后离开公园的游客，反正没有再见到其他游客。

回到招待所后，我顾不上又饥又渴，当着蒋干事的面，掏出往返西山的公交票，把李参谋叫得响响的，让他看着我把车票撕得粉碎扔进垃圾篓。

单独外出上西山的车票撕了，但肚子却饿得咕咕叫。招待所早已过了晚饭时间，我只好拿着全国通用粮票来到隔壁一家饺子馆。服务员问我要多少，我说 6 两，对方说你吃不了，我们的饺子一两 12 个，我说那就半斤吧，服务员仍然说吃不完，我则坚持说差不多。结果吃到约 50 个时就感到吃饱了，为了不浪费，也为了给饭馆留下我能吃完半斤饺子的印象，硬是把 60 个饺子全部吃光。

饺子总算吃完了，却撑得我几乎直不起腰走路。回到招待所后，李敦毅，蒋遂民见状，笑得直不起腰来。他俩叮咛我一定不要喝水，我越是口渴，他俩越是控制住暖水瓶不让我喝。这一晚，我肚子胀了一夜，几乎没有合眼。

多年后我们三人回想起这件事时，还笑得前仰后合。除了感叹那时年轻幼稚，不会处理事情外，也十分感念那时风清气正，人们公而忘私的精神风貌。在京一个多月，三人一起只去过天安门和颐和园，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真是领导在和领导不在一个样，甚至比领导在的时候表现还要好。

北京期间开始在战友张新光陪同下食宿在他们家，也就是石油部张文彬副部长府上。后来之所以选择住招待所，是因为我们在京的时间长，且总政招待所邢健协理员是从165团走出去的。他在座谈走访，食宿方面提供了很多方便，为老部队编史做出了贡献。

对我来说，编写团史的过程，是一次难得的锻炼和提高的过程，接受学习和教育的过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首长们言传身教的情景，仍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