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起“鲁迅”，相信很多人都会肃然起敬，由衷地在这个名字后面加上“大师”或者“先生”二字。作为我国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革命家和民主战士，他用自己犀利的笔锋和顽强的意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甚至于，就连伟大领袖毛主席都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这样评价道:

鲁迅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或许您有所不知，原名是“周树人”的鲁迅还有两个弟弟，分别是周作人和周建人。作为三弟，周建人长期都跟随大哥的步伐追求民主与进步，建国后相继担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浙江省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同时，他还长期担任民主促进会副主席和主席的职务，力主“科学中国化、中国科学化、社会民主化”。

不过，我们今天要重点讲述的历史却是关于周作人的。作为最受宠爱的二弟，他为何会与自己的大哥鲁迅背道而驰，甚至还反目成仇老死不相往来？最后，又为何沦为了可耻的大汉奸和卖国贼？

关于周作人的评价，虽然多以负面为主，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客观说，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不输于兄长鲁迅，堪称中国现代的散文家、文学家、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难怪，著名作家郑振铎会这样评价:

假如我们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有什么成就，鲁迅先生和周作人无疑是两个颠扑不破的巨石重镇。如果没有了他们，新文学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周作人

周作人出生于1885年1月16日，过世于1967年5月6日，原名周櫆寿，字星杓，笔名遐寿、岂明和仲密等，自号知堂。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世界语学会会长、燕京大学文学系主任和新潮社主任编辑等职，因为曾在日伪政府任职而备受后世的争议。

清光绪十一年，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一户没落家庭。他的祖父名叫周福清，是同治年间的进士，任职期间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弹劾而被朝廷“原品休致”。他的父亲名叫周用吉，虽然饱读诗书但却科举不顺，还因为科场舞弊而被革除了秀才的功名，仅靠祖上的家业度日。

周家虽然说已经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依然还算是当地的富庶人家。为了光宗耀祖续写辉煌，周用吉高度重视三个儿子的学业，很早便安排周树人、周作人和周建人三兄弟进入“三味书屋”接受旧学的传统教育。

1905年，为了顺应新形势的统治需求，慈禧太后终于同意了袁世凯和张之洞等重臣的奏请，下旨废除延续上千年的科举制度。受此直接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直接考取了官派留学日本的名额，从此彻底改变了人生进程。

1906年，周作人和长兄鲁迅相伴前往日本读书，与另外的几个留学生合租了一所大房子。同时，他们还在房东的推荐下雇佣了当地人打扫卫生，那是一个身材不高和脸型圆润的女孩子，名叫羽太信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后，羽太信子觉得这几个中国青年都很好，尤其是其中年纪最小的周作人最有趣。由于腼腆内向，他每次与女孩打招呼都会脸红，这反而激起了她的一些好感。

在东京法政大学就读期间，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思潮和革命理论，更被明治维新后日本取得的成就所折服。于是，他逐渐由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变成了民主革命的拥护者，认为只有通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才能拯救自己的国家。

由于缺乏独立生活的能力，周作人在留学期间的大小事务都由长兄鲁迅负责，自己只是心无旁骛投入学习。随着与羽太信子的相熟，他竟然开始依赖对方和信任对方，久而久之萌发了爱的情愫。

征得家中同意后，鲁迅以家长的身份登门拜访羽太信子的父母，从此确定了二人的恋爱关系。只不过，陷入爱河后的周作人却有些飘飘然，甚至为了约会而频频逃课。

看到曾经懂事的弟弟变得如此顽劣，鲁迅非常气愤，多次痛骂对方都无济于事，情急之下还第一次出手教训。这件事，令周作人和羽太信子都非常不满，认为兄长在施行封建家长制，也为日后的决裂埋下了隐患。

1909年，24岁的周作人迎娶了23岁的羽太信子，这对性格迥异的男女终于成为了夫妻。从此以后，本就缺乏主见和判断的他完全依赖于妻子，无论大事小情都言听计从。日后，郑振铎还有过这样的回忆: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面对国内民主革命的如火如荼之势，周作人携妻子羽太信子回国居住，在绍兴当地担任了日文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担任了文字编辑和翻译的工作，将自己在国外的所学所见进行宣传。

1911年10月10日晚，趁着各地保路运动的不断进行，革命党人蒋翊武和孙武等人率领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第一枪，得到了多个省份的纷纷响应。到12月11日时，已经脱离清廷的各省代表们齐聚南京城，共同商讨筹建新政权的相关事宜。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主流共识。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由于封建势力固有的欺骗性，这场革命进行得很不彻底。可以说，虽然推翻了满清的封建统治，但国家还是陷入到了军阀混战之中。

在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下，不仅政局更加混乱不堪，而且社会也变得动荡不安。同时，“尊孔复古”的逆流也开始暗暗涌动，“民主”、“自由”、“科学”、“平等”、“博爱”等思想的传播也严重受阻。在这种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终于爆发了。

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人士，作为饱读诗书的教育人士，周作人迅速成为了当时的焦点，还与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经蔡元培校长的邀请，他们纷纷前往北京大学任教，使之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

1918年初，周树人加入《新青年》担任编辑，首次以“鲁迅”的笔名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制度和礼教。同时，他明确使用了“吃人”二字，形容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就是“人吃人的社会”，为新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石。期间，从湖南师范毕业后第一次进京的青年毛泽东被深深感染。

1918年12月 ，周作人在《新青年》发表《人的文学》一文，明确提出“新文学必须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主张。这种思想，反映出他想通过文学将个人发展和国家命运结合起来，具有相当的时代进步性和前瞻性。

在周树人和周作人等的大声疾呼下，越来越多的有志青年成为了这场运动的支持者，参与到这场没有硝烟的革命洪流当中。在这种趋势下，新文化运动已经不再只是文人学者的运动，而是成为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心声。

就在周树人和周作人两兄弟在事业上携手共进之时，生活中的不和谐因素却越来越多。谁能想到，二人决裂的时刻已经不远。

1919年，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八道湾买了一处四合院，一共花费3765块大洋。之后，他将母亲和三弟周建人以及自己的原配妻子朱安都接来居住。

由于二弟周作人从小就与鲁迅亲近，尽管此时已经成家立业，但还是携日本妻子羽太信子也搬进四合院中一同居住。于是，周家人其乐融融团聚在了一起，表面看起来异常和谐。

鲁迅原配妻子朱安是家中包办的婚姻，这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完全没有管家理财的能力，很快就被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比了下去。根据《忘年交琐记》的记载，“她上街采办，下厨做饭，扫地抹桌，洗洗刷刷，里里外外都操劳不停”。

鲁迅同意由弟媳羽太信子来管理整个周家的事务，还将自己和周作人的所有工资都如数上交。起初，这个日本媳妇算得上是尽心尽责，对婆婆和朱安都很尊敬。

1924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新任校长杨荫榆与政府暗中勾结，强行压制学生的爱国运动。同时，他的个人品行也很不检点，存在滥用经费和中饱私囊等问题，学生们纷纷署名请求教育部撤换校长。

杨荫榆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借故开除了刘和珍和许广平等学生代表，又以整修校舍为由勒令大批学生都搬出学校。对于反对自己的学生和班级，他更是不遗余力进行清算，甚至买通军警进行抓捕，史称“女师大事件”。

事件发生后，鲁迅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的合理主张，还公开质疑校长杨荫榆行为不检和举措失当。不仅如此，他还联络了沈尹默和钱玄同等人在《京报》发表联合声明，鼓励学生们要不畏强权，继续发表自己的爱国主张。

作为弟弟，周作人全力支持兄长鲁迅，全力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诉求。甚至于，他还主动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委员，竭尽全力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提防任何暴力事件再次发生。

由于周家三兄弟外部事务繁忙，很少能顾及到家里的内部事务。渐渐的，羽太信子变得养尊处优起来，她越来越觉得自己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对于物质的追求与日俱增，家中雇佣了管家、厨师、车夫和仆人一大帮。据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中这样记载:

家中雇有管家和多名仆人，整桌的饭菜刚做好就退回厨房不要，派头比祖父做京官时还要大。

而对于羽太信子，鲁迅日后的妻子许广平也是评价极低。她在《鲁迅回忆录》中这样记载:

她倚势凌人，越发厉害，俨然就是一个典型的由奴才爬上去的奴隶主。

当时，鲁迅每月的工资大约在300大洋，而稿费也有200大洋，而周作人的工资和稿费也不会低于300大洋。所以，周家两兄弟每月收入在800大洋左右，而当时普通人每月工资才就10块大洋左右。很显然，他们绝对算得上是北京的高收入家庭。

可是，如此不菲的经济收入都不能满足羽太信子的花费，每月下旬日子都会过得非常拮据。作为大伯和事实上的家长，鲁迅只能婉言劝说弟弟和弟媳要量入为出，不能再这样奢靡挥霍了。

谁知，这次善意的提醒竟然成为周作人和鲁迅翻脸的导火索。羽太信子多次给丈夫吹枕边风，甚至还无耻地诬陷大伯子偷看她洗澡。向来都惧内的他，竟在激动之余写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鲁迅和许广平

1923年7月，周作人将这封信交给自己的兄长后摔门而去，甚至都没有在信中称呼一声“兄长”。对此，鲁迅非常难过，没想到亲手带大的弟弟竟然如此不辨是非，不明事理。不过，他为了避免关系更加恶化，还是忍气吞声地搬出了自己买的房子。​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这样记载:

鲁迅被赶走后，一有什么风声鹤唳，她就在门前扯起日本旗，改周宅为羽太寓。

作为兄长，鲁迅一直都在等待弟弟周作人回心转意，直到1926年时才彻底死心。原来，他在回旧院子取东西时竟然遭到了羽太信子的当面辱骂，气得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从此以后，周家两兄弟之间彻底分道扬镳，而且还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成为了“国家的脊梁”，而周作人却成为了“国家的败类”，实在是令人感慨不已！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悍然发起了侵华战争，东北数千万同胞很快就沦为了亡国奴。期间，举国上下都在痛斥军国主义的暴行，都在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

周作人多次号召政府要抗击日寇，号召全体军民要收复失地。但是，面对妻子羽太信子的“劝解”，他竟然稀里糊涂转变了自己的抗战主张，还没羞没臊地提出通过“文化交流的和平方式”消除纷争。

面对社会各界的痛斥，周作人起初还有些羞愧，可后来就习以为常了，缩在家里做起了“耙耳朵”。甚至于，就连妻子羽太信子将四合院门前的“周宅”换成“羽太寓”都没有意见，真是让人超级无语持续中！

此后，鲁迅和周作人再没有任何联络，直到1936年10月19日凌晨过世。惊闻噩耗，前去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露面的宋庆龄也在第一时间亲临现场致哀。

三天以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运往万国公墓安葬，沿途有数万民众自发前来送别。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分别是巴金、肖乾、胡风、曹白、聂绀弩、黄源、欧阳山、萧军、鹿地亘、吴朗西、靳以、陈白尘、黎烈文、孟十还、周文和张天翼；扶灵者多达8人，分别是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和茅盾等人。

作为鲁迅的亲弟弟，周作人竟然对长兄过世无动于衷。不仅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上海去吊唁，甚至就连起码的表示都没有，简直是忘恩负义的小人！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面对日军的咄咄逼人之势，北平已经变得岌岌可危，大多爱国文人和青年学生都选择南下赴国难，但周作人却悄悄留了下来。

当北平沦陷后，周作人一开始还算是保留了些许的骨气，并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经济收入锐减，随着生活质量下降，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又不干了，天天都在家中辱骂他没有出息。

1938年2月初，周作人开始迈出了投降的第一步，接受日伪的邀请后公开出席了“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当消息传开后，许多朋友和学生都惊呆了，不相信这个学者竟然如此软弱。于是，每天都有大量信件却说他早日南下，甚至即将成立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也向他发来了聘书。

对于西南联大抛来的橄榄枝，周作人也非常心动，立即与妻子羽太信子商量。谁知，对方以自己日籍的身份保证留下来才是上上策。于是，他在1939年1月同意出任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正式接受了日伪提供的职位。

做汉奸这种事说简单也简单，只要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步子就好办了。于是，周作人又相继接受了更多的汉奸职务和汉奸头衔，比如伪教育总署督办、伪东亚文化会长和伪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

周作人在担任这些职务期间，把汉奸工作干得“虎虎生威”，多次都获得了日伪的表彰。而且，他还带团前往日本去参加会议，更抽空参拜了臭名昭著的靖国神社，顺便还慰问了受伤的日军兵，实在是毫无底线可言！

等到日本投降以后，二战终于结束。不久，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逮捕入狱，期间没有任何的反思。在审判席上，他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狡辩:

我并非是想当官，只是想用国学来抵抗奴化。

1946年，高等法院判处周作人14年有期徒刑，在胡适等人的暗中运作下才被改判为10年有期徒刑。直到蒋某人下台后，李宗仁成为“代总统”时才被作为文化名流代表而特赦提前出狱。

胡适

1948年12月，北平已被人民军队围困，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南下抵达上海，准备启程访美。期间，他两次约见周作人希望对方即刻动身前往台湾，同时许之以高官厚禄。据上海《亦报》在“周作人决定北归”一文中记载:

胡适、朱家骅等曾邀之南下，许以教授职，拒不往，闲居门生尤某沪寓。

​1949年7月，在上海以写作和翻译为生的周作人，主动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达六千多字的长信。在信中，他除了表示自己的拥护之意，还竭力为那段汉奸生涯解释。之后，​这封信还被转交到毛主席手中，伟人阅后这样表示: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干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建国前夕，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生活，被组织安排进入北京人民出版社担任外文翻译。不过，由于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抬不起头重新做人。

1962年4月等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终于找回了些许的一些自我，除了翻译工作以外，偶尔还会写写画画涂鸦，直到1967年因病而亡。由于生前的不端行为，他死后也没有得到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的原谅，惨淡结束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