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这部剧呢，既是历史剧，某种程度上也能看作是纪录片哦。怎么说呢？在整部电视剧里面，除了功德林里的那些战犯当中的极少数人之外，其余的基本上都是用的真名实姓呢。而且他们每个人的表现，和沈醉写的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还有黄济人的纪实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里面所描述的情况那是差不多的，没什么太大出入哦。至于剧中仅有的几个用化名出现的人物呢，其实咱们稍微一琢磨，也很容易就能找到对应的历史原型啦。
有个被称作“罗盘将军”且喜欢算卦的人，他就是有着“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身份的张淦。还有个叶立三，他的形象其实是由原军统局电讯处少将副处长董益三以及王耀武嫡系七十三军中将军长韩浚综合而来的，这个人有个特点就是喜欢打架。另外，陈瑞章呢，他实际上是第二十五军中将军长陈士章。这个陈士章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侥幸逃脱了，结果又在福建被抓住了，说起来也算是“刘安国”的部下，而且他和沈醉一样，都曾在狱中思念家人而落泪呢。
有一个人是以化名现身的，但其个性十分鲜明，给人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他就是刘安国，还曾凭借两番话把杜聿明、王耀武这两位中将司令官给说得哑口无言呢。而这个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是确凿无疑的，正是文强。文强在1925年6月就加入了共青团，到了1926年1月，他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在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文强担任的是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第三师的党委成员，同时还是一名少校连长呢。
在电视剧《特赦1959》里有这样一段情节，战犯管理所所长王英光针对马副所长的疑问给出了一番回答，而这番回答是完全符合史实的。当时提到的那个人叫刘安国，王英光介绍说刘安国是在1926年入的党。这时候马副所长就追问了一句，问刘安国入的到底是哪个党。王英光很明确地回答说，那当然是我党啦。并且还提到刘安国曾经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呢。到了三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刘安国在我党内部还担任过相当重要的职务呢。甚至可以说，在我党党史上的很多事情，刘安国了解得比王英光他们这些人都要清楚呢。
在那之后，由于各种各样的缘故，文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中断了。不过，在张治中和程潜从中进行协调、周旋的情况下，针对他的通缉令被取消了。随后，他还被黄埔的一些同学给拉进了蒋系的特务组织当中。时间来到1936年，他刚一进入这个特务组织，便担任了浙江中央警官学校情报参谋训练班的中校政训员，同时还出任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的政治指导员。而仅仅在一年的时间内，他就获得了晋升，成为了参谋本部的上校参谋。
在1937年至1940年这段时间里，文强一直在上海开展相关活动。在此期间，他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呢。先是出任复兴社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要知道这复兴社特务处可是军统的前身哦。与此同时，他还兼任着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科长一职。之后呢，文强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上海策反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不仅如此，他还出任了上海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的处长呢。而在上海忠义救国军中，他更是担任了少将政治部主任这一要职。
在1946年的时候，文强担任了好几个重要职务呢，像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同时还兼任着东北行营督察处处长、东北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督察处处长。就在这一年，文强已经晋升为中将啦。当时在军统系统里，正授中将的人可不多哦，只有郑介民，他是军令部第二厅中将厅长兼军统局主任秘书；还有唐纵，他是参军处中将参军、内政部政务次长兼军统局帮办；再有就是文强啦，文强是由孙连仲、胡宗南、戴笠这三个人一起保荐的，然后由蒋介石亲自委任的呢。而像副局长戴笠，还有代理主任秘书毛人凤，他们可都是正授少将哦。戴笠虽然也挂着中将的头衔，但那只是“职务军衔”，并不是经过正规的叙任批准手续得来的呢。
在淮海战役期间，有几个人物值得一提，他们就是文强、黄维和杜聿明，这几个人可都是在这场战役当中被俘虏的呢。当时啊，文强担任着杜聿明的副参谋长，并且还代行参谋长的职责哦。而黄维呢，他的身份是杜聿明下属的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
在战犯管理所当中，有这么一个人显得颇为另类，他就是文强。当时呢，所里的其他人都纷纷在写认罪书，可就唯独文强，态度十分坚决，坚决不肯写认罪书。面对他这样的情况，管理人员也是挺无奈的，实在是拿他没办法。
这里要讲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徐远举当时骂的人可不是文强，而是“刘安国”哦。而且同样类似的骂人的话，他以前也对原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说过呢。程一鸣可不简单，他其实是个潜伏者，一直到1964年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就像英雄凯旋一样。沈醉在他的回忆录里，把当时的情况说得可详细啦。那时候徐远举是行动处上校副处长，程一鸣是少将处长。有一回，程一鸣因为生病就没去上班。在四川有那么一个县，发现有地下党在搞活动呢。这个县的军统人员就向上请示，问能不能秘密地把这些地下党给逮捕了。徐远举看到这个请示报告后，就在上面批示说同意予以逮捕。可谁能想到，结果那些主要的地下党人员事先得到了消息，全都跑掉了。等程一鸣病好回来上班后，就把这事儿的责任一股脑儿都推到了徐远举身上，还狠狠地把徐远举痛骂了一顿呢。
向来行事嚣张的徐远在此时同样不甘示弱，他大声说道：“我根本就不是叛徒，就算有人想要故意找我的麻烦，那也不能毫无根据地说我包庇地下党啊！要知道，我可是从特务处刚刚组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参加相关工作了，我又不是从其他什么地方并进来的，可不能这样随意冤枉我！”
话说在西南地区，有保密局西南区少将区长徐远举，还有少将副区长兼督查主任周养浩呢，另外，保密局本部经理处少将处长郭旭以及总务处少将处长成希超也都是相关人物哦。这几个人呢，在云南的时候就被抓起来啦。之后呢，又在重庆等地被关押了一阵子。再后来，就被送到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咯。这样一来，我们也就看到了像《特赦1959》里面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场景啦。
彼时，黄维正在专注地洗着衣服呢，突然听到了某个消息，他不禁吃了一惊，随即抬起头来，满脸诧异地说道：“什么？沈醉竟然还活着？”
黄维当时表现得极为吃惊，这其中是有缘由的。原来是刘安国告诉黄维说沈醉已经不在人世了，这消息可把黄维惊到了。他当时就很诧异地对王耀武说道：“我说佐公（要知道王耀武字佐民），你可真的看清楚了吗？”王耀武听了这话，立马回应道：“我还能不认识沈醉吗？”黄维听了王耀武这肯定的回答后，不禁感慨道：“看来是我之前的判断出现失误了啊！”
有这么一位大特务康泽，他曾经可是和戴笠、徐恩曾齐名的呢。当时的他在一旁苦笑着说道：“这下可倒好啦，人差不多都聚齐了，就只差老蒋还没到咯。”
沈醉在回忆录里提到了他与王耀武、黄维之间的一些情况。沈醉是认识王耀武的，而黄维呢，得知沈醉没死竟然表现出失望的样子，这其中是有缘由的。沈醉在回忆录中讲道，黄维可是向来和军统一向不和的陈诚的心腹亲信，以前沈醉也只是听说过黄维的名字，两人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往来。再说沈醉和王耀武的相识，那还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上海呢。当时王耀武担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师长，而沈醉的身份是军委会战地随军调查组罗浏组的组长。那时候，王耀武和他的副师长李天霞对沈醉他们调查组的工作给予了很大的支持。甚至有那么一段时间，沈醉还跟着王耀武他们一同前往最前方，去参加收复那些丢失阵地的战斗呢。
在黄埔军校的背景下，有着这样的情况哦。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学员，王耀武则是二期的。按照黄埔军校的期别排序来说，王耀武的入学时间相对宋希濂要晚一些呢，所以王耀武见到宋希濂的时候，会尊敬地称其为“学长”。而文强呢，他在这其中又是比王耀武入学更晚的啦，因此在他们三人当中，文强就成了宋希濂和王耀武的“学弟”啦。
您瞧瞧这事儿，可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见那徐远举一下子就火冒三丈了，气呼呼地冲着刘安国就喊起来了：“刘安国，你在这儿瞎说啥呢！我们这几个人，不管怎么说，那也比你强得多！你可是个叛徒，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三道四的！”
徐远举为啥会突然情绪激动、大发雷霆呢，沈醉心里可是一清二楚的。想当年啊，沈醉把徐远举和周养浩给“留了下来”，这其中可是有着特别的缘由呢。沈醉就曾说过：“我心里一直有个苦闷事儿，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他们这帮人关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们老是一个劲儿地骂我是‘卖友求荣’。其实啊，实在是因为他们可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这些恶行的直接参与者，甚至还是主持者呢。我既然已经参加了起义，要是再把他们给放走了，那这事儿可就没法跟大家交代清楚啦。”
这里有个很关键的情况得说一说，文强这人哪，性格特别倔强，脾气那叫一个暴躁，而且他的武功可不一般呐。就说在黄埔军校的时候吧，他跟同宿舍的一位林同学起了冲突，就那么一拳，直接就把林同学给撂倒了。这还不算完呢，后来他被川军特务给逮捕了，关进了监狱里，在那里面居然还和一个江洋大盗动起手来，并且把那江洋大盗给揍了一顿。你想啊，就他这身手，真要是和徐远举较起真来打起来，徐远举那可远远不是他的对手。徐远举呢，也就只能对着沈醉骂一骂，出出嘴皮子上的气。他要是真有那个胆子敢去找文强的麻烦，说不定到时候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搞不清楚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