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人群和文化流动，主要是南北走向。那些便于南来北往的沿海地带或者陆上走廊，一般都会人丁兴盛，率先酝酿出文化曙光。距今9000年到6000年间，山东境内先后出现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便属于东亚较早的一批人类先行者。
更重要的是，在这几千年间，南方古人群和黄河中游人群不断向山东聚集，与山东当地狩猎采集人群融合，形成了一支充满活力的混合族群，即东夷人群。今天看来，东夷其实是一个文化聚合体，而不是血缘意义上的单一族群。它是由山东土著、南方古人群和黄河中游农业人群共同构成的。
由东西南北聚合而来的东夷人群，6000年前开始释放出巨大潜力，创造了中国考古学上赫赫有名的大汶口文化。他们的农业蓬勃发展，人口快速增长，社会日趋复杂，陶器制作高度发达。其中，以陶制酒器为核心的东夷宴饮礼器，向西传入晋南陶寺方国，成为后世礼仪制度的雏形。
4500年前左右，随着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式微，大汶口文化还向南波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成为龙山文化南下的先声。
不过，五六千年前，中国境内存在多个文明中心，犹如“满天星斗”般竞相斗艳。身处其中的大汶口文化，并没有绝对优势。它主要以陶瓷艺术、手工技术和礼仪制度见长，与西辽河红山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和下游良渚文化相比，在政治组织或政权建设上稍逊一筹。
考古学界公认，五六千年前，西辽河流域的牛梁河遗址和长江下游的良渚遗址，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文明阶段的两大古国，代表了早期国家发展的最早水平。大汶口文化范围内的各大中心聚落，比如济南章丘焦家遗址，尚缺乏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源更为集中的早期国家机制。
东夷人群真正在政治上发力，是南北古国文明衰落以后。四千五百年前左右，随着北半球气候持续恶化，西辽河流域、黄河上游和长江中下游古国相继崩溃，人群散去，文明飘零。条件稍好的黄河中下游，倒成了惨淡年代南北人群的避风港。
黄河以东的山东地区，尤其显眼。山东中西部地区，地域和族群文化不仅没有断绝，反而在大汶口文化基础上，酝酿出一种更加强势的文化传统，此即以精彩绝伦黑陶著称的龙山文化。
龙山文化趁着周边文化式微，西进、北上或南下，成为史前中国最发达、持续时间最长、分布地域最广的考古学文化之一。影响力唯一可与其媲美的，只有黄河中游地区更早的仰韶文化。
从大汶口时代末期到龙山时代，人满为患、资源紧张的黄河中下游，开始了激烈的族群分化和组合之路。以陕北、晋南、豫西为核心的黄河中游，经过长时期竞争和整合，逐渐演化出原始华夏族群；以鲁西、鲁西南、豫东、苏北为核心的黄河以东，则形成了原始东夷族群。
这两大族群在中原交接地带，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竞争和武力对抗。围绕炎黄与东夷而来的种种传说，大概就是东西对抗的衍生物。黄帝、炎帝、太昊、少昊，以及涿鹿之战、阪泉之战，皆为此阶段的历史遗迹。
东西两大族群竞争对抗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他们没有拼个你死我活，而是罕见地共存共融，形成了考古学家王震中所谓的“华夏集团”。东西领袖首领轮流坐庄，维持了数百年政治稳定，此即传说中的“五帝时代”。
对于五帝时代，大家耳熟能详，但是多数人恐怕不知道，五帝背后是华夏与东夷两大势力的政治安排。唐尧来自华夏，虞舜出自东夷，大禹又来自华夏，按理说应传位皋陶，皋陶早亡，不得已传位伯益，而皋陶与伯益皆为东夷族群领袖。
由此可知，所谓的尧舜禹禅让，根本不是纯粹出于公心的举贤任能，而是华夏与东夷两大势力之间的政治约定。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双方各自推荐一人，轮流担任华夏联盟的主席。
虞舜、皋陶、伯益生活的时代，东夷势力与华夏部落双峰并立，共同掌控黄河中下游生存资源，可谓达到了政治最高峰。他们所引领的龙山文化，更是远远超出其掌控范围，成为周边族群竞相模仿的对象，成为今日考古学家津津乐道的“龙山文化圈”。
可以想象得到，那时候的东夷人，尤其是鲁西、鲁西南、豫东地区的东夷人，必定是信心满满，趾高气扬。他们携龙山文化之声威，又执华夏联盟之牛耳，硬实力满满，是当之无愧的中原霸主。
可惜，非常不幸，他们没有神气多久，就遭遇了数千年未遇之大变。更准确地说，这个大变化、大转折，实际上早就开始了，只是到4000年前才显示出结果，扭转了东夷上升势头。
前面说过，大约4500年以前，中国境内人群和文化流动是南北向的，凡是占据南北交通要冲的地方，一般都会得风气之先，酝酿出引领潮流的文化。然而，大约从4500年前左右开始，这种文化交流格局遭遇了颠覆性冲击。
随着西辽河领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衰落，原来南北互通的文化渠道渐趋淤塞，沿线交通要冲的区域文化，随之失去了相互激荡的活力。与此相反，5000年前诞生于两河流域的西亚文明，却伴随着草原人群东迁，不断地被输送到中亚、南亚，以及中国境内的新疆和内蒙草原。
其结果是，文明的新风不再从南向北吹，也不再从北向南吹，而是呼呼地从大西北向东吹了。青铜器、小麦、黄牛、绵羊、马匹、战车，陆续出现在新疆、蒙古高原、河西走廊以及甘青地区。
这就决定了，哪里距离大西北近，哪里就会近水楼台先得月，踏上新时代的文明列车；哪里距离大西北远，哪里就会失去文明新风的吹拂，成为文化落后的蛮荒之地。以此为标准衡量，华南沿海甚至长江中下游肯定会掉队，原来享尽南北文化际会之利的山东，也将沦为文明照拂的大后方。
历史的发展，从来就是如此残酷，摧毁你生计和自信的时候，招呼都不打一声。去年还让你阳光明媚、歌舞升平，今朝可能就会让你阴云笼罩、愁容惨淡。
这个新的文明流动大格局，决定了中国西北地区必定会得风气之先，成为青铜文明的弄潮儿。甘青齐家文化由此诞生。考古显示，新疆、河西走廊、甘青、内蒙等地，很快便用上了青铜器，放上了牛羊，吃上了小麦，骑上了马匹。后来威震战场的马车，也是从草原传来的。
只是，4000年前北方气候下降太多，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几乎抵消了大西北所享受的时代红利。他们空有“尖端武器”，却无法组织大规模政权，真正发挥其威力。能做到这一点的，是与他们互动频繁的陕北、晋南和豫西人群。这些地方，都是原始华夏族群的老根据地。
在这种情况下，陕北横空出现石峁古国，晋南脱颖而出陶寺古国，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文明转向的必然产物。
处于山东半岛的东夷族群，固然能够得到零星的青铜器，但是毕竟距离风口太远，至少不如华夏族群方便，逐渐失去血液中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创造力，被时代抛弃甚至舍弃，是无法改变的命运。
公元前2000年以后，华夏政治同盟内部的权势格局日渐明朗化。西部大禹家族依靠青铜工具疏浚河道，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和政治资源，一跃成为华夏联盟内部的绝对性主导力量。即使大禹传位伯益，各方诸侯也涌向大禹之子启，无情抛弃了空有德行和才能的伯益。
华夏联盟诸侯舍弃伯益而拥戴夏启，乃是青铜时代拉开序幕之际，华夏族群完全压倒东夷势力的政治反映。夏启将华夏联盟变为“一家之属”后，东夷族群的后羿绝不认输，一度夺回政治领袖地位，无奈天命已变、大势已去，最终还是被夏启后人夺回政权，默默退作了幕后。
后羿以后，东夷再无王气。
3800年前，连龙山文化都陷入绝境，在西部青铜文化冲击下节节败退，消失在了东海的云烟之中。代之而起的岳石文化，只能算是中规中矩的区域文化，再也无法像龙山文化那样大杀四方，造就一个文化时代。
3600年前，岳石文化的鲁西、鲁西南东夷部落，依然对夏人政权怨恨满腹。他们愤而与从北方南下的殷人先祖结盟，走上了“扶商灭夏”之路。他们似乎很清楚，自己无法扛起灭夏大旗，只能跟着他人后面，扮演辅助或后勤的角色。
说起来，殷人先祖也是青铜文明的受益者。目前的考古学，仅仅将先商文化追溯到冀南豫北，但是从分子人类学、人骨学等研究来看，殷人先祖从西辽河南下的可能性更大，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
夏家店下层人群经由草原通道，引入从西方传入的青铜文明技术，开创了足以与夏人相抗衡的北方部落联盟。殷人先祖应该接受过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洗礼。
还是再回到东夷族群。商人之下的东夷，作为新王朝、新国家的开创者，必定会受到商王礼遇，成为新时代的人上人。但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他们在人才和文化上断崖式衰落，活力全无了。
东夷贵族成为了被圈养的阶层，再也无法影响商人施政。他们所勉强维持的文化传统，也在商文化东渐面前溃不成军，仅仅在两百年后便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继之而起的珍珠门文化局促于一隅，只能说聊胜于无，抚慰一下东夷人受伤的心灵了。
商朝后期，殷人势力不断东扩，将作为东夷主导的鲁西、鲁南，都纳入到了自己的政治控制之下。他们甚至直插东夷心脏地带，把都城搬到了曲阜。到了商代末期，几位商王迫于晋南池盐枯竭，又向鲁北侵占东夷部落的渤海西岸属地，盯上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海盐资源。
为强力压制东夷反叛、掌控渤海海盐资源，纣王不惜放弃直接经营西土，将主要兵力都调到了山东半岛。商王朝与东夷各个部落爆发了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其兵锋所指，直达淄博和潍坊，甚至在鲁东南沂蒙山区建立了军事据点。
明白了这一点，也就能明白为何纣王释放周昌，让他率军代替自己就征讨叛乱的西土九邦了。纣王重点开发东夷属地，已经没有精力照顾西土。周昌、周发父子，也正是利用了纣王战略命门，完成了蓄谋已久的翦商大业。
牧野之战前夕，商王已经将传统的东夷重地悉数纳入囊中。只剩潍坊以东的莱夷人群，苦苦支撑。等到周人将西土和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将各方诸侯整合为王朝，残存的莱夷人群自然更加相形见绌，难以抗拒。
随后几百年，周人势力像推土机一样，不断向东蚕食莱夷属地。缺少人力、财力和物力支撑的莱夷，被迫向沿海一带步步退却。到西周早中期，作为东夷最后一支文明的珍珠门文化最终消失不见；等到春秋时期齐国崛起，周王朝疆域东至于海，彻底将东夷人群纳入了中原轨道。
东夷族群的兴衰，生动诠释了中国境内从新石器向青铜时代的大转型。他们与百越、百濮等族群一样，是这个大转型的牺牲品。
不过，东夷文化的败退，并不意味着东夷族群的消失。他们只不过换了一个身份，披了一层新的文化外衣，成为中原华夏居民的一份子。其中既伴随着旧文化的消失，也伴随着新文明的酝酿。
等到春秋时代到来，南北文化互通的大幕再次拉开，鲁西南地区不仅成为南北文化荟萃之地，还成为东西文化碰撞的交叉点。经过多方血液混合的东夷后裔，再次站到了新文明的浪头潮尖上。
这一次，他们所创造的文化和思想，不仅改变了东亚大地，而且泽被后世两千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