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碧云天2017 碧云天历史学堂2024年12月09日 08:31 加拿大 47人
从先秦传下来的文献看，周羌联盟向东讨伐殷商时，邀请了八个友好邦国来助阵。根据《尚书·牧誓》篇，这八个好友邦国，分别是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史称“牧誓八国”。
我们讲历史的，很少讲到这八个邦国。大概，多数人都觉得他们微不足道，对历史发展没啥大影响。其实不然。这八个邦国既然能不远千里支持周人，说明他们具备了一定综合实力，即将成为中国境内文明的第二梯队。
同时，他们跟着周人作为获胜一方，必将在新政权中占据特殊地位，甚至有望成为中原政治的重要参与者。搞不清楚这一点，就很难明白西周时期几个关键区域的崛起。
所以，搞清这八个邦国是何方神圣，来自何处，非常有必要。其中，羌无需讨论，因为考古学界公认关中西部和甘青，乃商末周初羌人集中地。那里的刘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和卡约文化，是3000年多年前的羌人文化遗存。
牧誓八国中的羌，很可能是羌方的扩大版，即以刘家文化人群为主，联合甘青部分羌人部落形成的政治同盟。羌方与周人长期联姻，是传说中的姜姓羌人原型。他们为周人争取到西方羌人支持，成为周人翦商大业的后方基地。
事实证明，羌人的政治投资获得了丰厚回报。姜姓羌人的吕氏和申氏，不仅成为西周王室分封的重要诸侯，而且还作为皇亲国戚，长期左右周人王权继承，成为不折不扣的中原政治主导者。
这些周羌关系已经被考古所证实，所以无需讨论。今天这讲真正要讨论的，是牧誓八国中的蜀国。其他几个国家，放在下一讲分析。
为什么专门讨论蜀国？因为这涉及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往小里说，它涉及到蜀人是否与周人有联系，是否是完全封闭的文明体系；从大里说，它涉及到商末周初的蜀人政治格局，以及文明发展走向。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以顾颉刚为代表，认为当时的蜀在渭水流域，并不是成都平原上的邦国；另一种以徐中舒为代表，认为牧誓八国的蜀，就是今日所谓巴蜀的蜀。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观点占据主流；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徐中舒的观点越来越被学界所接受。
说句实在话，我在查阅资料之前，是不太敢于相信巴蜀之蜀参加牧野之战的。看看地图就知道，巴蜀四周皆为山脉高原所环绕，又距离殷商都城一千多公里，以当时蜀人的交通条件，派兵参与讨伐殷商，实在是有点令人匪夷所思。
关键是，他们有必要、犯得着千里迢迢攻打殷商吗？他们应该不是仇敌啊。
可是，考古发现让我不得不改变看法，承认巴蜀之蜀存在参加牧野之战的可能性。只不过，这个蜀人不是闻名于世的三星堆蜀人。
众所周知，3700多年前，以三星堆人为代表的成都平原北部人群，取代南部宝墩文化人群，成为蜀地最强势、最先进的文明实体。他们的青铜艺术，吸收东西南北之精华，即使存留至今，仍然令人惊叹不已、啧啧称奇。
从三星堆遗址来看，这个古国完全具备协助周人远征的资本。他们的青铜技术，比周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很可惜，这个古国在牧野之战前后突然崩溃掉了。根据2023年北大加速器质谱碳十四年代研究团队检测，三星堆四个祭祀坑的埋藏时间，在公元前1125到至1016年之间。
牧野之战是公元前1046或1045年，这意味着殷商与三星堆古国的崩溃，很可能是前后脚的事儿。而且，更大的可能是三星堆古国早于殷商就崩溃了。换言之，公元前11世纪，三星堆古国自顾不暇，根本没精力协助周人远征。
有证据吗？有。从逻辑上来说，如果三星堆古国协助周人灭掉殷商，他们的祭祀坑里，怎么也会掺杂点抢来的战利品，可是现在挖掘出的三星堆古迹，没有半点殷商重器的影子。再者，如果他们是协助周人灭商的功臣，短期内应该是兴盛而不是崩溃才对。周人卸磨杀驴，也得过一阵子。
从考古角度说，三星堆遗址没有出土殷商重器，距离三星堆不远的彭州竹瓦街，却出土了殷商重器的影子，可以更确凿地证明三星堆人没有支持周人。为何这么说？因为竹瓦街遗址是另一个时代的另一个群体。
根据成都平原考古，3100年前左右三星堆古国崩溃，成都平原的政治中心，向南转移到了成都附近的金沙。金沙遗址、十二桥遗址、方池街遗址，以及彭州竹瓦街窖藏，被考古学界称为十二桥文化，或者金沙文化。
这个文化从3200年前到2600年前，持续了600年左右，基本伴随西周始终。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的殷商青铜器，属于十二桥时代而非三星堆时代。进而言之，十二桥时代的彭州人，才是与殷商真正发生过关系的“蜀人”。
发生过什么关系？说起来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1959年冬，彭州建造成汶铁路时，在竹瓦街五显庙旁发现了21件青铜礼器。这些青铜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殷器，另一类是蜀仿制器。其中，两件殷商青铜觯最为引人注目。
觯是商周时代的酒器，本没什么稀奇。问题关键在于，这两件青铜觯的内底，分别铸有金文体的铭文，一为“牧正父己”，另一为“覃父癸”。有了铭文，它们就不再是普通的青铜觯，而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了。
徐中舒对两件青铜觯进行考证后，认为“牧正父己”是殷商掌管畜牧之官，“覃父癸”事实殷人主酒之官，两者皆为商代家族世官。据此推断，这两件青铜器分别是殷商时期，牧正和覃氏家族为父亲制作的祭器。
殷商世官的重器，怎么会跑到千里之外的彭州呢？竹瓦街青铜群中杂有殷代器物，而这些殷器又不属于同一氏族同一年辈之物，所以徐中舒断定，此殷代器物必为战利品，或者为周王颁赐的掳获物。
从逻辑上来说，彭州青铜殷器还存在另一种来源，即类似于今天的文物倒卖，是通过商贸被带到彭州的。不过，殷商青铜器是当时的国宝级用具，一般不会进入市场流通，只能通过战争掳掠或政治颁赐获得。
因此，徐中舒判断其为战利品或周王赏赐，是可以成立的。
徐氏文章写于1962年。十五年后，陕西宝鸡陇县韦家庄周墓出土了一件铜尊，铭文与彭州牧正父己觯部分相同；又过三年，陕西宝鸡竹园沟墓葬13号墓葬出土铜爵1件，鋬内铭文“覃父癸”3字，与彭州覃父癸铜觯的铭文时代、行款、字体别无二致。
如此一来，我们基本可以判定，韦家庄周墓铜尊与彭州竹瓦街牧正父己觯，应该是同一批殷商重器；宝鸡竹园沟铜爵与彭州竹瓦街覃父癸铜觯，也应该是同一家族的祭器。
进而言之，殷商末年两大世官家族的青铜祭器，分别流落到了陕西宝鸡和四川彭州。陕西宝鸡是羌方所在地，彭州是取代三星堆文化的十二桥文化所在地，这两个地方都拥有相同的殷商重器，能够说明什么？
说明陕西宝鸡的羌方和四川彭州的蜀人，很可能是在同一来源、同一场合，分别获得了这批殷商重器。而能够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只有牧野之战。这等于进一步支持了徐中舒的观点，即四川彭州蜀人，真的如徐中舒所言，参加了周人翦商大业。
这就是为什么说十二桥文化人群的彭州人，即牧誓八国之中的“蜀”。
接下来的问题是，三星堆古国为何会在周人克商前夕突然崩溃，匆匆忙忙将精美青铜器埋入了祭祀坑？为何是彭州竹瓦街人群，而不是三星堆人群参与了牧野之战？周人、三星堆人、彭州人和殷商之间，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隐匿关系？
长期主持四川考古的黎海超，结合考古学、科技分析以及文献资料研究，推断三星堆人与殷商之间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源流通体系。但是，他不明白三星堆古国为何灭亡，只是怀疑可能有中原敌对势力摧毁了它。
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大胆假设。三星堆古国与殷商存在密切商贸往来，关系良好；周人克商之前，就意识到三星堆与殷商之间的良好关系，可能对自己翦商不利；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周人在伐商之前，联合彭州蜀人灭掉了三星堆古国，迫使其统治者向南逃到了金沙遗址。
彭州蜀人与殷商无冤无仇，本来没必要参与伐商战争。但是，既然得到周人相助，他们就必须投桃送李，派军队象征性地协助周人，从而成为牧誓八国之一。
这种政治剧变，决定了此后几百年蜀地的政治格局。黎海超注意到，殷商灭亡后，金沙与西周王朝没有建立新的资源网络，他们的青铜资源逐渐枯竭，祭祀体系也在成都平原渐趋边缘化；彭州竹瓦街遗址成为亲周之蜀，亲周之蜀的礼仪系统流传下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如果以上假设能够成立，那将意味着周人在取代东方殷商的同时，还推动蜀地政治格局出现了惊天逆转，也意味着蜀地已经进入中原王朝视野，被纳入中原政治轨道，已经是早晚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