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1972年作训股合影。前左起毛兆丰、侯太寿、杨志成、宋品文，后左起陈杰、张绪胜、作者、李敦毅、杨俊峰

1971 年“9·13”事件发生后，全军奉命进入等级战备，这是我担任作训参谋后所经历的第一件大事。第二天上午，副团长王仰贤带我乘坐团里唯一的嘎斯 69 指挥车赶往高台参加师作战会议，受领进入等级战备的任务。从平原堡到高台 60 公里路程，那天平原堡至临泽之间出现了罕见的浓雾，路况和迎面驶来的车辆很难分辨。司机是管理员罗明贤，他虽然有着良好的驾驶技术，但军情紧急，能见度极差，在经过一处破损路面时因车速过快颠了起来，坐在后排的我头部径直碰到车的顶部棚杆上起了个大包。

师在作战会议上下达了战备等级转换的具体任务，明确了早期疏散和紧急疏散地域，相关作战行动方案。

在这次作战会议上，我认识了时任师长冀廷璧、政委姚学信、参谋长史默存等师首长。

师作战会议后，团立即召开作战会议，传达上级精神，布置任务。要求立即召回探亲休假干部，做好收拢外出执行任务部队的准备。首长机关在进一步抓紧修改完善战备行动方案计划的同时，派工作组下到连队，检查指导各项战备制度落实情况，组织部队进行紧急疏散演练，勘察早期疏散地域，划分各单位具体配置位置。

165 团的紧急疏散地域在营区周围。早期疏散地域，位于距团部东北 30 多公里的黑河以北合黎山人峻口内。

“9·13”事件后，部队的战备工作较以前抓得更紧，要求更严。首长机关经常深入连队帮助指导，检查落实战备行动方案、计划落实情况。机关自身也要落实“三分四定”，按行动方案组织演练，平时每周有一个早上要携带手枪、望远镜、挎包等武器装具，背着别有一双鞋子的背包出操跑步。机关干部的枕头和连队官兵一样，都是用包袱皮包裹的携行物品，换季、换洗的服装、衣物等，要将大衣打成背包别一双胶鞋，可谓枕戈待旦，准备随时听令出动。

记得在一次演练中，参谋长王必先拿着一杆秤，按规定标准逐人过秤前运物资。为此与政治处一名物资超重的股长发生争执，股长以不能将被褥撕掉一部分为由要求参谋长通融，参谋长则以三机关统一标准，任何人都不能例外，要求他自己想办法解决。最后，还是团长出面协调，让这位股长先参加演练，回头再按团里规定重新打理个人物资。由此可见那时战备工作要求之严格，各项制度落实之认真。

165 团当年有好几位参谋出身的首长，他们素质全面，有很好的军事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经验，对我有很大帮助。带我参加师作战会议的王仰贤副团长，原先就是师作训科参谋。他教诲参谋人员要善于谏言，敢于在战备训练等重大问题上，向党委首长提出具有真知灼见性的意见建议，不能光当传话筒。梁明伦副参谋长，原先是军作训处参谋。他手把手地教我起草文电，编写工作总结和经验报告。后来他们两人都奉命进京工作，王副团长调军事科学院战理部任研究员，梁副参谋长调军事学院（后来的国防大学）当教员。还有张庆泰副团长、王必先参谋长和侯太寿股长等，都是参谋工作的行家里手，同样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和教诲。我在 165 团作训股工作期间，能遇到这么多关心帮助我成长进步的好首长，十分幸运。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