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们说了牧誓八国中的羌和蜀。这两个邦国大体可以确定。羌应该是羌方的扩大版，分布于陕甘青地区，尤其是陕甘两省；蜀地有争议，但是随着四川彭州出土两件殷代青铜器，学界越来越认同徐中舒的看法，即此蜀即巴蜀之蜀。

这一讲，要说说剩下的六个邦国，分别是庸、髳、微、卢、彭、濮。对这六个小邦国，自古以来争议非常大。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说，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

陈梦家认为牧誓八国多在殷之西北、西南，钱穆认为多在周之东南、江汉两岸，以湖南为主。顾颉刚则认为庸、卢、彭、濮均在汉水流域；微、髳在渭水及河水流域。

根据李零的说法，当前学界一般认为，庸在湖北竹山，髳在四川巴县或山西平陆，微在陕西眉县，卢在湖北襄樊，彭在湖北房县或四川彭山，濮在四川湖北之间。

我在这里不做考证，不立新说。在缺乏考古证据的情况下，纯粹根据春秋以来的文献，推理商末周初的历史，意义非常有限。我只想指出一个重要现象，即使按照学界最保守的说法，牧誓八国中的半数，也集中在汉江中游。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在3000年前关中与中原的东西对抗中，汉江中游邦国为何会参与其中？他们又有什么资本参与这场巅峰对决？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疑问。它关系到汉江流域在中国早期文明中的位置，关系到楚国的崛起，关系到中国南北交通要道，不能不说清楚。而要说清这个问题，还得从江汉平原讲起。

自春秋战国以来，我们的历史书写受“中原中心论”主导，始终将先秦时期的长江流域，无论上游、中游还是下游，都视为先秦文明的点缀，甚至将其描述为蛮荒之地。

事实上，这都是不知不觉沿袭了中先秦诸侯“偏见”，把一时的镜像，当成了历史的全貌。考古挖掘已充分证实，长江流域并非始终落后于黄河流域。相反，在新石器时代的很长时间里，长江和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几乎不分伯仲。有的时间段，甚至超过北方。

五千多年前，浙江的良渚文化，两湖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四川的宝墩文化，都曾在“满天星斗”的文明格局中烨烨发光，一度引领东亚文明浪潮。有人甚至认为，良渚遗址是东亚最早的国家文明。

良渚、宝墩与这个主题无关，我们专讲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哪里呢？拿过地图来，一目了然。它的核心区域，就是前面提到的江汉平原。

江汉平原西起鄂西山地，北依大洪山、桐柏山，东和东南分别遥望大别山、幕阜山，颇似大半个盆地，故又有江汉盆地之称。不过，它不像四川盆地那样四周皆山，而是南通洞庭湖平原，有一个广阔的南方出口。

江汉平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雨量充沛，热量充足，非常适合农耕。虽然初夏季节易下暴雨，夏秋季节又常常干旱，但是只要能够修建水利工程、调节水资源，它就是最理想的农耕地区之一。

我有一个师妹，家乡在老河口。她和我说，从武当山向东南到江汉平原，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地，最多有点丘陵，非常适合农耕，当地人想饿肚子都难。她们老河口只能算江汉平原边缘，但是水路畅通，地都不用种，做点小生意就能过得很滋润。

江汉平原的地理优势，决定了它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版图上，不可能是打酱油的角色。事实上，稍晚于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大约5100年前左右，江汉平原的三苗族群创造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其发展程度直逼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修建了大规模水利系统，发展出成熟的稻作生产体系，能够建造大型城墙和高等级宫殿，擅长制作高温黑釉陶，并开始探索使用铜矿石资源，已经进入早期国家阶段。郭静云将其与苏美尔城邦相提并论，称“联合城邦古国”，简称汉水古国。

从考古来看，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在长江中游南北两岸十分强势，其影响力东到黄冈、鄂州，西至三峡，北到河南中原，南至洞庭湖滨，西北延伸至陕西南部。用韩建业的话说，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前期和石家河文化相比，就像地市和省份的差距。

在以韩建业为代表的考古学者看来，中原王湾三期文化前期是先夏文化。由此推断，夏代以前的夏人文化与江汉文化，根本就不在一个文明量级，前者难望后者之项背。因此，四五千年以前左右，都是江汉平原向北方输出文化。

怎么个输出法？这就牵涉到汉江中游了。

从江汉平原到中原，历来有两条主要通道，一是从东部武汉方向北上，穿越桐柏山与大别山之间的义阳三关，经信阳、驻马店进入郑州和开封；二是溯汉江而上或穿越随枣走廊，经汉江中游的襄阳转入南阳，再穿越伏牛山沿着伊河抵达洛阳。

走义阳三关是直线，理论上最理想，京广铁路即走此线，但是山路崎岖、关道狭隘，不适合远古商贸往来。所以，自古以来多江汉居民多经襄阳-南阳通道进出中原。

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兴盛时，主要就是以襄阳为中转站，通过南阳盆地伸展到中原地区。还有一支从襄阳沿汉江西上，再转入丹江流域，翻越秦岭传到了关中地区。

然而，4100年前左右，中国境内文明格局发生了惊天剧变。由于北半球气候下降，西北地区日趋干冷，长江流域则连降暴雨。其结果是，甘青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人群离散，城市消失，文明凋零。黄河中下游却凭借特殊的地理环境，逆势而上成为新的文明中心。

经过分化组合，夏人以豫西、晋南为中心，组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王朝性质的国家组织，其文明程度一枝独秀、鹤立鸡群，对周边地区形成了压制之势。中原与江汉平原的文化互动关系大反转，从江汉文化北上变成了夏人文化南下。

夏人文化南下与江汉文化北上，走的基本是一条路。从考古来看，夏人在南阳盆地入口处，修建了一座大型军事据点，作为南下江汉平原的后勤基地。传说中的帝舜和大禹征三苗，大概就是穿越南阳盆地，经襄阳进入江汉平原的。他们不仅控制了若干据点，还强制大量三苗部落外迁，以便掠夺长江中游的稻米与青铜资源。

在北方族群征伐下，三苗人群被迫向西、向西南撤退。成都平原南部短期出现的八个古城，很可能就是西迁三苗人群的结果。更多的三苗部落，可能撤退到了湖南以及大西南。留下来的土著，则与夏人统治者长期共处，形成了南北混合的“新三苗”。

目前，我们还无法确定夏人对江汉平原的控制力，但是江汉平原东边的盘龙城遗址，西边的荆南寺遗址，都仅出土了属于二里头时期的零星遗存，说明夏人对江汉平原的渗透仍然较为有限。

中原人群真正控制江汉平原，是商人取代夏人称霸以后。根据庞小霞、高江涛两人研究，商人与夏人南下不同，夏人走的是南阳-襄阳通道和随枣走廊，商人则是径直南下，穿越义阳三关进入了江汉平原东部。

商人南下的目标很明确，那就是抢占长江流域青铜资源。他们在与汉口相对的江北低地，修建了一个大型军事城邑，考古学界称为盘龙城遗址。商人贵族带领青铜工匠驻扎城内，负责将大冶铜绿山和瑞昌铜岭的铜矿，以及江汉平原的锡矿，铸造为青铜容器和兵器，运回北方。

义阳三关过兵还可以，运输青铜器和粮食似乎有点困难。也许，商人运输改到了西线随枣走廊和南襄通道。

从公元前16世纪到前13世纪，商王朝以盘龙城为军事中心，不仅控制了江汉平原，而且将触角伸向洞庭湖周边，成为长江中游的主导性力量。直到商王室发生内乱、盘庚北殷，他们的影响力才退出两湖平原。

从政治角度来说，江汉平原任由中原政权宰割，自然是屈辱悲愤的。但是，从长时段来看，夏商势力南下等于恢复了南北文化互动，将北方青铜技术、建筑艺术、政治组织、军事攻防等等，陆续引入长江中游，为新三苗人群恢复文明活力埋下了伏笔。

其中，作为南北通道的汉江中游、南阳盆地以及随枣走廊，必定会随着北风南渐而率先复兴，成为江汉平原崛起的先声。这三个相近区域既拥有天然农耕条件，又具备优良交通资源，一旦搭上文明发展的快车道，能够迅速恢复文明创造力和军事实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商朝末年汉江中游的复兴，不会仅仅局限于襄阳。位于其上游的丹江口、十堰，同样会随着关中崛起，成为两大区域文化的交叉点。它们既毗邻南阳盆地，享受中原文化的洗礼，又可通过丹江、汉江上游与关中互通声气，自然会出现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明白了以上背景，再来看牧誓八国的地望，就能豁然开朗了。庸所在的湖北竹山，卢所在的湖北襄樊，都是比较确定的。彭在湖北房县的可能性，远远超过四川彭山。濮在四川湖北之间，不是指汉江中游某地，就是指江汉平原西部的某地。

竹山、房县属于今天的十堰，襄樊就是今天的襄阳。据此，庸国、卢国和彭国都是汉江中游邦国。再加上濮，那么牧誓八国中的半数，都在汉江中游及江汉平原。它们是受中原文化、关中文化和江汉文化的三方激荡，区域内部发生剧烈变动，才紧随周人走上了崛起之路。

在随后八百年中，这四个小邦国都没有混出什么大名堂，但是他们的土地和居民，却成为了后来楚国的根基。被周人封到丹江湖附近的楚人先祖，就是以汉江中游为起点，南下江汉平原，北上南阳盆地，一步步走上大国霸业的。

在某种意义上，牧誓八国中的半数邦国就是先楚人群，他们参加牧野之战，等于拉开了楚人崛起、逐鹿中原的序幕。

周人与先楚人群之间的地缘政治，决定了他们只是暂时的盟友，早晚会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咱们下一讲，就分析一下周人与先楚为何会翻脸，楚人为何从挺周变成了“不服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