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同盟体系的核心目标是孤立法国，并同时对俄国构成抑制。历经二十载，欧洲国际关系中的根本矛盾，尤其是法德矛盾与奥俄矛盾，仍未获得实质性解决，标志着大陆政策的终结。随着德国外交策略的调整，法国与俄国因共同防范德国的需求而逐渐接近，最终形成了俾斯麦一直力图阻止的敌对性联盟。

法俄联盟的基础在于双方共同防御德国的必要性。普法战争结束后，俄国利用德法间的紧张关系，在近东与英国、奥地利竞争，并在中亚与英国对峙，然而俄德关系始终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俄国长期视法国为制衡德国的重要力量，多次在德法战争危机（1875年、1877年和1887年）中反对德国彻底削弱法国。同时，法国为应对德国的威胁并摆脱孤立状态，更加倚重俄国在东方的支持。《再保险条约》失效后，俄德关系明显疏远。俄国因扩军备战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建设导致财政负担加重，加之俾斯麦限制德国对俄贷款，法国借此机会加强与俄国的经济联系。1888年12月，俄国政府首次从法国银行家处获得5亿法郎的贷款。至1914年，法国在国外投资总额达600亿法郎，其中在俄国的投资约为120亿至130亿法郎，这种财政联系成为两国结盟的重要经济驱动力。德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促进了法俄联盟的形成。1890年3月，俾斯麦因与威廉二世政策分歧而辞职，德国随即进入一个内外政策转型的过渡期，即“新路线”时期。19世纪90年代上半期，“新路线”与大陆政策在目标上无本质区别，均旨在巩固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但在实施策略上有所调整：首要变化在于主动放弃与俄国的同盟关系。1890年，德俄《再保险条约》到期，3月17日，俄国驻德大使保罗·舒瓦洛夫提议续签并延长六年，但卡普里维新内阁认为俾斯麦的两线作战防御策略不切实际，德国必须为应对俄法联合进攻做好充分准备。3月22日， 基于外交部高级官员弗里德里希·霍尔斯坦因的建议，威廉二世决定不续签该条约，此举标志着俄德关系正式疏远，同时消除了俄国与法国接近的一个障碍。其次，威廉二世致力于争取英国的支持，认为若英国倾向德国或加入三国同盟，将极大增强对俄法的力量优势。为此，德国向英国作出重大妥协。1890年7月1日，德英双方签署了《赫尔果兰-桑给巴尔条约》，就长期争议的东非殖民地问题达成和解。德国放弃了对东非的相关要求，并承认英国对桑给巴尔和奔巴的保护权，而作为交换，英国将北海的赫尔果兰岛割让给德国。再者，为强化三国同盟，1891年5月6日，在德国卡普里维政府的推动下，与意大利新政府及奥匈帝国提前续签了《三国同盟条约》，并对意大利作出让步。新增条款规定，若北非现状无法维持，德国将在取得正式协议后，支持意大利通过占领或其他方式在北非采取行动以维持均势并获得正当补偿。此次续签的主要目的在于，德国将协助意大利占领北非特定领土以对抗法国。此外，英国派遣军舰访问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港口，以示对三国同盟的友好态度。欧洲四大国的紧密交往促使法俄两国深刻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1891年7月，法国舰队受邀访问俄国喀琅施塔特军港，沙皇夫妇亲自迎接，并在俄国通常禁止演奏的《马赛曲》中，破例向法国国旗致敬。同年7月17日，俄国外交大臣吉尔斯召见法国前大使拉布莱，商讨加速两国合作事宜。8月21日，吉尔斯致函俄国驻法大使莫伦海姆，要求其转交法国外长里博，提出《俄法协定》的初步构想，包括两国政府就任何威胁普遍和平的问题举行会谈，以及在和平真正受到威胁时采取共同行动。在特定情形下，即当任一方国家面临侵略威胁时，双方同意就紧急应对措施进行即时沟通与理解。1891年8月27日，里博回复莫伦海姆，确认法国政府全面支持吉尔斯提出的两项建议。法俄双方的书信往来，共同构成了1891年的《法俄政治协定》。然而，法国追求更明确的反德军事同盟，而非仅限于政治层面的模糊协议。吉尔斯对此持保留态度，认为法国应先承诺支持俄国对抗奥匈及土耳其，否则结盟反德将是一个战略失误。为此，法国采取了积极措施，包括经济援助俄国发行公债、改善俄军装备以及外交上支持俄国的中东与近东政策。1892年8月1日，法国副总参谋长布瓦代弗尔将军访俄，与俄国总参谋长奥勃鲁切夫将军进行了会谈。8月18日，双方签署了《法俄军事协定》，其核心条款规定：若德国或意大利攻击法国，俄国将全力进攻德国；反之，若德国或奥匈帝国侵犯俄国，法国亦将全力对抗德国；若三国同盟或其成员国动员军队，法俄两国无需预先协商，应立即动员全部军队并部署至边境附近。协定还明确了法俄两国对付德国的兵力分配，法国为130万人，俄国为70至80万人，要求这些部队迅速投入战斗，迫使德国在东线与西线同时作战。尽管俄国军方对此协定仍有顾虑，沙皇一度未予批准。但1893年7月德俄关税冲突升级，加之德国通过新的军事法案，促使俄国倾向法国。同年10月，沙皇批准俄国舰队访问法国土伦军港。12月27日，吉尔斯致信法国驻俄大使，宣布军事协定正式生效。1894年1月4日，法国驻俄大使通知俄国政府，法国已批准该军事协定。至此，法俄两国军事同盟正式确立。法俄同盟已正式确立，标志着又一个针对三国同盟的军事力量格局的形成，并促使奉行“光辉孤立”政策的英国面临重要抉择。在19世纪末欧洲大陆的竞争格局中，英国作为唯一未加入任何同盟体系的欧洲大国，其外交地位尤为突出。1896年1月，加拿大财政部长福斯特在议会演讲中首次提及“光辉孤立”概念，此后该术语被广泛用于描述19世纪后半叶乃至更早时期英国的外交特性。英国在19世纪末选择“光辉孤立”政策，首要目的在于维持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均衡。彼时，英国在争夺殖民地和霸权方面的主要对手是俄国与法国，而非德奥集团。因此，英国在多数情况下与三国同盟国家（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保持相对亲近的关系。英国当局寄望于新兴的德国能够制衡俄国与法国这两个强劲对手。1887年签署的《地中海协定》旨在协助英国在近东地区遏制俄国，并在地中海区域遏制法国。然而，英国并未与德奥形成反俄或反法的攻守同盟，反而对德国崛起可能破坏欧洲均势保持高度警惕。

在19世纪70至80年代的德法战争危机中，英国均反对进一步削弱法国，并向德国发出警告。1879年，俾斯麦曾通过德国驻英大使明斯特与英国首相比康斯费尔德探讨俄德冲突时英国可能的态度，但比康斯费尔德误解了俾斯麦的意图，以为其意在缔结英德联盟，因此回答含糊。1887年11月，俾斯麦再次向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伸出结盟之手，在信中明确表示，德国政策的目标是争取可能的同盟者，以应对可能不得不与两个强大邻国同时作战的风险。随后，在1889年1月俄德关系破裂前夕，俾斯麦指示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费尔德向英国提议结成反法同盟，但索尔兹伯里仅对德国表达了善意，未予明确回应。1891年7月，德意志皇帝威廉二世访问其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期间，明确表达了三国同盟与英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意愿。同时，外交大臣马沙尔在与索尔兹伯里的会谈中，持续强调了英德合作以对抗法国与俄国的必要性。然而，英国最终坚决拒绝加入三国同盟，即便在与意大利、奥匈帝国签订的《地中海协定》中，也保留了高度的灵活性，未承担任何军事义务。这体现了英国“光辉孤立”政策的核心原则，即不加入任何军事集团，避免被固定的军事义务所束缚。值得注意的是，此政策并非中立立场，而是英国为了维持欧洲均势而采取的策略。如19世纪初的英国外交大臣罗伯特•卡瑟尔累（1769-1822）所言：“我们在每个时刻都保持行动的自由，这并非因为我们别无选择，而是因为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 “光辉孤立”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英国行动的自由度，以捍卫大英帝国的利益。亨利•帕麦斯顿亦曾指出：“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或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应以此为指导原则。”当时，英国不仅与法俄集团存在矛盾（在非洲与法国竞争，在西亚、中亚与俄国长期对抗），在非洲还与德国存在利益冲突。因此，英国不愿与任何一方结盟，而是利用两大集团的对立，在世界各地扩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列强纷争中，英国常能在势力均衡中起到关键作用。在关键时刻，英国才会选择临时盟友，以获取最大利益。一般而言，自由党政府倾向于与亚洲的主要竞争者俄国达成协议，而保守党政府则更常认为通过推动德国和奥匈帝国对俄国或法国施加压力更容易取得成功。在19世纪晚期的动荡时期，索尔伯里充分运用了“光辉孤立”政策。他向德国大使阐释道：“早期缔结的同盟条约，若缺乏实际需求支撑，后期往往失效。因此，对利益驱动下的政治合作国家而言，更合理的策略是在利益确实面临严重威胁时，通过条约形式巩固协议。”据此，“光辉孤立”政策为英国维护既有利益及拓展对外空间提供了助力。鉴于英国长期掌控海洋霸权，加之岛国地理位置的优势，在19世纪末的军事科技水平及欧洲国际格局下，英国能够独立保障自身安全。然而，时局变迁，兴衰更替。19至20世纪之交，大英帝国在列强争夺世界版图的浪潮中成为众矢之的。随着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及欧洲两大军事集团的初步成型，“光辉孤立”政策逐渐陷入困境。

1901年，英国情报部门评估显示，法俄舰队综合实力已超越英国地中海舰队。同时，俄国在亚洲的扩张严重威胁到英国在印度的重要利益。1895年12月，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就委内瑞拉与英属圭亚那边界问题发表强硬声明，迫使英国妥协。更为严峻的是，德国迅速崛起，积极参与国际竞争。1896年1月3日，德皇威廉二世就英国在南非遭遇袭击向德兰士瓦总统克鲁格发去贺电，暗示若布尔人失败，德国将提供援助，直接挑战英国。英国被迫转向结盟外交，“光辉孤立”政策宣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