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篇讲到红军的破译团队不单单来自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也都有优秀的大神级高手，三大红军会师后，所有破译高手全部合并到二局，成为我军的情报中枢。

二局的领导，都是搞技术出身，多少都有些傲骨。

像首任局长曾希圣在长征时，就拒绝总部向二局派政委。次任局长曹祥仁也毫不逊色。。。

1942 年6月，二局撤销政治处，成立干部科，下设组织股、宣教股、文娱股。

曹祥仁这样做，无非是觉得这些部门过于强势，已经影响到了情报侦收这个二局的核心任务。为了确保二局能够完成军委下达的任务，他不得不做出调整。

可是在当时的延安，做出这样的调整，是要冒相当大风险的，后来果然有不少人给领导反映曹祥仁的问题，上纲上线，可想而知。。。

加上曹祥仁做局长期间，二局的整体待遇大幅下降，虽然不是曹祥仁的责任，他是局长，这个锅最后他也丢不开。

当时正赶上延安最困难的时期，全部军民都不得不搞生产自救。说穿了就是各单位自己想办法，各显神通，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像359旅就跑去南泥湾开荒，黄永胜邓华当时带着晋察冀教导旅在延安，黄永胜脑子活，开了个饭馆，本来生意挺不错，架不住陈赓，杨得志这帮老兄弟经常来免费捧场，一来二去只能关门了事。。。

二局想到的办法是做生意，曹祥仁肯定没兴趣，也没工夫管这个，全部委托一个副局长管理，结果后来没赚到，还把本钱亏了不少。导致二局的伙食水平急剧下降，干部战士的怨气很大。如果是曾希圣还在，估计不能亏钱，还会大赚。。。

二局的干部战士怨气大，一是伙食确实是差，毛主席周末在家招待几位在二局的侄子侄女，了解到二局大部分时间都是靠吃薯类维持，营养严重不良，生病的不少。主席还特意让延安其他部门募集了一些钱给二局救急。

怨气大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二局之前的待遇太好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红军一向非常重视技术人才，像机要员、报务员、医生、护士、财务人员这些专业技术人员除基础津贴以外，都另有单独的补助，有些岗位的补助甚至远远超过了红军的高级指挥员。

比如在红军电台初创时期，刚刚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队，由王诤任队长，冯文彬任政委，而当时给王诤开出的津贴，是一个月100块大洋。

当时一个普通的红军战士，每月津贴费是1元大洋；当时一般的军阀部队，月饷大约是3，4元；阎锡山比较富裕，给部队的正兵发6，7元，已经算是高工资了；老蒋的嫡系部队，一等兵情况最好的时候每月10元，1932年之后也发不了这么多了。王诤的这个100元津贴，相当于国军中校军官的待遇水平。

留在红军无线电通讯队工作的其他技术人员，也都是高工资。根据能力不同，每人每月40大洋、30大洋不等。

红四方面军也有类似的记录：对电台技术人员的生活给予优待，发给津贴费，红军自己培养的报务员一个月发三块大洋，解放过来的技术人员根据能力高低，给予高额津贴，比如沈毅力是六十块，刘光甫是一百块，另外值班还有夜餐费。

这里没有蔡威，王子纲他们几个的津贴记录，应该没有解放过来的干部高，但是远远高过红军的一般干部。在某次战役后，因为蔡威的情报破译，帮助部队取得了大胜，政委陈昌浩特意奖励蔡威团队300块大洋。

红军抵达陕北之后，专门规定了技术人员的特殊待遇。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公费、津贴费之规定的命令》之中，就明确提出了各级人员的待遇问题：“部队津贴分三等，一般人员每月一元，团级干部每月两元，团以上干部每月三元，工程技术员享受三元最高津贴。”这技术人员的工资比团长高，在当时是正常现象。

而对于稀缺的电台技术人员，待遇就更高了。1936 年 9 月 25 日，中央军委以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张云逸、三局局长王诤的名义，颁布了《关于无线电技术人员津贴之规定》，将电台技术人员依其技术熟练程度分为五等，最高每月十五元，最低两元，以示优待技术人员。

而在同一时期，延安待遇标准最高的，是“政府主席、委员和边区参议会议长、常驻议员、大学校长等，每月津贴一律五元。”

最熟练的技术人员，能够拿到的津贴待遇，是政府主席的三倍。

所以，二局的员工有怨气，太容易理解了。原来是全延安最高工资，现在变成天天吃红薯土豆，确实落差不小。。。

于是，就不断有人向上级反映，怀疑伙食费都被贪污了。上面就派胡耀邦来调查，查清主要是副局长的问题，可是在开大会时，为安抚二局干部战士的情绪，连带把曹祥仁也狠狠批评了一通，说他是三毫主义，对工作毫不负责，对同志毫无阶级感情，对群众生活毫不关心。。。

曹祥仁当时也才28岁，还是血气方刚的小年轻，肯定受不了这个，于是要求去党校学习。

胡耀邦在会后也意识到，对曹祥仁的批评有些过重了，于是又专门去给曹祥仁当面道了歉。

1943年2月下旬，中央军委参谋长兼作战部长叶剑英来二局宣布军委决定：由李涛兼任二局代理局长，曹祥仁到中央党校学习。叶剑英特别说明：选送干部去中央党校学习是培养党的高级干部的重要途径。曹祥仁同志在领导军委二局工作中很有成绩，他在学习归来后还将会带领大家进一步做好二局的工作。

要说去党校就踏实读书吧，曹祥仁这性格，也没办法，看到不平就要讲出来。在中央党校召开的2、3千人的大会上，曹祥仁代表党小组发表意见，莫文骅、曹里怀等都是这个党小组的，人家都不说，曹祥仁站出来在大会上发言，言词还比较激烈：抢救运动搞扩大化，把同志当成敌人整，如不纠正对革命危害极大。。。

曹祥仁如此直率大胆的发言，讲出了许多人的心里话。不过大多数人在下边真是替他捏着一把汗。事实上，康某对曹祥仁的讲话就极为不满。

1941年7月起，二局曾归中央情报部和军委总参谋部双重领导。叶剑英，康某和李克农都是曹祥仁的直接上级。曹祥仁经常需要去康某那里谈工作，康生对曹祥仁很友好，两人一度关系很融洽。

这次讲完话，康生和曹祥仁的关系一落千丈，路上见面都不再打招呼。。。

1943年夏，二局破译了蒋介石计划让胡宗南闪击延安的情报，中央仔细考虑之后，决定将这个消息公开，靠舆论战把敌人击退。

7月4日和6日，朱德总司令先后致电胡宗南和蒋介石，提出严正 抗议；

7月7日，新华社发布新闻，将蒋介石、胡宗南调集重兵图谋闪击延安的详情公布于世；

7月9日，延安军民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 “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

7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质问国民党》。

一通组合拳打出来，蒋介石被打得晕头转向。这些文电中大量引用了二局的情报，将国民党军的番号、行止时间和地点等一一列举出来。这样做自然让指责变得言之有据，更加可信。可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让蒋军意识到这套密码又已经被二局破译了，因此必将更换新的密码。二局将不得不再次组织力量进行破译。

不过，这次公开，整体效果很好，使蒋介石的阴谋暴露在全国民众跟前，蒋介石因此遭到全国各界的一致抗议和谴责，蒋不得不命令胡宗南停止偷袭延安的行 动。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

蒋介石被搞了个措手不及，十分被动，狼狈不堪。他暴跳如雷地大骂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和他的侍从室头目钱大钧无能， 追问他们这种密级很高的电报怎么这么快就被延安给破译了？为何他们的电报，你们就一直破译不出来?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的叶剑英评论：“国民党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来势那样凶猛，我们以智取胜，兵不血刃，就让敌人狼狈败退。最主要还是二局工作做得好，对敌情掌握得及时、准确。二局技侦情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了明面上的军事行动，国民党方面也一直没有停止对延安等地的渗透，同时对国统区内的地下党也一直是高压态势。二局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二局破译骨干在王永浚的带领和指导下，在突破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密码上取得了重大进展。

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的特务头头都深知密电的安全与否，是关系到战争胜负和军队安危的大事，他们对二局的破译能力相当了解，因此特别重视密电的安全，特别是军统局，戴笠用重金聘请专家重新包装它的密电码，通过增加复语量，增长加密表，将收报人姓名、 时间都用化名代替，并将其隐蔽在报文中间等方式，大幅增强了其密度和伪装，使破译难度呈几何级增加。

不过，二局有王永浚这尊大神，这个难度还是难不倒他。

破译了中统和军统的密码，就相当于全面掌控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动向。情报来源因此大范围扩大，敌特对于解放区的渗透、破坏、策反等企图也在二局面前无所遁形。

同时二局因此还保卫了一部分地下党组织。这些同志被紧急通知危险转移之后，有些被调回延安，甚至加入二局工作。但他们都不知道是二局救了他们。只有二局的经手同志知道此事，因为保密原因也不能谈。

据二局一位元老回忆：当时有几个人，后来都到了延安，当时不让说。其中有一位，解放以后，我和他比较熟，有次和他妻子说，我战争年代救过他。他不相信，怎么可能呀，那时咱们还不认识呢。我说当时你们遇到了什么危险，一共有几个人，都是谁谁谁，是谁给你们送去的紧急通知。。。我一说，他说是呀，当时就是这样，我们很感激来通知逃离的同志，但一直很疑惑他是怎么知道消息的。。。到现在他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1944年11月，二局派冯志禄、萧荣昌等带2个技术侦察班子， 配属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和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五师。邹毕兆也在南下支队中，不过因为用脑过度，不再做技侦工作，而是改任政工干部。

1945年4~6月，曹祥仁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七大结束后，曹祥仁返回安塞，继续任二局局长，李涛改兼政委。

李涛资历很老，一直在总部工作，1955授上将。他在代理二局局长期间，大幅改善了二局的生活问题，所以在二局的群众基础不错。不过二局到延安已经10年，环境相对安逸稳定，规模也由几十号人发展到上千人，每个人的想法也不再像当初红军时那样单纯，所以内部已经越来越不好管理。

曹祥仁满怀热情地回到二局，也被这些问题所困扰。力量壮大了，事业蓬勃发展，可是新的问题比起密码破译来，好像更复杂，更难处理。。。

每天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人事关系，让曹祥仁感到棘手和不快。他也不再是当初那个有啥说啥的毛头小伙子，甚至悟出了“有些话能说不能想，有些话能想不能说”的道理。

虽说有所悟，毕竟还是不喜，曹祥仁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申请去前线工作，继续搞密码破译。

于是曹祥仁提出要调去晋察冀，直属领导叶剑英和康某都同意了他的要求。

临走前，曹祥仁到延安向毛主席告别。毛主席明确表示不同意他走：你不要走， 有什么事的话可以直接来找我。。。

曹祥仁犹豫再三，还是决定去晋察冀，不过他后来非常后悔没有听毛主席的话。

1945年7月15日，叶剑英参谋长发布命令：任命军委二局局长曹祥仁兼晋察冀军区二局局长，彭富九为副局长。由二局抽调日文工作人员一部，由曹祥仁率领去晋察冀军区，开辟对日军、伪满、伪蒙疆的侦察工作。

1945年7月底，曹祥仁离开延安，带队前往晋察冀。

几经辗转，曹祥仁一行到达张家口，当时郭天民部已经拿下了张家口，张家口算是我军抗战之后占领的第一个大中城市，这里就被作为了晋察冀的首府。

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二局在张家口 正式成立。为了保密，对外称气象局。驻地是原平绥铁路局局长的公馆。有趣的是，曹祥仁以及这批二局人员的正式履历中，这一段的工作单位都是晋察冀气象局。

到了晋察冀，先办培训班，第一期1946年在张家口开班，晋察冀军区下面几个分区都派了一些学员参加，培训分为两个方向，一个班培训破译，另一个班培训报务，机务。曹祥仁亲自担任破译班的讲师，教材就是他自己编写的《密码学总论》。一个只读了2年私塾的红军战士，后来通过自学成才，写出了这样一本流传后世的专业著作，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培训班中有不少好苗子，来自晋冀军区的杨文科本身很有天分，被曹祥仁悉心指导之后，找到了自己在破译方面努力的方向，狠钻中文语言文字，背诵了《康熙字典》和大量古诗词及古典小说篇头诗、篇尾诗、夹行诗等，掌握了大量的罕用字、古怪字，对破译团队提高猜字的攻坚能力大有帮助，后来在破译工作中多次创造了“一份报猜通”的纪录。

1959年，杨文科进入武汉大学古典文学系进修。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听说他能背诵整本《康熙字典》，特意把他叫到中文系教研室测试。李达任意翻开一页让杨文科背，杨毫不迟疑，不但背出了这一页，还背出了相邻的两页，李达眼睛的速度都跟不上他背诵的速度。

李达不禁感叹：真是不得了，解放军之中真是藏龙卧虎，不愧是文化之师，胜利之师！

晋察冀地处要冲，和蒋军地盘犬牙交错，冲突不断，曹祥仁来了，确实有仗打。

第一仗就是和傅作义的绥远战役，傅作义算是晋察冀的苦手，争斗多次，晋察冀基本没占到什么便宜。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杨得志和郑维山出来，才算是把晋绥军给狠狠收拾了几次。

绥远战役是计划先把这个地区最大的地头蛇晋绥军给按下去，再逐步经略大同，石家庄等华北重镇。没想到第一步就吃了不小的亏，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晋察冀加晋绥军区，仍然没把傅作义主力给拿下，反被他咬了一口。全军上下郁闷至极，各种牢骚，曹祥仁对此也是颇有微词。这一仗的失利也给后来晋察冀在华北战场的窘境埋下了伏笔。

可以肯定的是，傅作义部队的保密工作，远远好于一般军阀的部队，即使相比蒋介石的中央军，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傅军的密码是自己编制的，经常更换，傅军自己也有侦听团队，在绥远和日本人，蒙军的几次大战中，傅军取得胜利，也有侦听团队的功劳。

另外傅军内部管理很严，在大战准备期间，司令部任何人不能随意外出，所以潜伏的地下党即使知道了傅作义的计划，也没机会把情报送出去。

这就导致我军很难获取傅军的准确情报，密码破译也需要时间。

没有情报支持，大家真刀真枪，傅军还真是难打。

绥远战役没占到便宜，大同，集宁战役继续吃了亏，还在郁闷呢，被傅作义打了个回马枪，直接兵锋指向张家口。

按照曹祥仁的判断：国民党军队从三面向张家口进攻的主要目的，是企图切断我军从延安经晋绥、张家口、承德至东北的交通线，分割各解放区。

可是晋察冀高层的看法有所不同，认为没必要纠结一城一地，既然傅作义大军来攻，张家口就暂时让给他。

事后的结果，证明张家口丢失，连锁反应很大，绝不单单是一城一地的争夺。某种程度上曹祥仁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个当然和密码破译无关，只是他多年在一线，已经有了从有限情报中，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能力。所以后来聂荣臻让他做晋察冀的副参谋长，不过那时他已经打算离开晋察冀了。。。

进攻张家口，主力仍然是傅作义，为了让傅作义死心塌地，蒋介石故技重施，再次将张家口划入了傅作义负责的第12战区。当初打大同时，蒋介石就用的这一招，把大同直接划给了傅作义，然后傅作义就义无反顾，大军杀向集宁，围魏救赵，解了大同之围。

蒋介石给傅作义的电报，晋察冀二局是破译了的，大同战役时还没多想，这次一看到这个情报大家就都明白了，傅作义很快要来打张家口了。

虽说晋察冀上层没有一定要守住张家口的意志，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中高级指战员还是强烈要求要严防死守，和来犯的傅作义好好干一架。

当初张家口是郭天民抢回来的，他对守住张家口愿望最强烈。他的纵队被部署在正面阵地，打得非常好，硬是把2倍多的中央军给阻截了好几天，打出了一个郭铜墙的绰号。

正在前线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曹祥仁忽然发现了有些不对劲：在平绥路西段傅作义的骑四师等部的电台联络，突然出现了大白天静默的异常情况。

按照曹祥仁在一线的直觉，他判断骑四师一定是有所异动，极大可能是从防御较弱的张北地区迂回包抄，奔袭张家口。曹祥仁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一异常情况和自己的判断报告给晋察冀的大领导们。

没想到首长第一个问题居然是：你怎么知道的？

曹祥仁一时语塞，呃，是啊，他并没有直接破译敌人的电报，只是从敌人反常的无线电静默中得出的这个结论。可是，他相信自己的直觉，一再坚持要加强张北地区的防御。但并未被采纳。

幸好郑维山当时在一线，发现张北地区的漏洞很大，紧急派了一部分兵力去支援，然后就迎头撞上了傅作义来偷袭的骑兵。如果不是郑维山提前预判，做出一些准备，那张家口保卫战可能打得更狼狈。

张家口战役之后，晋察冀边区许多干部都有不小的埋怨情绪，曹祥仁也是一样。。。

1947年2月6日，集结于保定以北铁路沿线的国民党第九十四军 和五十三军，分2路向易县进攻。后世常说的姚村战斗就此拉开帷幕。

2月8日，二纵撤离易县，南下塘湖地区。国军九十四军追至塘湖担心被围歼，向东退至涞水。同时敌五十三军进至姚村进行策应。

二纵大部和四纵十一旅向平汉线固城至漕河段出击，一举攻克徐水东站，并围攻徐水县城。

2月15日，敌五十三军被成功东调，去回援徐水，九十四军遂退至姚村一带，对于晋察冀各纵队而言，围歼九十四军的战机已经形成。

晋察冀军区调三纵，四纵大部以及二纵四旅围攻姚村。参加围攻的部队共有5个旅，而被包围在姚村地区的九十四军只有军部和5个团，兵力比差不多是三比一，全歼九十四军的机会很大。这对很久没打过大胜仗的晋察冀部队来说，是一次绝佳的翻身机会。

2月17日发动总攻前，四纵队和三纵队七旅在前线误判局势，应该是前线最高指挥员四纵司令员陈正湘的误判，认为敌军东窜，未做进一步核实就擅自撤围，分路实施追击，等到发现情况不对，想再次组织围攻，敌人援军已到，战机已失，只能撤退。

曹祥仁带领的二局全程参与了姚村战斗，为了做好围歼九十四军的万全准备，二局提前将九十四军所用的密码花了几个通宵基本破译出来。在前方撤围追击的时候，曹祥仁从电报监听中听到九十四军在疯狂发送求救信号，因此判断敌人并没有逃窜，而是要固守待援。敌人的援军还比较远，全歼九十四军的战机仍然存在。

所以他马上打电话给指挥员，告诉他敌人没有跑，还在拼命发SOS求救信号呢。

对方回答： 地面侦察都说已经跑了，你们说没跑，你说我应该相信一线指战员还是相信你们这些整天坐在房子里面的。。。

曹祥仁听到这个火冒三丈：不会当司令就让别人当嘛！最后双方都气得摔了电话机。。。

这个司令到底是谁，后世有不少讨论。有说是聂荣臻，有说是萧克的，也有说是杨成武的，他们的职务确实都是司令员。按照当时的情况，是杨成武的可能性比较大。

最后失去战机，敌人援军赶到，晋察冀各纵队只能撤围，曹祥仁和二局工作人员非常生气：我们费了那么大劲搞清了情况，在空中抓住敌人一个情报多不容易啊，结果干了半天白干!

之前的几次战役中，曹祥仁就觉得技侦情报就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等打完姚村这一仗，曹祥仁感到实在无法再忍了，在晋察冀没有希望，于是再次做了一个决定：我不在华北干了，我要去东北。

姚村战斗就成了曹祥仁军事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关于姚村战斗，还有另外的说法。

按照国民党方面后来解密的资料，姚村战斗实际上是国民党军第16集团军司令官李文以94军主力为诱饵设下的一个圈套，94军在共军围攻下故意以明码发出求救电，引诱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强攻，然后以53军、35军、独95师实施反包围，内外夹击，以达到歼灭晋察冀野战军主力的战略目的。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前线部队误打误撞，撤围追击，反而成了妙招，也让李文产生了误判，以为自己的计策已被识破。。。

所以真实的战场上瞬息万变，波云诡谲，哪有那么多的运筹帷幄，真正的名将只能是一线打出来的。。。

曹祥仁要走，聂荣臻多次挽留，要让他兼任晋察冀军区副参谋长，无奈曹祥仁去意已决，执意要离开。

1947年5月，曹祥仁带着一小队人马从山东跨海去了东北。

1947年6月，技侦工作从东总情报处分离出来，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二局。并将南满的技侦人员、 设备合并到东北二局。新建立的东北二局由曹祥仁兼任局长，副局长钱江，刘志汉任协理员。下设2个处。

第一处，负责破译及情报整合，主任李行律， 副主任刘忠；

第二处，负责侦收，主任刘少宏。

另外处以下设科，科以下设股或组。

二局初建，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主要是因为两个重要人物的叛逃。

民主联军前指由四平向北撤退时，前指作战科科长王继芳叛变投敌。处于指挥核心的王继芳向国民党军告密，给技侦工作带来严重后果，首先是断绝了密息情报来源，其次是造成技侦人员巨大的思想压力。

王继芳是老红军，调到前指时间还不长，在李作鹏领导的参谋处任作战科长。在四平时，王继芳与房东姑娘相好。部队撤出四平时，王继芳找了个借口逃离部队。

后来才了解到王继芳带上房东姑娘一起投向蒋军了。王继芳投敌后，被国民党授予少将军衔，一度颇受重用。重庆解放后，被当地政府抓获，应林彪要求押送至四野司令部驻地武汉，公审后枪决。

另一个叛逃的重要人物是军委二局的核心机要人员甄俊儒。

甄俊儒原是红二方面军的老战士，抗战时期任军委二局的股长，还曾任代理局长李涛的秘书。1944年底，甄奉派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下， 先后在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三处和中原军区司令部三处从事技术侦察工作，任副科长、科长。1946年6月中原突围时，随五师突围到陕南，1947年2月在奉命隐蔽期间叛逃。

甄俊儒叛逃后，供出了军委二局及中原军区司令部第三处等组织机构、领导成员、工作任务、侦控范围及技术水平等核心机密。为此，蒋介石以国防部名义，向各部队发布通令，通报了甄俊儒所供情况并饬属加强通信和机要保密。国民党军更换密码，给解放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造成了重大困难。

王继芳和甄俊儒的叛变，都是对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对于二局来说更是影响巨大。

王继芳是1946 年6月叛变的， 这段时间正值敌我双方都在停战休整期间，在快速采取措施之后，对作战影响尚不是太大。

而甄俊儒是二局的骨干。他了解的东西更多，都是高度机密的内容，因此影响更大。

甄俊儒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上尉译电员。为何王继芳给少将，而甄俊儒只给了个上尉？可见国军对此并无一定之规，随心所欲，这大概也是甄俊儒后来再次叛逃的主要原因。

1947年国军进攻陕北时，甄俊儒随董钊部到延安。10月，甄俊儒由延安跑回解放区，被延属地委收留后转中央后方委员会。 11月，军委二局召开了干部大会，揭发批判甄俊儒的罪行，提出从严惩处的意见。1955年，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判处其死刑，缓期2年执行。

所以，在曹祥仁到达双城的东总前指时，东总的无线电技术侦察工作遇到了严重障碍：国民党的国防部和中央军系统频繁作废在用密码，启用了更复杂，更高级的新密码。

东总首长迫切希望大神曹祥仁的到来能够迅速改变这种困难的局面，然而密码破译是需要时间的，还需要一些运气。这次的运气看起来不太好，国军全面更新密码后，民主联军密息情报中断了27天之久，情报来源只剩下话报和台情。

东总原计划是打过松花江去，把北满南满连成一片，因为情报支持无法就位，只能将整个计划推迟。包括紧接着的四平战役，也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意图。原因有很多，情报支持不充分也是原因之一。

据国军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战后说，如果南下的北满民主联军，能在歼灭88师后，快速围攻四平，四平恐怕是守不住的，甚至71军也有被全歼的可能。可是，当时二局的情报支持不足以让指挥员下这个决心。

曹祥仁因此压力很大，日以继夜和团队忙于破译。他现在的团队和延安的也没法比，很多都是新人。从部队找来搞破译的，必须是党员，要年轻，还得有文化，满足党员这个条件的也只有从山东过来的战士，东北新入伍的基本都不满足条件。合适的人太难找，于是搞侦收的要求只能适当放低。

所以曹祥仁这段时间能依靠的只有延安带来的几个老同事，还有从南满调过来的团队。南满团队还是比较有经验的，也有几位水平很高的破译人才。

曹祥仁感到东北很快对于侦收和破译都将会有大量的要求，包括设备和人才。他未雨绸缪，在安排破译之余抓紧开办了两期培训班，一期破译，一期侦收。后面搞出惯例，每年都办两期，给东总储备了足够的技术人才。

在曹祥仁的有效组织下，二局很快就成长起来，人马不断增加，效率也越来越高，不但攻克了敌人常用的密码，还总结出来一套破译新密码的方法和工作流程，让整体进度大大加快。

二局工作顺利，林彪也很高兴，作为奖励，专门请二局的同志去哈尔滨吃饭，看电影。

情报侦收破译是一回事，如何判断情报，用好情报又是另一回事。二局不可能把侦收破译的所有情报一股脑都交上去，他们本身就有甄别判断的职能。但是经验不足的话，很可能会漏掉重要的情报。所以曹祥仁经常都要去当天的杂报里面再去淘淘金，确保没有遗漏。所谓杂报，就是被甄别后认为价值不大的情报。

有一次，敌60军从吉林调往长春，这份情报已经侦收到，但被放到了杂报堆里，因为当时主要的目标是四平。曹祥仁发现之后，毫不犹豫，第一时间通知了东总司令部，让赶紧派兵截击，最后紧赶慢赶，截下了60军一段。如果不是曹祥仁警觉，60军全军撤回长春，对下一步战局会造成很大麻烦。

曹祥仁的这种直觉，只能说是天分再加上大量的战场实践。1948年1月，敌66军忽然无线电静默，曹祥仁于是马上判断敌人要逃跑，东总首长非常认可这个判断，立刻判了两个纵队截击，最后歼敌将近7500人。

在东北战场，仗越打越顺，二局功不可没。1948年3月，林彪，刘亚楼特意到二局看望大家，林彪特意说：二局工作很重要，其作用不亚于几个纵队。

1948年4月，到了东北战场的一个重要节点，是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东总首长犹豫不决。曹祥仁还是心直口快，有啥说啥，他直言：牺牲五万骨干力量去攻克一座孤城，这是很不划算的选择。。。当然他的原话比这个更直接，甚至有些刺耳。。。

林彪开始是倾向于考虑打长春的，后来在多次反复之后，东总上下才统一思想，打锦州。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曹祥仁和二局也几乎全体出动，到这时，二局已经今非昔比，曹祥仁带到前指的就有300多人。

1948年8月，经东北局建议，中央军委正式任命曹祥仁为东北野战军副参谋长，兼东北军区司令部二局局长。

其实在此之前，曹祥仁已经履行副参谋长的职责有一段时间了，这个职位应是他来东北之前东野领导就和他谈好的。据曹祥仁自己回忆，在每次作战会议上，他有三次建议权，这通常也是副参谋长的权限。。。

后面的事情大家都很熟悉了，塔山阻击战，锦州大胜，拿下长春，歼灭廖耀湘集团。。。一场接着一场，酣畅淋漓。。。

二局在这些大仗中，给东野领导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所以经常看到101直接指挥下面的纵队，甚至师一级，就是因为有精准的情报支持。打锦州时，范汉杰就说，共军的炮火长了眼睛一样，追着司令部打。。。到了打廖耀湘时，曹祥仁精准定位廖耀湘的指挥部位置，才有了‘我不管部队建制，我只要抓到廖耀湘’的经典画面。。。

之后就是四野入关，和华北军区一起打平津战役，华北军区六处就是从原来的晋察冀二局发展而来，现在已经有800人的规模。要说当初也是曹祥仁一手建立起来的。

现在再加上东北二局，超过1000多人的技侦团队，看着兵强马壮的队伍，曹祥仁和老战友们回首往事，不由感慨万千。

平津战役已无悬念，东北华北，顺利收官，之后就是解放军进入北平，新的时代开始了。

在庆功表彰大会上，二局获得东野首长特别表扬。

林彪说：二局的工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关键！

刘亚楼说：技侦部队在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中立了大功！

东野的情报负责人苏静说：二局是埋头苦干出来的，过去说用兵如神，神从哪里来的？还是要靠二局的支持。革命胜利有三大法宝，二局工作就是一个法宝。

再之后的事情，本文就不详细讨论了。稍微说一下几位听风者的后来吧。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曾希圣担任新四军7师政委。7师作战任务不重，上级让他们多搞生产。曾希圣对数字敏感的本事用在了生意上，最后7师富甲全军，给新四军军部每年上交的利润就能养20个师。到1947年番号撤销时，账上资金折合成黄金有50万两之多。

1946年打枣庄时，曾希圣早早嘱咐突击部队，进城后务必首先占领电报房。然后曾希圣故技重施，冒充敌人给徐州绥靖公署发求救电报，称还在坚守，让他们赶紧空投大量物资。于是又骗到了一大批的食品药品补给。。。

新中国成立后，曾希圣曾任华东局第二书记兼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被撤销了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职务。1968年，在北京病逝。

1978年，迟到十年的曾希圣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参加，胡耀邦致悼词。

2002年是曾希圣诞辰100周年，《曾希圣传》如期问世。因为当时尚未完全解密，这一版《曾希圣传》只在内部发行。李先念作的序，称曾希圣是“我们党的情报破译的创始人”，也是“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先驱”。

邹毕兆调离二局后，随八路军359旅挺进中原，任南下支队副参谋长。离开前，他把一个黑皮小本子交给了曹祥仁，上面除了红军时期的百美图，还有在陕北陆续加上的，小本子已经快写满了。

1946年邹毕兆在作战中与部队失散，在大山里转了一个多月，不得已将手枪埋在山洞里。找到部队后，这段历史因为找不到旁证，成了一个隐患，后来不时发作。不得已，1972年，他专程赶回湖北去当年的山中寻访，竟然找回了当年埋藏的那把手枪，已经是锈迹斑斑了。充分证明了邹毕兆所述属实，当初的确未曾被捕过。

1955年授衔时，邹毕兆只授了大校，有些遗憾，以他的功绩，少将是应得的。

当年与他同一期获三等红星奖章的邓华、杨勇、杨得志等都授了上将。

1983年，邹毕兆以副部级待遇退休。1999年去世，享年84岁，是“破译三杰”中唯一的高寿者。

新中国成立后，曹祥仁“想出去看看”，因此被委任为新中国首任驻保加利亚大使，当时这样的将军大使还有一些，谭希林，姬鹏飞，耿飙等等，这批人后来绝大部分都没能授衔。

曹祥仁回国后，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1961年，老战友曾希圣在安徽搞“责任田”，他曾去参观并欲在浙江推行，为此遭受了批判。

1962年，林彪找曹祥仁谈话，计划把他调回军队，重新执掌二局，甚至连补授中将都考虑到了。最后因为有人反对，这个计划未能落实。

1975年，61岁的曹祥仁在北京病逝。在病重期间，他说自己这一生中最自豪的还是“在二局搞出的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