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炜（1920年—2018年），河南省新蔡人。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东野战军2纵4旅政治部主任。1949年任21军61师师长。1953年，参加了抗美援朝，任志愿军21军参谋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1962年后，历任21军副军长、军政委、军长。1969年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21军军长。当选为9、10届候补中央委员，1974年12月升任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2018年6月20日，胡炜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
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国民党军队残部约二万人包括部分海军，盘据在上、下大陈岛、披山岛和一江山岛，敌有时以数百以至上千人袭扰大陆，经常派一些武装匪特潜入大陆和当地的土匪勾结在一起，进行破坏活动，对我开展新区工作造成不利的影响。1950年6月，我师奉命进驻温岭，担负海门（不含）以南黄礁山至玉环岛的海防和清剿乐清以北、温岭、黄岩以西地区的匪特的任务。
7月下旬，我和王超副师长在181、183团首长分别陪同下，勘察了黄礁山、松门、坎门、楚门等海防要点，同较熟悉情况的地方干部一起研究敌可能袭扰或潜入的地区，制定了打击敌人的预案。并要求部队协同地方组织一批武装民兵，加强夜间的巡逻，一旦匪特潜入，能及时发现捕获。
11月20日，敌800余人在舰艇掩护下袭击我玉环岛，并占领了县城。县领导率县中队固守待援。183团2、3营各一部，快速徒涉楚门至玉环间的海峡，向敌出击，很快将敌打退，共歼俘敌200余人。在此期间，部队和民兵还抓获了一些潜入的匪特。
乐清、温岭、黄岩之间的山区，林密沟深，交通不便，是土匪啸据之所。国民党军队从浙江大陆向海岛溃逃时，又留下一批武装匪特，他们和土匪勾结在一起，趁我军集中力量进行舟山战役之机，大肆活动，打家劫舍，抢掠群众财物，袭击我区、乡政府，捕杀我干部和工作人员，活动十分猖獗。为清剿匪特，师组织了剿匪指挥部，182团副团长刘正昌为剿匪司令，师政民运科长张维为政委，三县各派一名县级干部参加指挥部的工作，师抽调部分连队和温岭、黄岩县大队，合组为剿匪纵队，并组建了15个有地方党政干部参加的武装工作队，进行清剿工作。
首先采取长途奔袭、分进合击、撒网拉网的办法，寻歼股匪，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动，共歼俘匪特600余人。尔后，部队分3个清剿区进行驻剿，武装工作队分赴各地，发动组织群众，消灭股匪，搜捕散匪，开展匪属工作。
在清剿期间，我公审处决了一些作恶多端的惯匪和通匪、窝匪的恶霸地主，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群众痛恨匪特，积极向部队报告匪踪，协助部队搜捕。在我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有很多土匪纷纷自首投诚。经过近半年的清剿，共歼匪特100余股1500余人，建立了30多个乡级政权，较好地打开了三县工作的局面。
61师采取军事清剿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法，4个月歼灭匪特1500余人。图为官兵正在向土匪家属宣传我军政策。
7月以后，根据华东军区和七兵团的指示，在军党委政治部的统一部署下，在普遍评功的基础上，师自下而上进行了英模评选，工作进行得很认真很细致，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评选出一批英模人物。经军和华东军区评选，我师被评为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的有6名，二级人民英雄的有7名，三级人民英雄的有15名。其中一级人民英雄魏尚友、姜先仁同志，作为华东军区的代表，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战斗英雄的评选，对激励部队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过去战斗中，师很重视根据敌情和任务进行临战训练，对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重视不够。8月中旬，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研究司令部工作和部队的正规化建设问题。对司令部的思想作风和组织建设，以及工作制度、工作程式和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和规范。对部队的队列生活、军容风纪、一日生活秩序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这是我师第一次把正规化建设提到日程上。
1950年6月，朝鲜发生了国内战争，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纠集16个国家出兵，对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到10月中旬，侵略军深入到朝鲜北部，并对我丹东进行了轰炸，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朝鲜处于危困的境地。我国政府在多次警告美帝无效的情况下，毅然决定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同时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仇视、蔑视、鄙视美帝的宣传教育，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我师指战员对美帝国主义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的愤慨，纷纷要求出国参战，打击美国侵略军。
1951年1月，上级确定从我师抽调800名志愿人员参加志愿军赴朝参战。任务传达后，部队十分兴奋，几乎所有的人员都报名要求参战。师领导要求一定要挑选战斗和工作表现好的同志，不能有一点本位主义。经过各级认真挑选和师审核，调出818名同志前往朝鲜参战，其中有一级人民英雄姜先仁，二级人民英雄莫昌富等英模功臣158人。在部队的热烈欢送下，他们满怀豪情壮志，开赴到抗美援朝前线。（→21军先遣团）
1951年春，我到华东军区高干训练班学习了一个月，阅读了《合同战术》、《兵团战术概则》，学习了兵种知识，在苏联顾问指导下，研究了步兵师攻防作战原则，在图上和现地进行了作业，初步了解了苏军的教学方法，收获颇多，只是觉得苏联顾问教的那一套，太程式化了一些。抗美援朝作战开始后，蒋叫嚣要反攻大陆，并扬言要重占舟山群岛。
1951年3月，师奉命移防宁波，担负支谋人员到22军请示任务，勘察了舟山本岛的地形，拟制了一旦有情况上岛作战的预案。从4月开始，部队开始学习贯彻军委颁发的《队列条令》、《内务条令》、《纪律条令》，进行正规化建设，抓训练抓养成，较好地克服了一些残留的游击习气，部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总参谋部第一次颁发了全军统一的训练大纲，参照苏军的一些做法，对训练内容、步骤、方法作了规定，对训练计划的拟制、组织实施、检查考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部队的军事训练也开始走上正规。
1951年，遵照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和军里的部署，全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向文化进军的运动。部队成员绝大多数是贫苦农民，在旧社会没有学文化的权利，文盲占了很大比重，在战争年代，我军即重视文化学习，在连队编配了文化教员，利用各种机会教识字唱歌，开展文化活动。即便如此，在连续行军作战的情况下，也不可能解决部队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问题。但是，指战员们在党的领导教育下，在同国内外敌人格斗中，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涌现出无数智勇双全的战斗英雄和革命功臣，最终打败了国内外的强敌。现在如果能逐步地掌握文化知识，定会如虎添翼。
在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于向文化进军的指示，决心摘掉文盲帽，攻上文化山，成为掌握文化的主人。师、团领导以大力抓向文化进军工作，抽调一大批渡江以后参军的青年学生，从事文化教学工作，组织一批识字较多的干部、战士当小教员，规定以50%的训练时间进行文化教学，印发了文化学习课本，配发了学习用具，开办了短期文化学习训练班轮训干部，大力推广外单位祁建华同志的“速成识字法”和另外一位同志的“速成写话法”，总结交流本部文化教学的经验。
学习文化
部队学文化的热情极高，上课时认真听、记，跟着念读，课外时间到处都是背注音字母和生字的声音，练习本上写得满满的。大家还经常在一起相互考问，有的战士讲梦话也在念生字。在大家认识数百字以后，教员即要大家“写话”，念上一两句话，要大家写出来，逐步发展到要大家以“我写我”的办法，把自己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一件事写出来，这样既巩固了识字成果，又提高了学用能力。
由于领导重视，教员们教学得法，指战员自觉刻苦学习，向文化进军取得了显著效果。到1952年春，部队基本消灭了文盲（标准是识字1500字），多数同志能逐步阅读报纸书籍，记笔记，写家信，为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打下了基础。向文化进军堪称是我军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根据党中央“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1952年1至3月，部队开展了“三反”运动。原计划是在部队普遍进行教育的基础上，先由领导干部作公开检查，尔后研究解决部队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运动来势很猛，军的《拂晓报》点了两个兄弟师主要领导同志的名，要他们认真检查，我们当然感到压力。
我们检查什么呢？师领导同志研究时，除提出了官僚主义外，别的方面找不到问题。因为师的几位领导同志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很严的，师长期积累下的“家当”，只有四、五万元，不经师领导讨论，谁都不能动用一点。当时有这样一些情况，部队南下华中前，上级在缴获的美国给国民党的救济物资中，给师级干部每人发了一件夹克上衣；那时师级干部每人每月有2斤油的特殊供应，油放在司令部厨房，我们让厨房用这油每周烙一、两次油饼，改善一下生活；那时师里还没有照像机，我在杭州开会时，用160万（160元）买了一架普通照像机，自己用了两个多星期，即交给政治部公用。我代表师领导在全师连以上干部会上作检查时，除检查了官僚主义外，就把上述几件事，当作贪污浪费来检查。很显然，这是不实事求是的。
各团干部的检查，也依样画葫芦，我带了个不好的头。领导检查后，运动很快转入打“老虎”，师、团领导干部分别带打虎队（工作组）进入所谓重点单位搜索“老虎”，军“三反”办公室每天通报战绩，兄弟单位每天都抓到。军首长对我们有些感觉是很自然的。
在研究情况时，我曾不经意的说过，没有“老虎”到哪里去抓呢！此事反映到张爱萍司令那里，他直接打电话对我说：“胡炜，你好大胆，竟敢说你们那里没老虎，要深入动员，发动群众，仔细搜索，有没有老虎，到最后再说。”
师党委研究后，只好集中全力抓，于是对管钱管物的干部、连队司务长和在船管会当过采购的人员，一个个的算细帐，哪月哪天多吃了点什么，多用了点什么，占用了什么公物，多买多用了哪些修船物资，剩下的到哪里去了，能折合多少钱？有的一算算上几年，直到凑够千元为止，这样经过了一月的细算，全师算出了52只“小老虎”。这些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看上级最后怎么算就是了。用今天的话说，也算是上有要求，下有对策吧！
运动结束后查明，当时被迫算出的“老虎”根本都不是什么“老虎”。此外部队在学习、检查、批判中，界限不清，把一些因实际问题引起的某些思想反映，都说成资产阶级思想和个人主义。在运动结束时进行总结教育中，对上述出现的问题，都作了纠正，划清了思想是非界限。部队开展“三反”运动，对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保持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乱查乱算，使一批管钱管物的同志受了错误的追查，在检查和批判中混淆了思想是非界限，开了不实事求是的先河。
舟山群岛解放后，国民党高级将领胡琏率七、八千人盘据在海门以东50余里的上大陈、下大陈岛，胡的指挥部位于上大陈。7兵团令21军在部分海、空军配合下，攻歼上、下大陈岛的敌人。
军令61师攻歼上大陈之敌，62师攻歼下大陈之敌，63师为二梯队。我师于7月上旬进到穿山半岛海边，进行渡海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在解放舟山群岛战役中，部队积累了一些渡海登岛作战的经验，听说有海、空军配合，情绪更加高昂。有些干部戏言：“这回咱们的胡师长要抓胡长官了。”我自己也颇有这样的想法，能否实现是另一回事。
7兵团张爱萍司令来21军巡视工作，8月初由63师转到我师。我们陪首长看了183团1连的突破登陆和纵深战斗的演习，表示满意，并对部队作了表扬鼓励。回到师部后，我们向首长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只是海、空军的干部未到，陆海、陆空协同配合的课目尚未进行。
张问：“如果没有海、空军配合，能否攻击大陈岛？”
我说：“关键是渡海问题。我岸距大陈岛50余里，部队乘木船渡海，没有海军护航，遭敌舰艇袭击时，麻烦较大。如我主力能登上岛，陆军对陆军是有把握歼灭敌人的。”
张听后，当时未作什么表示。8月中旬，上级解除了攻击大陈岛的任务，部队又回到宁波原防。后来听说张曾说过“21军有点小资产阶级作风”。我和军的王静敏副政委听到此事时，都不知何所指，我们自己警惕一些，对部队严格要求就是了。
人到一定年龄，客观条件又许可的情况下，总是要考虑婚姻问题的。抗日战争时期，按当时的规定，我是可以结婚的，也有几位女同志瞩目于我。但那时年轻，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解放战争时期，连续行军作战，更无心顾及此事。移驻温岭后，主客观条件都具备了，可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又不愿为师、团干部先。当时在组织的帮助下，一些师团干部陆续结了婚。在军、师领导的关怀下，经叶扬政委介绍，我和师文工队员吴旸建立了关系。
我知道吴的家庭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近两年的接触中，觉得她思想进步，作风淳朴，工作学习刻苦，经组织审查，她本人历史是清白的，她对我也觉得可托，双方同意结婚。写了申请报告，华东军区政治部组织部认为吴社会关系复杂，迟迟不批。我写了封信给军党委转呈华东军区政治部，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态度。到1952年底，组织才正式批准我们的申请报告。
1953年元月3日，在江苏嘉定，我们结了婚。没有任何仪式，只准备了点桔子，招待来看望、祝贺的同志。婚后四十余年，我们互敬互爱，情投意合，在我遭到错误批判的日子里，她对我更加体贴，给了我很大安慰和鼓励。我们的生活是美满的，这是一种幸福。
胡炜与夫人吴旸合影于1952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