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都知道，都城集政治统治、文化礼仪、军事指挥与经济管理等功能于一体，其地位可谓“国之大者”，一个国家都城的选择绝非无缘无故的，新中国成立后选择北京作为首都，当然也不例外。
事实上，我国建都北京也曾让毛主席犹豫不决，毛主席熟读古今中外的书籍，自然知道北京在历史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在古代，北京虽被多个王朝定为都城，但其弊端却很明显，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曾说过，北京虽有山川地势方面的优势，但与北方游牧民族过于接近，很容易被入侵。
而且刚刚结束不过百年的明清王朝也验证了顾祖禹的担忧，明朝时期，蒙古、满族屡次从边关来犯北京城，后来皇太极更是破口入关，致使尚在北京的大明政权危如累卵。
到了清朝末期，列强从西而来，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天津一旦失守，北京也将沦陷，所以自古以来，关于在北京建都一事都是各执一词，中原王朝还没结束之际，也曾涌现出一大批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迁都西安的保守派。
即使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关于北京是否适合建都一事也仍是众说纷纭，孙中山先生在选定南京作为首都之前，就一直反对建都北京，他认为，北京虽然与东北和蒙古近在咫尺，但当时日本在东北已经有了一定的军事基础，而且俄国也对东北虎视眈眈，距离日俄太近，想要建立新的政权不会那么容易。
而且孙中山先生还认为，北京城自身的防御也不适合成为首都，当时大沽口和天津的炮台已经裁撤，北京城内还有各国的大使馆，外国军队驻扎更是家常便饭，如果以后敌人从海上攻进来，北京城外无御敌之武器，城内也有可能被敌人的军队从内部攻克。
正是出于这些考虑，孙中山先生最终选择了“虎踞龙盘”的南京定都，南京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地段繁华，物资供应非常方便，在孙中山先生看来，“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
不过当时也有很多人持不同观点，蔡锷就曾认为南京太靠近南边了，对北方地域控制力有限，如果想让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就得在北京建都，这样就可以维持满蒙藏回的广大地区在统一的战线上。
蔡锷的观点得到了当时很多人的支持，后来袁世凯及其北洋集团上台，其首都就设在了北京，直到北洋军阀被清除之后，国民政府才重新搬回了南京，虽然之后蒋介石不得已又将国民政府移到了重庆，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又第一时间迁回了南京。
而就在国民政府在不断搬迁首都的时候，我党也在积极考虑政权的归属之地，自参与战斗以来，我党的指挥中心一再转移，从上海到瑞金，再从瑞金到延安，在不断转移的过程中，我党最终实现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也开始考虑将我党的指挥中心迁往别处，之所以不继续待在延安，一方面是日本已经投降，战事结束我党的重心应该转移到国家建设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蒋介石准备迁回南京。
抗日战争结束初期，蒋介石向我党释放出了友好信号，并邀请毛主席赴重庆共商两党合作大事，毛主席认为，如果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而我党在延安则距离太远，不方便建立联合政府，为了沟通上的方便，毛主席当时有意将根据地转移到淮阴。
淮阴距离南京很近，而且受南京影响，不仅商业发达，文教事业也蓬勃发展，所以毛主席专门派人到淮阴实地考察，为南迁淮阴做准备，只不过还没等我军动身前往淮阴，蒋介石就撕毁协约，悍然挑起内战，在这之后，我党迁往淮阴一事便不了了之。
只不过蒋介石来得快去得也快，1948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短短两年多的时间，我军就实现了战略反攻，后来随着东北解放，胜利近在眼前，毛主席再次开始考虑定都一事，当时毛主席的首选之地是哈尔滨。
之所以会选择哈尔滨，是因为当地工业门类齐全，轻重工业都很发达，更关键的是，哈尔滨距离苏联很近，当时战争虽已接近尾声，但我国仍需苏联援助，将首都定在哈尔滨，向苏联寻求帮助会更加方便。
只不过还没等毛主席下定决心，战场形势再次出现变化，三大战役大获全胜后，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此时哈尔滨的战略位置相比于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武汉等城市不再那么突出，这让毛主席一时有些犹豫不决，当时毛主席心中其实更偏向于北平和武汉两座城市。
相比于北平，武汉位于天下之中，自古以来就是商业和工业重镇，而且历史上武汉从未做过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的首都，很多人认为，新中国定都这样一座“新城”，也可以彰显我国不同于任何一个朝代的“新”。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毛主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直到有一天王稼祥携妻子抵达西柏坡，毛主席才最终下定决心，将首都定在北京。
一见到王稼祥，毛主席就直截了当的问他首都定在哪里比较好？南京、西安、洛阳、开封、北平、武汉这些城市哪一处更为合适？对于毛主席的提问，王稼祥当即分析道，南京距离东南沿海太近，敌人容易从海上攻进来，建为首都不可取。
除此之外，南京还是蒋介石曾经的地盘，尽管当时蒋介石已经败逃，但难保一些江浙资本家不会对蒋介石抱有幻想，故意阻挠我党政策的实行，从这一方面来说，南京也是不适合做首都的。
而西安则太过偏西了，工业时代已经来临，现代化战争已经不太受制于深山老林等天险，在绝对的火力面前，一切天险和沟渠都无法阻挡，与其偏安西北一隅，不如走出来埋头发展，与世界接轨。
至于洛阳和开封，虽然历史上也曾做过中原王朝的首都，但在战争的破坏下，这些的民生经济和地方建设已经大不如前，还时常面临黄河泛滥的威胁，在此建都会有很多不可避免的隐患。
所以王稼祥认为，新中国建都最好还是选择北平，北平虽然直面北方少数民族，但却扼守着连结东北和关内的咽喉地带，而且还有辽东、山东两个半岛拱卫，就算敌人有从海上来的迹象，驻扎在旅顺、大连的苏联舰队也可以帮我军抵挡一下。
此外，北平轻重工业都较为发达，还有四通八达的交通线，又是百年古城，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沉淀，更有利于我党新思想的传播，所以无论是从海防陆防以及历史沉淀各方面，北平都占据优势，为建都的最佳选择。
就这样，在王稼祥的建议之下，毛主席最终下定决心将北平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为了突出新中国的“新”，北平改成了北京，时间证明，定都北京确实是明智之举，建国之后，我国稳步发展，北京也成了一座国人聚集之地，国之强盛，更是亘古未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