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今日头条原创首发内容，七十二小时内请勿转载！）

我是十七岁到潍县（潍坊）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转眼间已经五十多年了，当年下乡插队经历的一些事情，至今我还记忆深刻，每次想起生产队的李队长，每次想起我弄丢的那辆独轮车，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和温暖。

图片来源网络

时间虽然过去了五十五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是1969年1月份和同学们一起乘坐解放牌大卡车离开青岛的，早晨在青岛出发时还不到八点，午饭时间我们就来到了潍县的朱里公社驻地。午饭是在公社革委会大院吃的，白面馒头和白菜炖猪肉，还有粉条，大家都吃得很饱，有几个女同学还往挎包里装了白馒头。

吃过午饭，公社知青办孙主任宣读了知青分派名单，我们九名青岛知青被分派到李家庄大队第一生产小队插队落户，一队的李厚成队长带领五六名社员，用独轮车把我们的行李推回了村子。

李家庄大队地处潍河西岸，距离公社驻地十二里路远，那里的人均耕地虽然不算多，可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倒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用为吃粮发愁。

当时队部的几间房子里都堆满了粮食种子、农具和杂物，李队长就让我们五名男知青暂时住在了他家的那两间东屋（厢房）里，四名女知青住在了小队会计陈东升家的一间房子里。李队长说了，等天暖和了，就把队部的房子拾掇出来，让我们都搬到队部去吃住。

李队长很淳朴很善良，他媳妇也很善良，对我们青岛知青特别热情特别亲切，就像对待他们自己的孩子一样亲。我们五名男生在李队长借住，也在他家吃饭。李大娘（李队长的媳妇）一天要蒸两屉窝头才够我们吃的。当时虽然是冬季农闲，我们不用下地干活，可我们的饭量都不小，半斤的窝头我能吃一个半。我同学郝刚饭量最大，他一顿能吃下两个窝窝头。

当年李队长五十多岁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分家单过，看李队长天天去打水，我们挺不好意思的，就跟他抢着去挑水。第一次去挑水，我就把李队长家的一只水筲给摔漏了，我掏出钱来要赔给李队长，李队长却笑着说：“你这孩子，我咋能要你的钱哩。别说一只水筲，就算两只水筲都摔坏了，我也不能让你赔啊，你又不是故意的。再说了，我家这对水筲都用了十几年了，也该坏了。”

图片来源可靠

因为那只水筲，我愧疚自责了好久，李队长天天挑水都没事，我挑了一趟水，就把李队长家的水筲给摔坏了。还有一只水筲也不能挑水啊，李队长只好自己掏钱买了一只铁皮水桶。

后来回青岛过春节，我把摔坏李队长家水筲的事情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就找我姑父，让我姑父用上好的铝板，给李队长家做了两只水桶。因为这事，李队长狠狠批评了我一顿。他说我不该告诉父母，更不该给家里人添麻烦，李队长还要给我钱，我咋能要李队长家的钱呢。

1972年冬季农闲，李家庄大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高潮，全大队六个生产小队都积极行动，平整土地，修建大寨田。当时我们生产队就有八九辆独轮车，为了提高生产效率，李队长召开社员会议，征求了社员们的意见，卖了两头耕牛，置办了十辆全新的胶轮车（橡胶轮胎的独轮车），加上原有的独轮车，我们生产队就将近有二十辆独轮车了。

老话说人巧不如工具妙，这话确实有它的道理，我们生产队增加了十辆独轮车，平整土地的进度明显加快，大家的劳动积极性也空前高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锻炼，不光是我们男知青能推着满载的独轮车奔跑，女知青也能推着满载的独轮车健步如飞。那年年末，我们生产队得到了大队的表扬，也得到了公社革委会的表扬。我们一队知青小组，被公社知青办评为模范知青小组，知青办还为我们知青小组颁发了奖状。

独轮车为我们生产队赢得了荣誉也增加了效率，社员们都格外爱惜这些独轮车，每天收工后都保养一下，把车圈擦得锃亮，队里的保管员还要检查一下气压和辐条，发现问题及时维修。特别是李队长，他推的那辆独轮车，谁都不能乱动，车架两边的木帮上，他都缠上了用麦秸杆编的草绳子。

图片来源网络

1973年秋后的一天，李队长指派我跟着社员们一起去公社粮站交公粮。去公社交公粮算是个肥差，除了能挣全天的工分以外，队里还给补助一斤小麦。交公粮一般就是半天的时间，下午也就没啥事情了。队长指派谁去交公粮，谁都会特别高兴。

那天我用一辆胶轮车推了五百斤高粱，李队长还安排了一名年轻女社员帮我拉车。十二里路走了一个半小时，到了粮站排队一个小时，午前我们就都顺利交完了公粮。

公社粮站往南不到二里路就是公社供销社，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到公社供销社看看，顺便买点生活用品。李队长嘱咐我买完东西赶紧回去，回去后要把胶轮车送到队部，交给保管员检修保养。我一边答应一边推着胶轮车往供销社那边走，帮我拉车的那位年轻女社员就和李队长他们一起回村了。

到了供销社，我把胶轮车停放在供销社门口，就去了供销社。等我买完东西从供销社出来时，猛然发现停放在门口的胶轮车不见了。这下可把我吓坏了，魂都快吓掉了，眼泪也流了下来。我就买了牙膏和肥皂，还买了一副鞋带，估摸着也就十多分钟的时间，是谁这么大的胆子，大白天就敢偷盗。

四周看了一下，过往的行人倒是有几个，可没有一个推胶轮车的，十分钟的时间我的胶轮车就不见了踪影，真是活见鬼。我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说没看到有人推胶轮。我急忙擦掉眼泪，也顾不上哭了，一溜小跑着来到了公社革委会大院，找到了值班的李公安。

李公安知道我是青岛知青，他也认识我们生产队的李队长，一听我的胶轮车丢了，他简单做了记录，骑上自行车就去帮我办案子了。李公安去了供销社，去了饭店，去了粮站，走访了不少人，也到几个有院子的单位查看了一下，就是找不见我的胶轮车。

看看太阳还有一竿子高了，李公安就让我先回村去，回去等消息。我也担心回去太晚了李队长和同学们担心我，我就紧走慢跑回到了村里。

李队长看我空手回来了，他也觉得事情不妙，刚要开口问我，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哽咽着对李队长说：“队长，我把咱队里的胶轮车弄丢了……”李队长看我哭了，就安慰我说：“不怕，你别哭，慢慢说。”

我把详细过程给李队长说了一下，他说大白天敢偷盗，这胆子也忒大了，朱里公社都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李队长看我一个劲抹眼泪，又安慰我说：“宪邦（我的名字叫于宪邦），不用怕，公社的李公安可是个破案能手，他能帮咱找回胶轮车。走，到我家去，我让你大娘给你擀面条子吃。”李队长说完，硬是把我拉到了他家。李大娘给我擀了面条，还宽慰我说：“孩子，不怕，有大爷大娘哩。”

那一夜，我几乎是一夜没合眼，一辆胶轮要花几十块钱，我劳动一年分到的红利，都不够买一辆胶轮车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去了公社革委会，找到了李公安，李公安说这周边他都走访了一遍，目前还没有线索，让我回去听信。

图片来源网络

一直到了年末，李公安也没能帮我找回丢失的那辆胶轮车。年末分了红利，我就要赔偿队里的胶轮车。李队长说：“你这孩子，这钱咋能让你出呢，赶紧把钱装起来，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事了，队里不会让你包赔的。”

队长发了话，小队会计陈德良没要我的钱，我心里还真有些过意不去，这可是队里的集体财产，社员人人有份，我这是损害了大家的利益啊。

一晃就到了1974年初秋，我们青岛农机厂来李家庄招工，李队长就给了一个招工名额，让我回青岛当工人。离开李家庄的前两天，去陈会计那里结算工分，我又说起了弄丢队里胶轮车的事情。陈会计看我还为此事自责和内疚，就笑着对我说：“宪邦，这事你没必要自责了，去年年末分红的时候，李队长没要红利，正好顶上了那辆胶轮车的钱。李队长是个正直人，他说不能让大家都跟着吃亏，你是插队知青，是个孩子，也不能为难你，他硬是用自己一年的红利，补上了这个亏空。”

听了陈会计的话，我心里很温暖也很感动，眼泪不由自主地在眼眶里打起了转转。当时我手头钱不多，也没能把李队长替我赔给队里的钱还给他。但我已经想好了，李队长的这份恩情，我要报答。

离开李家庄的前一天，李队长又把我叫到他家，让李大娘给我包了饺子，他说我回青岛后，就不知什么时候再回来了，还挺舍不得我走的。李队长还说，以后空闲了，就回来看看，乡亲们也会想我的。看着李队长眼睛里转动的泪水，我转过脸去偷偷抹起了眼泪。

回青岛那天，李队长送我到公社汽车站坐车，一直看着客车开远了，他才默默地往回走。

回到青岛后，我把李队长帮我赔钱的事情告诉了我父母，我父母说李队长真是个好人，这辈子咱都不能忘了人家。

三个月后，我买了礼物，坐车回到了李家庄，把钱还给了李队长。李队长说啥都不要，他还批评我：“你这孩子，咋能这么做哩，我是队长，就是你们的家长，你们就是我的孩子，孩子做错了事情，理应由我当家长的负责嘛。”

影视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年至少回一趟李家庄去看望乡亲们，去看望李队长。

直到现在，李队长和李大娘已经去世二十年了，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我都会去给老队长上坟。在我心里，老队长不光是我的恩人，他更是我的亲人。当年那辆独轮车的价值可是老队长一年的劳动成果，这么重的恩情，我怎能忘记。因为一辆胶轮车我和老队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会记在心里。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于宪邦老师讲述编写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