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6日深夜，在重庆市歌乐山臭名昭著的戴公祠里，因发动“西安事变”而被反动头子蒋介石忌恨多年的杨虎城将军含恨倒在了特务们冰冷的屠刀下。和杨虎城将军同时遇害的，不仅有他的儿子和幼女，还有他的秘书宋琦云一家三口。其中，宋琦云的妻子徐林侠，便是我国最小的革命烈士“小萝卜头”宋振中的母亲。

徐林侠原名徐丽芳，出生于1904年，是江苏邳县（今邳州）草寺村人。她出生的第二年，气数将尽的清王朝宣布废除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制度；她7岁那年，距离家乡700多公里之外，武昌的一声枪响把苟延残喘半个多世纪的清王朝彻底送进了坟墓。从此，这个位于京杭运河沿岸的古老小城，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南来北往的商旅货船送来的新鲜气息，也不断地积累和孕育着“革命”的萌芽。

在任何时代，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敏感度和接受度总是远远高于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的长辈们。在这种强烈的新、旧激荡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徐林侠，从小就爱憎分明，敢于与愚昧的旧制度和旧事物做坚决的斗争。

在她五六岁时，家里依照当地风俗准备给她缠足，希望她将来能有一个好姻缘，过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但她却因为曾经偶尔听人提起女孩子裹小脚长大了走不远的说法，坚决拒绝家人给她缠足。在她的激烈反对下，家人虽然无奈，却也不再逼迫她了。这也使徐林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敢于斗争，才有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那个年代，女孩子大都会被家里安排早早嫁人，在成为新家庭的劳动力的同时，也为原生家庭换来一笔或许不菲的收入。徐林侠家里也不例外。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徐林侠早已受到“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的洗礼，对婚姻有了自己的想法。她打定主意，绝不踏入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并不惜以切掉自己一小截左手小手指的行动来明志。

徐林侠的这一行动，不仅震慑了家人，也极大地鼓舞了村里村外受到压迫的其他女性同胞们。她们纷纷为徐林侠敢于反抗的勇气所折服，甚至明确表示要成为徐林侠那样的女子。

徐林侠虽然性格豪爽、“叛逆”，却并不缺乏头脑。她清楚地判断出时代大势必将是光明赶走黑暗，是进步的新思潮取代落后的旧制度，因此在很多同龄的女子已经嫁作人妇、成为人母时，徐林侠却以不错的成绩考入各种新思潮竞相涌现的江苏省立徐州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那里，徐林侠的知识面得到极大扩展，头脑也获得了更多思想武装，初步接触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1926年，大革命的浪潮席卷神州，武汉取代广州成为新的革命中心城市，吸引了大批有志青年前往。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徐林侠也和同学秦雅芳等人一起，于1926年年底来到武汉投身革命，庄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7年春，徐林侠参加了张曙时在汉口举办的江苏省党务训练班，并在结业后根据指示回到家乡邳县担任县县委委员和县妇女会会长。对于气概豪爽的徐林侠而言，这样的工作真是太对胃口了。本来就有“造反”的经验，现在又有了被先进思想武装过的头脑，徐林侠很快就把当地的妇女工作开展的风风火火。

她抓住每一次机会向女同胞们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思想，号召女性自立自强，坚决不做旧礼教的牺牲品和旧制度的傀儡，还不止一次组织县里、乡里的妇女用竹竿挑着裹脚布和剪下来的长辫子上街游行，坚决抵制强迫女性裹小脚和蓄发的旧礼教，成为当地妇女解放运动史上的佳话。

在徐林侠忘我工作的同时，爱情也悄悄降临了。1928年春，县委调来一位名叫宋琦云的书记。熟识之后徐林侠了解到，这名长相俊朗、文质彬彬的书记不仅和她一样是邳县本地人，而且也在1926年到达武汉，是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员。不仅如此，宋琦云还早徐林侠几届从江苏省第六师范学校毕业，是写文章的一把好手。

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信仰使两个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无形中多了很多共同语言和默契，徐林侠豪爽的个性和雷厉风行的行事风格也深深吸引了宋琦云的目光。相见恨晚的两颗心灵不断向彼此靠近。1928年10月，二人经组织允许，在家乡邳县结为伉俪，决心共同为革命事业奋斗终身。

婚后，二人不仅在工作上相互交流和鼓励，生活上更是多了彼此贴心的照料和安慰。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夏天，“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阴霾再次袭来，远在苏鲁交界的邳县党组织连遭敌人破坏。为保存实力，宋琦云先是转战北平，又在几个月后被调往河南南阳，进入杨虎城军部担任《宛南日报》总编辑。

不幸的是，怀孕待产的徐林侠却没能逃脱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抓。他们丝毫不顾及徐林侠大腹便便、行动不便，先是将她关押在徐州的陆军监狱，后又转移到位于苏州的江苏省监狱。但是，无论敌人如何用刑，甚至以枪毙相威胁，徐林侠都视死如归，坚决拒绝透露与组织有关的任何信息。

无奈之下，敌人在她分娩的前一天晚上不得不允许她出狱生产。诞下一对双胞胎女儿后，徐林侠和女儿们又被在监狱里关了7个多月。直到1930年年初，母女三人才得以释放出狱。

得知丈夫已经安顿下来而且公务非常繁忙，徐林侠没有片刻耽误，立刻带着两个女儿马不停蹄地去寻找丈夫。毕竟，女儿从出生到现在，还没见过她们的爸爸呢！1930年春，分别大半年的宋琦云和徐林侠夫妻俩，以及他们的双胞胎女儿一家四口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在河南南阳团聚了！

1930年11月，随着杨虎城被任命为陕西省政府主席，宋琦云也随杨虎城进入陕西，担任《西安日报》的主编，又在第二年夏天开始接管《西北文化日报》，担任报社的副社长并兼任总编辑，全面主持报社工作。

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得力助手，宋琦云一边要随时听候杨虎城调遣，一边还要负责报社的运作，工作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不过，在徐林侠的全力支持下，宋琦云的工作始终能够有条不紊地高效进行，连连获得组织肯定和杨虎城的赞许。

入主西安后，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宋琦云不动声色地将报社中的反动分子逐步清除，安排中共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和工人担任报社的记者、编辑等职务，使报社面貌焕然一新，《西北文化日报》很快成为发动群众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反动派罪行的重要宣传阵地。

西安事变的两位主角

其中，联络和接待地下党员以及进步人士的工作，以及由于宋琦云的身份原因不方便出面的工作，都常常由胆大心细的徐林侠来完成。在外人看来，徐林侠是风光无限的“官太太”，只需要在家相夫教子，但其实，除了照顾嗷嗷待哺的孩子们，她还参与筹备了西北妇女救国会等工作，终日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奔走。

在全国上下同仇敌忾抵抗日本侵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之欲出之际，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地实施“攘外必先安内”的绥靖政策，企图将红色力量扼杀于危困之中。他的倒行逆施终于引发众怒。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联合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主张。

事变的前一天晚上，宋琦云参加草拟了《张、杨抗日救国八项主张》等事关重大的文件，又在事变后接连发表诸如《昨日张、杨兵谏与八项救国主张》的社论、《何处是中国的出路》、《辟“安内攘外”之谬论》、《民众与张、杨的救国斗争》等大量文章，全面介绍西安事变的初衷和始末，揭露蒋介石绥靖政策背后的险恶用心。

西安事变后，《西京日报》发布的宋琦云的文章

在杨虎城将军的支持下，宋琦云当时还负责了中央社陕西分社、《西京日报》、《秦风日报》和广播电台等重要舆论工具，因此格外忙碌，徐林侠也义不容辞地成了“秘书的秘书”，为让宋琦云安心工作而殚精竭虑。

作为我国近代重要的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发生和和平解决，促成了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的蒋介石却对发动兵谏的张、杨二位将军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先是扣押了亲自送他回南京的张学良，不久又以“出国考察”的名义迫使杨虎城将军离开祖国，还一把火烧了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的西北文化日报社。

杨虎城被迫出国后，宋琦云夫妻的处境也变得极为艰难，但他们依然毫不懈怠地与敌人周旋着。鉴于宋琦云的身份一直没有暴露，党组织安排他在延安短暂学习后，继续利用合法身份在西安、河北、山西等地开展统战工作，徐林侠则带着孩子们留在西安的家里相机而动，在极为危险的处境中坚持战斗。

被迫出国的杨虎城将军

作为杨虎城将军身边的重要人物，老蒋最终还是没有气度和胆量放过宋琦云和他的家人。1941年7月，宋琦云回陕探亲时，在长安县蒲阳村附近被国民党特务诱捕。

宋琦云被捕后，徐林侠一边奋不顾身地坚持革命活动，一边多方打听丈夫下落，终于在冬季收到一条神秘消息，要她到某地给丈夫送换洗衣物，徐林侠信以为真，抱着8个月大的幼子宋振中前往，却不料那是敌人专门为她设计的圈套，目的就是抓捕她，好获取想要的情报。

就这样，徐林侠和丈夫宋琦云，以及他们最小的孩子宋振中接连落入敌人的魔爪。为了防止他们被爱国人士营救，敌人不断变换关押地点，从西安的监狱到重庆恶名昭著的渣滓洞，再到贵州息烽集中营和麒麟洞，每一处都见证了反动派对爱国志士们惨无人道迫害和的无休止的精神折磨。

贵州息烽监狱

徐林侠和宋琦云的幼子宋振中乳名森森，与母亲徐林侠一同入狱后，因为生活条件的急转直下而迅速消瘦。徐林侠虽然多次后悔当初不应当抱着森森一起，但事已至此，她也只能一边寻找逃离的机会，一边在既有的恶劣环境中，给予孩子最大限度的保护和温柔。

在日复一日的牢狱生活中，徐林侠经受了无数次严刑拷打和非人的折磨。无论敌人以年幼的森森为要挟，还是以厚利相诱惑，徐林侠都始终坚持捍卫自己的信仰，从未吐露过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她的坚贞不屈和坚忍不拔不仅震慑了敌人，感染着和她具有同样信仰的狱友们，也在无形中令年幼的森森感到震撼。

尽管生存条件异常艰苦，襁褓中的森森还是在母爱的呵护下一天天长大了。监狱的看守们并没有因为森森是个小孩子而对他多半分的耐心或包容，因此，尽管徐林侠竭尽所能把得到的最好的食物都留给森森，但他却依然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而瘦得皮包骨头，只剩下一颗大脑袋像是被刻意安装在肩膀上一样，与瘦弱的身体显得极不协调。狱友们看着又黑又瘦的森森，心疼地喊他“小萝卜头”。

剧照|“小萝卜头”

由于男监与女监是分开的，所以森森平时很少能见到爸爸。只有在放风的时候，徐林侠才能抱着森森指给他哪个是爸爸，宋琦云也时常抓住机会就与妻子默契地眼神交流，或者干脆冲着她们母子喊一声“森森”，换来特务的严厉呵斥。

从有记忆开始，森森就和妈妈生活在不同地方但都同样阴暗逼仄的牢房里。他虽然无法像同龄的孩子那样在阳光下自由奔跑，也没有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少年们一样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读书，但在徐林侠的温暖陪伴和悉心教育下，小萝卜头也出落得善良可爱、机灵懂事。

得闲时，徐林侠就给森森讲述各种革命故事，用简单的语言向他解释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的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怎样害得国家千疮百孔、百姓民不聊生，也充满希望地告诉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祖国为什么一定会独立自强，人民安居乐业，还时常用狱友们的亲身经历告诉孩子应当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妈妈日复一日的耐心讲解中，森森的幼小的心灵逐渐充盈起来。

年幼时的“小萝卜头”

由于年龄小，小森森被特务们认定翻不起什么风浪，所以也成了监狱的看守眼中最不起眼的犯人。徐林侠敏锐地留意到这一状况，便把一些简单的联络任务交给森森完成，比如，徐林侠会把需要传递的信息用约定的代码写在纸条上交给森森，森森便会在玩耍时趁特务不注意的空档把纸条扔进相应的牢房。

转眼间，森森已经到了该读书上学的年纪，徐林侠和宋琦云多次向监狱提出让森森到外面上学，都遭到无情的拒绝和嘲讽。徐林侠和狱友们商议后，便发动全体狱友绝食抗议，男监里的难友们也积极配合。

特务们怕动静闹得太大给自己惹来麻烦，只好同意让森森读书，但是依然不准出监狱，只允许监狱里的人来教。从此，森森成了监狱里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男牢和女牢的“犯人”。他每天在男牢上完课，再回到女牢里徐林侠的身边。除了向妈妈汇报学习情况，森森还会告诉妈妈他看到的男牢房的新鲜事。

剧照|“小萝卜头”

比如有一次，徐林侠听儿子说，男牢新抓进来一个犯人，戴着镣铐在地上躺了两天也没见动弹，便把自己平日里做苦工换来的面条煮了一碗，让森森趁特务们不注意时给那位难友送去。直到多年后，成为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部长的胡春甫想起当年的经历，还深情回忆道：

“在我经受酷刑之后，最痛苦、最困难的时候，是小萝卜头给我送来了一碗面条。是这碗面条暖了我的身，也暖了我的心，使我知道在狱中有党组织，有同志在关心我、鼓励着我。这给我增加了斗争和战胜敌人的信心!”

在家喻户晓的革命小说《红岩》中，作者以韩子栋为原型创作了疯老头“华子良”这个人物形象。徐林侠得知韩子栋把精心绘制的监狱地形图通过森森交给狱中的支部书记，以备集体越狱使用时，便强忍着因长期受刑导致的身体痛苦，摸黑几个晚上，用东拼西凑找到的破布给他缝了出狱后穿的衣服和装食物的布袋。

十多年后，越狱成功的韩子栋见到徐林侠和宋琦云的儿子、森森的兄长宋振华时告诉他，当时，他看到小萝卜头送过来的衣物针缝里沾有星星点点的血迹，就知道徐林侠为了做这些东西有多么艰辛。他不断对宋振华重复：“没有你母亲做的衣服和口袋，我不可能顺利越狱的！”

正因此，他含泪发誓一定要成功越狱，找组织尽快营救同志们出去。遗憾的是，很多同志没等到那一天的到来，就倒在了丧心病狂的反动派疯狂反扑的屠刀下。

当年越狱成功的韩子栋

1949年8月下旬，蒋介石自知大势已去，专门从广州飞到重庆，派大特务周养浩将杨虎城将军和秘书宋琦云两家秘密处决。

9月6日中午，周养浩驱车将刚从贵州转移到重庆的杨虎城将军父子，以及从重庆渣滓洞监狱骗出来的宋琦云、徐林侠和儿子森森一家三口送至重庆远郊松坝的客栈后离开。傍晚，具体负责实施暗杀的行动组长杨进兴把杨虎城将军一行六人带至歌乐山脚下，以请他们进戴公祠暂住等待蒋介石接见为名骗进两间门房分别杀害。

当时，杨虎城将军与抱着母亲骨灰盒的儿子杨拯中在前面，宋琦云一家三口与杨虎城将军的幼女杨拯坤走在后面，特务将他们分别骗进两个房间，等他们一进门，埋伏在那里的刽子手就像饿狼一样扑上去用匕首猛刺。徐林侠临死前曾苦苦哀求特务放过两个孩子，可是那些丧心病狂的杀人工具此时哪里还有半点人性呢？可怜两个孩子，当时都只有八岁！

重庆歌乐山戴公祠

对于这次暗杀行动，蒋介石感到相当满意。因为除了执行刺杀命令的几个人以外，国民党内部几乎无人知晓此事。直到新中国成立三个月后的12月11日，人们才发现了被胡乱掩埋而且已经面目全非了的6人的遗体。

人们看到森森时，发现他的手里还紧紧攥着一支铅笔。原来，那是在他8岁生日的时候，他的老师黄显声将军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没想到，那支铅笔成了他短暂的人生中用过的唯一一支、也是最后一支铅笔。

在狱中受尽折磨的宋琦云曾经写下一首诗送给妻子互勉：

“我决不能弯下腰，只有怕死才求饶；人生百年终一死，留得清白上九霄”。

宋琦云和徐林侠夫妻无疑都践行了诗歌所表达的追求和气魄。作为妻子，她始终支持丈夫的工作，与丈夫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作为母亲，她抚育了七个儿女，即便在狱中，也从未放弃对幼子的温柔呵护和悉心教导；作为共产党员，她从未抛弃信仰或背叛组织，在最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也坚信理想终会实现，并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

徐林侠的一生，无疑是战斗的一生。找到信仰之前，她与不合理的旧习俗、旧制度战斗；找到信仰之后，她更加勇敢地为人民群众和子孙后代的福祉，与阻碍信仰实现的国民党反动势力战斗。与此同时，她又是一个有温度的人，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也不忘用自己的善良和爱心去温暖周围的同志，给人们带去生的勇气和希望。

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正是因为有无数徐林侠这样的先辈们为革命事业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才有了今天我们和平稳定、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个为信仰献出生命的人都是值得敬佩的。吃水不忘挖井人，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能够谨记先辈们的付出，从而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