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是中国风水易学发展的集大成时期，易经与堪舆学深度融合，形成了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与实践范式。在皇权推动、学术集成与民间需求的三重作用下，风水学完成了从“术”到“学”的蜕变，深刻影响着国家政治、城市规划与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易学研究呈现出繁荣景象，成果丰硕，众多学者深入探究《易经》义理，在传承前代学术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发展。黄宗羲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思想家、史学家，在易学领域也造诣颇深，精通象数，对九宫理论的研究论述有理有据，其易学思想不流于空谈，而是紧密结合实际，其著作《易学象数论》，批判性整合汉宋易学，对后世学者研究易学与学术思想的传承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黄宗羲

王夫之同样是明清之际的易学大家，他学识渊博，在天文、历法、数学、地理等诸多领域都有深入研究，而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其易学著作丰富，像《周易外传》、《周易内传》、《周易稗疏》等，从不同角度对《易经》进行阐释，不仅深入挖掘经典内涵，还融入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其观点独特，对后世的易学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启发。

王夫之

这一时期的易学研究，不再局限于对经典的单纯注释，而是更加注重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强调经世致用。学者们运用易学原理，探讨社会现象、政治治理、人生哲理等诸多问题，使得易学思想在社会各个层面得到广泛传播和应用，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指导生活的重要思想工具。

（一）明朝巨擘：

1、廖均卿（1350-1413）：明十三陵总设计师，开创“天星点穴法”。在昌平天寿山勘定长陵时，以北斗九星对应九座山峰，确立“帝陵合天象”的规制，其《地理秘诀》系统论述星象与地脉的对应关系。

明十三陵

2、蒋大鸿（1616-1714）：明末清初理气派宗师，著《地理辨证》一书。他创造“三元九运”时空模型，将洛书九宫与六十四卦结合，成为玄空风水核心理论。其设计的“蒋盘”罗盘增设人盘，实现“天地人”三盘联动。

3、徐善继：生卒年月不详。德兴人，少年遭家难而弃儒治堪舆之学，与弟弟徐善述合著《地理人子须知》，此书被誉为风水学集大成之作，系统论述了龙砂穴水等形峦理论，并融合个人实践与历史案例，成为后世学习风水的重要典籍。书中内容兼具理论性与实用性，被评价为“破群疑，当大事”的权威著作。

（二）清朝名家：

1、章攀桂（1720-1793）：乾隆朝工程学家型风水师，主持开凿镇江新河时运用“以水为龙”理论，依《水龙经》原理改造河道走向，使漕运效率提升三倍。其《选择正宗》将择日术与地理理气结合，建立“时空同构”操作体系。

镇江新河

2、叶泰（1699-1782）：集形势派大成者。著《山法全书》十九卷整合唐宋以来形法理论，其主要介绍了山法的基本概念和理论，详细阐述了山法的应用，如山法的选择、山法的布局、山法的调整等。提出“五势九星”分类法，成为清代陵墓选址标准参考书，被收入《四库全书》。

3、赵九峰：生卒年月不详，清代直隶省磁州（今河北省磁县）人，著《地理五诀》——是三合派地理风水的经典著作，强调龙（山脉）、水、向三者的紧密关系，认为龙水需相合，龙水与向也要相合，且都要得生旺之气才为吉。其中“以水定局”的观点影响深远，对后世风水师在实际操作中提供了重要的指导依据。

除了以上名家，明清时期还有许多知名风水大师，如明代的周仲高、仲宁、杨宗敏等；清代的沈竹礽、鄧望理‌、蔡岷山等。他们在风水实践中各有所长，或擅长阳宅风水，或精通阴宅选址，或对风水理气有独特见解。他们的著作和实践经验丰富了风水学的理论体系，为风水学在明清时期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风水大师的著作不仅包含了对风水理论的阐述，还结合了大量的实际案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风水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和学术价值。

明清两朝，朝廷对风水极为重视，风水观念在皇家建筑、陵寝选址、都城规划等方面都有着深刻的体现，呈现出独特的特点。

在都城规划方面，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北京城的建设就充分遵循了风水理念。从城市的整体布局来看，以故宫为中心，中轴线贯穿南北，象征着天地之中，体现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故宫的建筑布局严格按照风水理论设计，前有天安门、端门、午门，后有神武门，左右有东华门、西华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风水格局。城内的宫殿、庙宇、园林等建筑的位置和朝向都经过精心规划，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以确保王朝的长治久安。

北京中轴线

皇家陵寝的选址和建造更是风水观念的集中体现。明清两代的帝王陵寝都十分注重风水，力求选择一块风水宝地，以保佑皇室子孙昌盛、江山永固。如明十三陵，选址于天寿山，这里山峦起伏，地势开阔，前有朝山，后有靠山，左右有护砂，中间明堂开阔，水流曲折环绕，符合风水术中“藏风聚气”的要求。陵寝的建筑布局也严格遵循风水原则，从神道、碑亭、陵门、享殿到宝顶，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风水轴线，体现了对祖先的敬重和对风水的尊崇。

而清东陵采用“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原则，顺治孝陵坐金星山，朝天台山，形成“金星拜阙”格局；清雍正泰陵突破“子随父葬”旧制，在易县永宁山另辟西陵区，以“乾坤交泰”化解“地气已尽”危机，均是风水使用的典范。

清朝时期，朝廷还设有国师府，专门负责为王朝寻找风水宝地以及处理与风水相关的事务。国师府的风水师们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皇家出谋划策，在都城建设、陵寝选址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还采取了一些破坏民间地理风水的措施，以防民间出现威胁统治的力量，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风水观念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明清时期的风水学说在易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众多风水大师的涌现和经典著作的问世，丰富了风水理论体系；朝廷对风水的重视和应用，使得风水观念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其中不乏一些迷信成分，但不可否认的是，风水学蕴含着古人对自然环境和人居关系的深刻思考，对现代建筑、环境规划等领域仍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王朝的风水设置

1、明朝皇权象征：

南京明孝陵开创“北斗七星”陵制，神道蜿蜒如游龙，石象生按二十八宿排列，实现“天人同构”。

北京城布局严格遵循《周礼·考工记》，以紫禁城为太极点，天坛（乾）、地坛（坤）构成乾坤轴线，钟鼓楼镇压“子午煞”。

2、清朝空间政治：

顺治帝将沈阳故宫改造为“八卦五行”格局，大政殿与十王亭构成“一殿统八旗”的易学象征。

乾隆扩建颐和园时，昆明湖设计成寿桃形，万寿山为蝙蝠状，暗合“福寿双全”卦象，昆明湖与玉泉山水系构成“二龙戏珠”水局。

（二）、风水技术革命

1、测绘突破：徐善继在《地理人子须知》中首次标注全国主要龙脉走向。康熙《皇舆全览图》采用经纬度测绘，风水师借此完善“龙脉”数据库。

2、罗盘革新：清代罗盘发展至36层，增设“穿山七十二龙”、“透地六十龙”等刻度，实现“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的精准定位。

3、生态实践：徽州村落普遍采用“水口园林”设计，如宏村牛形水系，既符合“天门开，地户闭”风水原则，又具备灌溉、防火功能。

（三）、风水文化从宫廷到市井的渗透

民间风水活动呈现“礼俗化”特征。《鲁班经》规定建筑尺寸需合“压白”吉数；晋商票号按“青龙位聚财”原理设计柜台；岭南祠堂普遍采用“九宫飞星”布局。同时，风水诉讼频发，《刑案汇览》记载乾隆年间徽州“争龙脉”案，官府依据《地理新书》判决地权归属，显示风水学已具备准法律效力。

在这场持续五百年的堪舆鼎革中，风水学既承载着“致中和”的易学理想，又演变为维系社会秩序的技术工具。从廖均卿的星象堪舆到蒋大鸿的理气推演，从紫禁城的乾坤轴线到徽州水口的生态智慧，明清风水学最终完成对中国传统空间哲学的终极诠释，其遗产至今仍在建筑规划与环境设计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