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太多的科学家们为这个国家做出过突出贡献，比如“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中国地质之父”李四光、“中国气象之父”竺可桢、“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中国核工业之父”钱三强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等人。毫无疑问，他们都属于无双国士，都属于民族脊梁，都应该被历史所牢记。

今天，文史不假怀着崇敬的心情讲述历史，走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平凡而伟大的一生。为了抵制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同时声明，原创文章只发表于今日头条和百度这两个平台，其余任何第三方均属于无耻剽窃！

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父亲袁兴烈是高等小学的校长，母亲华静则是该校的老师。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他的乳名是“二毛”，大名“隆平”内含“家族隆盛，世事昌平”之意。

袁兴烈出生于江西九江，自幼便学习刻苦，以优异的成绩一路念完了小学和中学，最终考上了国立东南大学中文系。大学毕业后，他除了在学校任教并且担任过校长和督学等职外，还做过西北军爱国将领孙连仲的秘书。

华静出生于江苏扬州，从小就被父母送到教会学校读书并接受西式教育，还参加过新文化运动。结婚以后，她心甘情愿辞去教师的职务回归家庭，成为了丈夫的全职太太和儿子的启蒙老师。据袁隆平日后这样回忆:

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还是母亲，小的时候她教我英文启蒙，晚上检查作业。她很虔诚，非常慈善，非常厚道，品德也非常好，我现在坚持与人为善跟母亲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发动了侵华战争，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竟然不战而逃，导致12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迅速沦陷。面对日寇的得寸进尺，华北地区也变得岌岌可危，袁隆平只能跟随父母离开北平南下，辗转于江西、湖北和重庆等地居住。

1937年7月，位于华北地区的日本驻屯军不断挑衅，还在宛平城外演习时以士兵失踪为由要求搜查，遭到拒绝后竟然开火炮击，史称“卢沟桥事变”。由于蓄谋已久并且准备充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攻势很猛，导致中国军队节节败退。

袁兴烈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作为华中枢纽的武汉也没有了安全感，一批又一批的敌机轰炸这里。当时，袁兴烈正在平汉铁路局工作，他主管的铁路线就是日寇轰炸的重点目标，经常都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修。据袁隆平日后回忆:

1938年初的那段时间，父亲特别特别忙碌，天不亮的时候就要出门，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深夜。

不满8岁的袁隆平尽管不是特别理解，但还是从父亲身上嗅到了一股硝烟的味道，一股战争的味道。由于前线的战事不利，袁兴烈想尽一切办法去筹措物资和武器，甚至还耗尽家资购置了一批大刀支援，直接支持了台儿庄战役。

1938年10月底，随着广州和武汉等地相继失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经过连日的颠沛流离，袁隆平跟随父母一同乘船逆流而上抵达了陪都重庆，进入当地的龙门浩中心小学读书。若干年后，他这样回忆那段经历:

我家兄弟姊妹六人，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我们的教育从未有过放松，不管辗转到哪里都送进学校读书。

1945年8月15日，由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录音向全世界播放，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至此，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和努力后，终于取得了完全的抗击外辱胜利。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刚刚初中毕业的袁隆平随着博学中学迁回湖北汉口，在这里开始了高中生涯。期间，由于父亲袁兴烈被调到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工作，他只能转学到南京读书，在城市解放前才匆匆结束了高中学业。

新中国成立后，袁隆平终于迎来了安定的社会氛围和学习环境，准备报考大学继续读书。父母亲都认为，以儿子的学习成绩完全可以考取清华大学的理工类专业，可他却坚决要选择农学专业。

别说在建国初期，就是放到现在，农学也是一个冷门专业。所以，文史不假非常敬佩袁隆平的选择，也非常敬佩袁隆平的坚持，否则“解决十四亿人吃饭”这个问题依然还会困扰着我们。

袁隆平顶住了家庭的压力，坚持报考了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今属西南农大），从此开始与农业一生结缘。至于说，他为何会执意学农，本人是这样解释的:

在上小学时，老师带我们班去参观一个园艺场，我当即就对这种田园之美和农艺之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袁隆平考入重庆相辉学院不久，朝鲜战争便爆发了，美国甚至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稳定局势，为了保家卫国，我国在权衡利弊后终于做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

1950年10月19日，作为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跟随第42军秘密入朝，很快就发起了第一次战役。之后，由麦克阿瑟指挥的“联合国军”被迫从鸭绿江畔退到了清川江以南地区，战场形势出现了明显改观。

为了扭转空中的绝对劣势，志愿军开始从大中专院校中选拔青年飞行员。当时，西南农学院(注:1950年11月后由重庆相辉学院整合更名)经过严格体检和层层政审后只有8名学生合格，其中就包括了袁隆平。

经过空军的体能测试和上机训练后，袁隆平光荣成为了预备飞行员，准备前往朝鲜作战。不过，随着战场形势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批青年学生最终没有成行，只能重新回到学校继续完成学业。

1952年，西南地区组织游泳大赛，正在西南农学院就读的袁隆平取得川东第一名的成绩。当他抵达成都参加决赛时，由于食用了过多的当地小吃而导致腹泻无力，最终只屈居第四名，遗憾地错失了入选国家游泳队的机会。对此，他在晚年时还这样幽默地自嘲:

我做飞行员被淘汰了，做运动员被淘汰了，只好回来干农业。

袁隆平

1953年，袁隆平从西南农学院毕业后进入湖南的安江农校任教，研究课题主要是西红柿和红薯的育种栽培。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我国已经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对于农业的增长期望值很高。

由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基础建设，国家对于粮食的需求很大，直接引发了价格的剧烈波动。作为一名农业工作者，袁隆平越来越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开始在教学的同时专注于水稻的改良。

1956年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终于建立起来。在此背景下，袁隆平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和农学试验中，还因为杂交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高粱和玉米而备受鼓舞。

在袁隆平看来，杂交技术一定可以应用于水稻领域，那将会大幅度提升粮食产量，大幅度缓解吃饭难的问题。只不过，当时的基础设施实在是太薄弱了，资金投入和技术支持也明显不足。

1960年7月，袁隆平在早稻常规品种的试验田中，意外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植株，简直视若珍宝。于是，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变异株重点保护起来，还将种子播种形成了天然的杂交稻。

通过反复的试验，袁隆平证明“天然杂交稻”是可以成活的，更坚定了人工培育和改良的信心。从此以后，他开始利用杂交优势大胆创新，同时小心求证，在有的放矢后终于完成了“水稻雄性不育试验”。

凭借矢志不渝的追求，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袁隆平对于水稻雄性不育的研究越来越成熟。而且，他还在试验田内成功繁殖出了第二代杂交稻和第三代杂交稻，用事实证明完全可以大幅提高产量。

由于沉迷于杂交水稻的研究，袁隆平一直都不修边幅，整日把自己搞得脏兮兮的，年轻女孩们自然对他敬而远之。一晃到了1963年，他已经是33岁的大龄青年，经常都被父亲袁兴烈和母亲华静催婚。

邓则是安江农校的一名女学生，非常敬佩和喜欢自己的袁老师，认为他是有责任和有担当的男人。而袁隆平也对这个心直口快的湘妹子颇有好感，认为她就是能相伴一生的那个人。

这对“师生恋”，从确立关系到结为夫妻总共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却携手走过了五十七年的岁月。据袁隆平这样回忆:

她在县里打篮球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就骑着自行车带她去领结婚证了。对我们来讲，比赛重要，结婚更重要。

1964年正月，袁隆平和邓则在安江农校举办了一场简朴的婚礼，只花费50元钱购买了一些喜糖分发给亲朋好友。他虽然不是四川人，但长年在重庆生活和上学，当地的口音已经难以更改。

在四川话中，“则”的发音和“贼”的发音是一样的，袁隆平只好和妻子商量后将她的名字改成了“邓哲”。从此以后，邓则就成为了邓哲，包含了更多的睿智和高雅。

结婚以后，袁隆平继续自己的杂交水稻研究，而邓哲便成为了最坚定的支持者。基本上，家中的大事小情都依靠她，他回家就跟住旅馆差不多。

1966年2月底，袁隆平发表了自己在该领域的第一篇学术性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的《科学通报》并引起了各界关注。两个月后，国家科委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明确希望地方能够大力支持这项研究。

不过，随着那场大运动的到来，袁隆平关于杂交水稻的所有研究都遭受影响。好在，湖南省科委还是给予了尽量的支持，同意安江农校的科研小组继续存在。

杂交水稻的试验田多次被人为破坏，又多次被袁隆平重新恢复，只是存活的植株已经越来越少。那段时间，他基本上吃住都在那里，像看护孩子一样看护着幸存的秧苗，看护着未来的希望。

1970年11月，袁隆平从云南发现并引进了另外的野生水稻，将其命名为“野败”，继续在安江农校的试验田中秘密种植。不过，由于得不到任何的支持，甚至还要东躲西藏四处转移，这些杂交水稻没能达成预想目标，令他非常的难过。

华国锋被调任湖南后，立即主持召开了全省农业科技大会，还点名要求遭到冲击的袁隆平前来长沙参加。很明显，他希望保护杂交水稻研究，还在会后当面进行了鼓励:

对于科学研究我是外行，但我知道农业生产要发展就必须依靠科学的进步。作为地方领导人，支持你的工作，就是我的天职。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杂交水稻研究最困难的时期，是华国锋给予了袁隆平最大的支持。直到若干年以后，袁老还这样充满感激之情:

如果没有华主席，哪会有我的今天？

湖南省农科院专门成立了杂交稻研究协作组，特意将袁隆平从安江农校调来工作。果然，他在研究领域不负众望，通过测交找到恢复系后终于攻克了“三系配套”的难关，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已经完成配套工作。

袁隆平跳出“无性杂交学说”后，开始进行水稻的有性杂交试验，还提出了将野生稻和栽培稻杂交的新课题。在湖南率先推广试种后，平均增产能保持在20%以上，将极大地缓解老百姓的吃饭问题。

那场运动结束后，国家的方方面面都恢复了正常，科研领域也不例外。结合多年来的研究成果，袁隆平先后发表了题为“杂家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的关键技术”这两篇论文，完全奠定了自己在农业领域的地位。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明显提速，甚至还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1979年4月，他受邀出席了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全球会议，不仅使用英文阐述了自己的学术论文和观点，而且认真细致地进行了现场应答。之后，又接连前往其它国家进行宣传和交流，包括在该领域最先进的美国和日本。

1982年春节，袁隆平在南方育种多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终于有机会陪伴邓哲和三个儿子袁安定、袁定江、袁定阳。没想到，妻子在正月初二却突发急性脑炎而不省人事，甚至送往医院抢救后也没能苏醒过来。

为了照顾重病的苏哲，袁隆平第一次放下了手头的工作，坚持留在病床前看护。除了悉心喂饭喂药，他还不断聊天讲故事，不断回忆曾经的过往，甚至哼唱妻子最喜欢的《红梅花儿开》和《喀秋莎》，最终将爱人唤醒。

这一次的生离死别，让袁隆平对妻子和家庭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无论走到哪里都时常挂念。1985年5月，他在出国参加学术会议前，专门从北京购买了礼物托人捎给妻子，其中留言:

在京给你买了两条裙子和一件汗衫，两黑一深蓝。这是我第一次买裙子，也不知道什么号码适合你穿，只好买了两条供你选择……。

伴随着成绩的取得，许多荣誉也接踵而来。从1985年起，袁隆平先后获得联合国知识产权机构颁发的“发明创造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颁发的“科学技术奖”、国家科技委颁发的“科技进步奖”、美国费因斯特基金会颁发的“拯救世界饥饿荣誉奖”和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粮食安全保障奖”等等。

对于这些荣誉和肯定，袁隆平看得很淡，依然夜以继日地奋战在科研第一线。在1994年5月，亲自负责公关的“超优千号”杂交水稻终于完成了推广种植，平均亩产超过1000公斤，这令他兴喜不已。

早在1991年5月，湖南省便首次推荐袁隆平参选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院学部委员，可惜没能成功。两年后，他第二次被推荐参选，依然还是榜上无名。

对于袁隆平参评院士接连落选的原因，社会上一度流传着多种版本的说法。版本一:他的学历不够，既没有留洋的经历，又没有博士的头衔；版本二:他的英语水平不行，无法在国际展开直接的学术交流；版本三:他主要从事植株的培育，学术论文的质量和份量都明显不够；版本四:他缺乏人脉资源，不知道经常同那些入选的院士“走动走动”。

作为我国科学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两院院士”获得者无不是学界的泰山北斗和擎天之柱。因此，这项荣誉背后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也时常被人放在一起讨论和比对。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是我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综合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是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最高学术机构。能够入选两院的专家和学者被称为院士，每两年公开评选一次，由于是终身荣誉而极为慎重，始终秉持着宁缺毋滥的原则。

当时，袁隆平早已经是世界闻名的科学家，获得的国际权威大奖就有十几个，取得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和实践成果。因此，社会各界对于他连续落选两院院士显得非常不理解，甚至有媒体报道为“袁隆平未被评上学部委员比评上震动更大”。

面对媒体的大篇幅报道，面对许多人的忿忿不平，袁隆平本人却十分淡然，从来都没有抱怨过。经不过各方的死缠烂打，为了避免混淆是非，他只得进行了公开澄清:

我自己从来没有申请过要当院士，即便是美国科学院的院士也不是我申请的。其实，我就是搞研究的，能出新成果，能为粮食安全作贡献，这就是最大的安慰。

1994年时，湖南省第三次提名推荐袁隆平参评院士，显示出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决心。这一年，正好发生了“玉米稻事件”，他先参加了省里组织的鉴定会，后却开始公开发文反对，认为未经试种便大面积推广风险太大。

一些人开始捕风捉影进行胡乱揣测，认为袁隆平是担心“玉米稻”的风头盖过“杂交稻”，故而才会有意拆台。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和顾虑是完全正确的，该稻种尚未大面积种植前便出现了产量低和不稳定的现象。

除了湖南省政府外，就连中国农学会、中国科协、中国作物学会和中国资源委员会等机构都开始联合推荐袁隆平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经过层层的评选，他终于在1995年5月被批准成为工程院院士。

当接到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通知时，淡泊名利的袁隆平显得非常平静。面对同事和家人的祝贺，他一再表示:“评上院士不过是工资长了一些，有了一个新的名号而已，而我还是从前的我”。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创立于2000年，只授予在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和成果转化取得巨大效益的科技工作者，袁隆平和吴文俊光荣成为了这一奖项的首批得主。在获奖发言时，他这样表示:

我认为，这个奖是颁给全国农业战线所有科研工作者的，因为杂交水稻是很多人协作攻关的成果。

2008年6月3日，北京奥运圣火在湖南岳阳进行传递，已经78岁高龄的袁隆平成为了第一棒火炬手。在前一天，志愿者们便请他到达现场进行彩排演练和路线熟悉，袁老显得精神矍铄，甚至有些健谈，连连感慨祖国的强盛伟大。

到了2018年，年近90岁的袁隆平依然没有休息，仍旧在指导自己的科研小组攻坚克难，指导自己的徒子徒孙培育良种。面对记者的采访，他还饶有兴致地介绍了自己的“两个梦”:

一个是坐在禾下悠闲纳凉，一个是杂交稻覆盖全球。

对于青年学生们，袁隆平向来都平易近人，向来都亲切友好，尤其是对自己母校的晚辈更是如此。2019年9月，袁老以视频方式向西南大学的学生们讲述了自己成功的秘诀，那就是知识、汗水、灵感和机遇。

2021年5月22日13时07分，袁隆平院士在湖南长沙因“多脏器功能衰竭”而不幸逝世，享年91岁。当天下午，大批群众自发来到长沙市的中南大学湘雅医院为他送行，队伍绵延了数公里，许多人都流下了悲痛的泪水。

袁隆平的膝下共有三个儿子，分别是袁安定、袁定江和袁定阳，都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投身于农业领域。尤其是，小儿子基本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为我国杂交水稻领域的权威人物和创新专家。

今年5月份，邓哲在儿孙们的陪伴下前往唐人万寿园去祭扫老伴，还将成熟的杂交水稻放在了墓碑前。现如今，由袁隆平研发的杂交水稻亩产量已经超过了1600公斤，可惜他却看不到了。

邓哲

袁隆平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的“杂交水稻”却留了下来，而且还将继续传承下去。文史不假个人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将铭记他的名字，传颂他的历史，感念他的奉献。欢迎支持关注​，欢迎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