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在朝鲜生活五年的华侨商人，我目睹了太多这样的深夜剧场。在这个离婚率不到0.1%的国度，女人们把婚姻熬成了老泡菜坛子——即便坛底结着厚厚的苦垢，依然要日复一日地腌渍生活。

在平壤第一百货当售货员的玉珍，每月能领到15公斤玉米面、3升豆油和半斤猪肉。她的丈夫在机械厂上班，工资折合人民币280元，刚好够买两条"黎明"牌香烟和五瓶大同江啤酒。"上个月他偷偷把粮票换了酒，害得孩子们吃了半个月土豆。"玉珍卷起袖子展示被蒸汽烫伤的疤痕，"但能怎么办呢？离了婚粮本要砍掉两个孩子的口粮。"

这种生存算术在罗先经济特区更加赤裸。在海鲜市场摆摊的美兰，丈夫是港口装卸工，经常用搬运的海带换烧酒喝。"他喝醉就打人"，美兰摸着颧骨处的淤青，"可要是离婚，我连这个摊位都保不住——街道办说单亲家庭不能享受个体经营优惠。"

"我们朝鲜有句老话：嫁出去的女儿是泼出去的淘米水。"在开城做民俗讲解的崔大娘，总爱用枯树枝般的手指戳着婚房里的鸳鸯枕套，"去年有个首尔来的女游客问我，为什么受气包媳妇不离婚？我反问她，泼出去的淘米水还能收回木盆吗？"

这种观念在平壤绫罗岛相亲角具象化为择偶标准。42岁的离异女教师顺熙，每周日都来挂她的征婚启事，泛黄的卡片在春风里飘摇了三年。"未婚男人宁愿娶农村姑娘，离异男人想找更年轻的。"她抚平被雨水打湿的刘海，"上次有个跛脚的鳏夫来问，开口就说'你生过孩子骨盆松了吧？'"

"三胎奖状比结婚证金贵。"在元山妇产医院当护士的慧琳，指着墙上褪色的光荣榜。她的表姐因为连生三个女儿，去年被婆家赶去住煤棚。"产假只有150天，哺乳期背着孩子翻山越岭挖野菜。"慧琳翻出手机里模糊的照片，"但要是离婚，孩子全归男方家族，当妈的连探视权都没有。"

这种制度性困境在边境城市新义州演化出黑色幽默。华侨商会的李姐跟我讲过真实故事：某个中国商人想娶朝鲜女友，女方父亲开出条件——必须等女儿生下三个儿子才能办离婚。"那姑娘现在带着俩孩子住宿舍，丈夫在老家又娶了新老婆。"

在妙香山脚下的温泉疗养院，80岁的金阿婆每天擦拭着丈夫的军功章。那个在1970年代饿着肚子把口粮留给妻儿的男人，临终前给老伴留了句话："跟着我吃了半辈子橡子面，下辈子还你白米饭。"如今他们的孙女在涉外餐厅当服务员，收到中国客人送的法式香水会偷偷抹在耳后，却始终不敢接受那个沈阳工程师的求婚。

夜幕降临时，大同江边的露天舞场总会响起《劳动光荣》的旋律。穿人造革皮鞋的男人们搂着妻子跳交际舞，女人们的高跟鞋在水泥地上磨出星星点点的银粉。他们或许永远不会知道，江对岸的霓虹灯下，某个上海女人正在律师陪同下签署离婚协议。

我常去的苍光院市场有个卖明太鱼干的摊位，老板娘每天用冻红的手指给顾客抹零头。有次暴雨天我帮她收摊，听见她哼着改了词的民谣："阿里郎阿里郎，别问我为何不走，十二道粮本捆住了脚，三张奖状压弯了腰......"雨幕中的平壤城沉默不语，只有万寿台的金日成铜像永远张开怀抱，注视着在配给制与道德律令中辗转的芸芸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