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上古时期，存在诸多名称多样的氏族。有的以图腾为名，比如有熊氏；有的以地理为名，如有崇氏；也有的以使用特有器具为名，比如有鬲氏。

鬲（读音li），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饮器，特征是口沿外倾，有三个肥大中空的足。相比于同期世界各地都可见到的尖底器、圆底器，鬲却是华夏独有。

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曾评价说：“鬲的形制尤其特异， 在西方似乎从来没有发现过与它类似的器物。所以它似乎确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别产物……可目为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

鬲之所以造型如此奇特，学术界有两种推测：一种是华夏先民出于加大受热面积考虑将三个尖底瓶合并改造而成；另一种说法则是对羊乳的生殖崇拜。

但不管哪一种，鬲相比釜灶，不仅便于携带，不用另行搭建灶台可以就地烧火加热，而且受热效率更高，是技术上的进步。这说明，使用鬲的族群有随时迁徙的环境需要。

也正是基于对独特饮器的使用，这个族群也被称作有鬲氏，夏朝时还在今山东德州一带建立了鬲国，并衍生出了鬲姓（读音ge）。

鬲族群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当中，是协助大禹治水。此后又帮助少康中兴夏朝。据《左传》记载：“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此后，后羿的臣子寒浞又杀后羿自立，攻打夏朝残余势力。夏朝的贤臣逃奔地处东夷之地的有鬲氏，借助有鬲氏的势力灭寒浞而立少康。

这个时候的有鬲氏已经以诸侯方国的姿态，参与了夏朝的重建。

然而，鬲人对历史的推动可不止于此。

根据山西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显示，陶寺文化可划分为早（前2300—前2100）、中（前2100—前2000）、晚（前2000—前1900）三期。

其中，在陶寺早期时，形成了面积100万平方米的文化区域，建设了封闭的宫殿区和象征帝王权柄的观象台，文化面貌上兼具当地的庙底沟文化和山东大汶口文化类型，时间和空间都与尧帝陶唐氏吻合。

到中期时，陶寺的上层统治者发生了更迭，形成了新的王族墓地群，且中期墓地与早期墓地分属不同坟茔，在随葬礼器上，也从木、陶礼器改为崇尚玉器。所对应的是舜帝有虞氏。

但到晚期时，陶寺遭遇了大规模外部势力的侵入。这个群体只针对陶寺早期和中期得大墓进行破坏，随葬品也是随意丢弃，显然并非为了抢夺财富，而仅仅是出于政治报复，说明这个外来群体长期受到陶寺早期和中期两个不同王族的压迫。

如果陶寺早期和中期分别对应尧舜两个王族的话，那么这个外来群体就是与尧舜都有世仇的族群。

在陶寺进入晚期文化阶段时，原本有斝无鬲的临汾盆地突然出现大量双鋬陶鬲，显然，正是使用鬲的族群灭亡了尧舜，并与陶寺文化的下层平民共同创造了陶寺晚期文化。

过去，很多人一度怀疑灭亡陶寺的是陕北的石峁人，因为石峁文化的一个特色就是出土了大量鬲。然而，石峁人如果南下灭亡陶寺，不仅面临着要跨过吕梁山脉这个行军障碍，而且动机上也很难解释。

在龙山文化时期，陶寺遗址和石峁遗址先后出现在山西、陕西两地，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000年的300余年时间里，陶寺和石峁有着文化上的频繁互动交流，并无战争冲突的迹象。

而在实力上，石峁（面积425万平方米）还要超过陶寺（面积280万平方米），石峁长期受陶寺早期和中期王族压迫而引发政治报复的可能性很低。

而根据陶鬲溯源判定，实足鬲的最初器型源自山西晋中地区的游邀文化。而游邀文化和石峁文化都属于老虎山文化的地方类型。

如果石峁人是灭亡陶寺的2号嫌疑人的话，那么晋中游邀人的嫌疑显然比石峁人更大。因为从地形角度看，晋中到晋南存在一条天然的平坦通道，游邀人南下没有多大障碍；从考古发现看，晋中并不存在类似石峁一样的超大型聚落（遗址面积仅20万平方米），实力弱小，存在被陶寺统治和“压迫”的可能。

此外，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陶寺晚期墓葬葬俗研究发现，陶寺晚期墓葬格局与后来的殷墟西区布局十分近似。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商文化可划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河北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河南二里岗文化（早商文化）、河南殷墟文化（晚商文化），三者一脉相承。

但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却并不是河北土生土长的，根据考古发现显示，下七垣文化是由晋中鬲文化族群东进邯郸，与当地的涧沟文化融合而形成的。

这充分说明，灭亡陶寺的族群，正是来自晋中。在龙山文化晚期，晋中的鬲人一支南下陶寺复仇，另一支则东进河北，成为了商族的祖先之一。

故而陶寺晚期墓葬格局会与后来的殷墟西区布局十分近似，而商文化当中也呈现出浓郁的“鬲”风。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曾说过：“陶鬲作为最主要的炊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点”。

二里头文化是夏朝晚期文化遗存，在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时，遗址中并无鬲出土。但到第三期时开始出现鬲，第四期时开始增多。这说明，在夏朝晚期时，使用陶鬲的族群大量进入了夏朝核心地区。

后来到商朝灭亡时，鬲人再次站在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与武庚共同发动了对西周的反击战，但这次扶商抗周以失败告终。周王朝出于对鬲人的惩戒，将山东一带的鬲族强制迁徙到了毗邻西周核心区的西安市临潼区，还将大量鬲人战俘赏赐给了有功之臣。

西周成王时期的“矢令簋”就曾记载：“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也记载说：“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锡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如同夏人是由夏后氏（姒姓）、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杞氏、缯氏……等十几个族群构成一样，商人同样并非单一群体，也是由殷氏（子姓）、来氏、宋氏、北殷氏、目夷氏等多个核心部族组成。其中：夏后氏（姒姓）和殷氏（子姓）分别是夏商两朝部落联盟体当中的王族。

大家或许会发现，鬲器既然是商文化的典型特征，但在构成商族的几大部落联盟体当中，却并无有鬲氏。这又是为什么呢？

事实上，从考古发现角度来讲，陶器器型反映的是底层平民群体的文化属性，而玉石器和青铜器器型才是判定统治阶层的主要依据。

比如，夏朝上层王族，呈现出对牙璋和绿松石器的独特喜好。同样，殷商虽然以“鬲”为主要特征，但殷商上层王族文化中，鼎、尊、簋才是代表性器物。

如果我们把鬲人看作是一个数量庞大的平民群体，那么他们攻破陶寺报复上层王族墓地，又东进河北，影响了先商文化的产生和殷商对鬲的情有独钟，也就解释的通了。

鬲人从山西晋中崛起，南下陶寺，造就了陶寺晚期文化；又东进河北，促成了下七垣文化的形成。之后又取道河北，在东夷之地（山东德州）建立鬲国。

之后，又从东夷进入二里头，使得二里头文化三四期时出现大量陶鬲。在商末周初时，鬲又参与了扶商抗周，被周人强制西迁。

历史，本就是贵族政治和平民群体的结合体。从尧舜到西周的一千多年华夏历史长河中，鬲人的确如同后世“洪洞大槐树移民”一般，对历史施加了独特的影响力。

华夏上古时代的历史，因为史料阙如，很多时候不得不依靠考古发现去填补历史空白，这就导致了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研究，多以晦涩难懂的考古学专著为主。《元中国时代》这本书以考古发现为依据，用最通俗的语言尝试还原夏朝以前上古社会场景，值得一读。中国新闻网曾报道说：“在该书长达9年的寻访、调研和写作过程中，作者除了翻阅、梳理大量相关古籍和考古学论文、著作外，还几乎跑遍了书中重点提到的所有考古学遗址。与其说这本书是写出来的，不如说是跑出来的。”如果你不想做手机的奴隶，又刚好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话，那么强烈建议点击下方正版链接购买：（特别提示：理性购书，不要因为我的推荐而一时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