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我国老一辈的领导班子都已上了年纪，由于身体逐渐力不从心，很多领导人都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彼时国家建设还在起步阶段，很多制度也不完善，因此第二代领导班子关乎到未来几十年的国家发展大计，就连毛主席也不得不慎重。
1973年，毛主席与邓公进行了一次交谈，当时毛主席已经80岁的高龄，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但神志依然十分清醒，还是一如既往的健谈，这次召见邓公，毛主席一方面是想问问邓公在工作时是否遇到了什么难题，另一方面则是有意让邓公接过承担第二代领导班子的重任，而在此之前，毛主席需要先考察一下邓公。
见面后，毛主席热情攀谈，两人从1927年的初相识，一直聊到建国后，这让邓公感动不已，虽然时隔几十年，但毛主席依然记得当年的种种遭遇，邓公对此大为感慨，最后，在谈话即将结束时，毛主席话锋一转，突然向邓公问道：“你说我走了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
实际上，这个问题并不是毛主席随口所问，此前毛主席也问过王洪文同样的问题，但王洪文的回答并没有让毛主席满意，因此，毛主席想听听邓公会有怎样的见解，对于毛主席的突然发文，邓公当即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想法，毛主席听完后满意的点了点头。
那么，面对毛主席抛出的问题，当时邓公是怎么回答的呢？毛主席又为什么要问这么犀利的问题呢？
1973年3月，正在江西休养的邓公突然收到一封来自中央的复职文件，已经年近七旬的邓公被告知尽快回到北京参加工作，这让已经赋闲许久的邓公欣喜不已，简单收拾了一番之后，邓公便携家人一起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实际上，这封复职文件是周总理亲自操办的，邓公此去北京也是协助周总理处理国务院的相关工作，当时已经73岁的周总理身体每况愈下，不久前还查出患有膀胱癌，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本该停止工作，安心休养，但由于党内缺少能挑起大梁的核心干部，周总理只能带病继续奋战在工作一线。
周总理的劳碌毛主席都看在眼中，对此毛主席不止一次的劝告周总理要多休息，不可大意，后来为了减轻负担，周总理想到了赋闲在江西的邓公，周总理与邓公相识已久，早在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两人便已经是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当时周总理22岁，邓公只有16岁。
周总理非常欣赏和看重邓小平的才干，而同样的，邓公也一直视周总理为兄长，终身钦佩和敬重周总理，一次，邓公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提问时曾说：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12小时，有时在16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
正是因为有这样彼此相知的交集，周总理才会力荐邓公回京工作，并多次带病在党内讨论邓公复出的问题，在得到大家的一致同意后，周总理当即向毛主席递交了政治局关于“请邓小平同志复出”一事的会议结果，毛主席也正有此意，于是复职文件就这样送到了江西。
收到复职通知后，邓公一刻也没有耽搁，简单收拾了一下便坐车来到了北京，当时邓公已经69岁，但依旧精神抖擞，工作也一如既往的一丝不苟，邓公做事坚持原则、行事果断，虽不苟言笑，但是一说话就像打出一颗子弹般铿锵有力。
有了邓公的协助，周总理身上的负担顿时减轻了许多，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休养，后来周总理又慢慢将邓公推到国务院副总理职位，让他与叶帅共同统筹党内的日常工作，邓公并没有让周总理失望，即使离开了工作岗位数年，邓公依然能够快速上手，这让周总理很放心。
同年8月，工作大有成效的邓公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召见，毛主席比邓公年长11岁，两人早在1927年便已经相识，自参与革命以来，两人的人生轨迹多次重合，所以对毛主席而言，邓公是一起共过患难的亲密战友。
这次的见面，毛主席除了向邓公询问工作之事以外，还特意给邓公安排了一场“考验”，彼时已经80岁高龄的毛主席深感力不从心，身体和精力都在一点点的衰退，但国家建设尚未完成，侵略者仍虎视眈眈的盯着中国的发展，毛主席非常担心，因此，他必须要亲自把关第二代领导班子的人选，而邓公就是毛主席认为值得托付国家大事的人。
那一天，毛主席与邓公聊了许久，身为抗战期间毛主席麾下的一员大将，邓公能文能武，让毛主席非常满意，从血战晋冀豫，到立马太行山，邓公演绎出了抗战史上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毛主席不止一次的推举邓公担任重职，足见邓公在毛主席心中的位置。
谈话即将结束时，毛主席表情突然凝重了起来，随后颇为感慨的向邓公问道：“你说，等我走了之后，中国会是什么样？”
面对毛主席的突然发问，邓公表现的并没有像王洪文那样“官腔官调”，大赞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而是直截了当的告诉毛主席，目前我国的内政外交都相对稳定，没有太大的问题，只需注意一下军队方面的问题。
此话一出，毛主席顿时沉思了起来，因为这正是毛主席一直忧心的事情，自1955年军改以后，我国各大军区基本没有再动过，有些司令员甚至连属地都没有离开过，这样长期以往，毛主席非常担心军队会消极化，不利于国防事业的发展。
邓公一语正中毛主席的担忧，而这也让毛主席看到了邓公确实心思缜密，能够全方位的看待问题，也有高瞻远瞩的目光，此后毛主席便开始有意安排邓公进入军中任职，同时一些政治局的会议也会让邓公参与进来。
邓公能够敏锐的看出问题所在，毛主席也很想听听他有什么解决办法，所以这次谈话结束后不久，毛主席又召见了一次邓公，想听听邓公对各大军区长时间没有变化一事，有什么样的应对之策。
这一次邓公并没有直接回答毛主席的询问，沉思了一会以后，邓公突然走到毛主席的身边，随即拿起自己和毛主席的茶杯，将二人的茶杯对换了一下位置，毛主席会心一笑，满意的点了点头，心中也下定了决心。
1973年12月下旬，毛主席在中南海书房约见了43位军委会议成员，当天毛主席穿着一件睡衣坐在书房中央，朱总司令坐在其左边，邓公坐右边，周总理、江青等人则坐在毛主席的右后侧。
会议开始后，毛主席直截了当的抛出会议话题，并对在座的各级军官说道：“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此话一出，会场顿时变得嘈杂了起来，毛主席随即又解释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
毛主席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军区司令员对调加强军队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同时提高军区主要领导干部的交流互动，熟悉更多地区的情况，而负责此次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的人，就是刚刚复职的邓公。
被毛主席点名开展工作，邓公也严肃对待，仅一天时间，邓公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拟定了一份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对调令，随后交给毛主席批阅，毛主席对此很满意，当天下午再次召集各大军区司令员、军兵种主要领导，宣布各大军区对调安排。
实际上，当时我国有十一个军区，但由于成都军区、新疆军区和昆明军区正肩负驻守国门的重任，不便轻易调动，而且这三大军区的司令员刚刚到任不久，所以此次大军区司令员对调这三个军区并未参与。
会议开始后，邓公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开始将一项项对调安排布置了下去，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情况是这样的：
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
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
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
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这份对调令虽然看似简单，但每一位司令员的调整都是经过邓公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决定，像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五十年代曾在福州军区做过副司令员，对福州的工作比较熟悉，而韩先楚常年为两岸军事操劳，身体落下很多疾病，换到兰州军区后，正好可以休养一段时间，这样的对调安排可谓一举两得。
宣布完对调命令后，对调的8位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在十天内雷厉风行的走马上任，全部到职，八大军区司令员步调一致，整齐划一地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充分彰显了我军高级将领坚决听党指挥的赤胆忠诚。
而这次军区对调的成功实施，也让毛主席对邓公愈发信任，使其更加放心的将党和国家交到邓公的手中，自那以后，两代核心领导人之间的交接工作悄然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