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站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重庆街头，一定会看到一个怪像，许多人用小推车推着大捆大捆的钞票走在集市上，实际上他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昂贵，只是几颗蔬菜或者几头蒜，像这样“大手大脚”花钱的人，在那时候的重庆几乎满地都是。

1949年，重庆的房价每平米2亿元，没错，一平米就要上亿，清明节的时候，百姓上坟都不烧冥币，而是烧千元面额的真钞，因为1张千元钞票买不到1张冥钱纸，烧真钞票自然更合算，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因为国统区百业凋零，唯一开足马力，日夜开工的，就只有印钞厂。

自1946年解放战争打响之后，国民党军的军事支出一度占据了财政的60%，为了解决庞大的军事开支，当时蒋介石授权宋子文在国统区实施货币改革，宋子文趁势巧取豪夺，大肆发行法币。

1947年7月，国统区法币月发行额达到了116641亿元，仅三个月的时间，这一数值就突破了20万亿元大关，因为恶性通货膨胀，国统区出现了大范围的抢兑黄金风潮，使得中国储备的金条、外币、硬通货损失了将近一半，老百姓手里的财产被无情掠夺。

此外，行政院长孔祥熙更是完全掌握了外汇，连资源委员会都不能擅自用外汇购买武器装备，当时孔祥熙还对外声称：“发行公债真麻烦，又是付息，又是抽签，还弄不到几个钱，不如直接印钞票，利高还省力。”

对于将财政大权交给宋子文和孔祥熙这样的自私自利之徒，晚年的蒋介石是有过悔意的，蒋介石爱写日记，其日记中记录的不仅有出入风月场所“奖励”自己的详细过程，还有自己痛失大陆的原因。

蒋介石很清楚，宋子文虽然利用职务之便，贪污了大笔财产，但他注重效率，不讲情面，这一点深受蒋介石的喜爱，而最让蒋介石满意的是，宋子文和孔祥熙都对自己唯命是从，蒋介石喜欢听话的将领，所以蒋介石在日记中虽对两人有不悦，但也没有过多的怪罪。

实际上，对于痛失大陆这件事的罪责，蒋介石是有考虑过的，只不过蒋介石认为导致此次失败的不是自己，也不是宋子文或是孔祥熙，而是另外的两个人，这其中的一位就是蒋介石曾经的“把兄弟”李宗仁。

李宗仁与蒋介石虽然是一对“结义兄弟”，但蒋介石却一直视李宗仁及其桂系为眼中钉，蒋介石一生经历了很多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但这其中与蒋介石角逐时间最长、实力最强大的一个地方派系，就是李宗仁所领导的桂系。

1930年，李宗仁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势力掀起反蒋运动，“中原大战”因此爆发，尽管这场战争最终以张学良入关倒向蒋介石一方而宣告结束，但蒋介石却越发忌惮李宗仁的势力，一直想除之而后快。

1948年，我军在战场是势如破竹，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此时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白崇禧、程潜、张轸等人纷纷指责蒋介石领导无方，这才导致了国民党军连战连败，后来蒋介石派人去打探李宗仁的态度，得知李宗仁也有意让自己下野，蒋介石这才勉强让出总统之位，让李宗仁代为出任代总统。

对于蒋介石而言，痛失大陆固然有军事上的失利，但李宗仁带头“逼宫”使其失去了对国民党军的控制，让国民党军失去了与我军决战的最佳时机，对此，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写道：“德邻专以民主自由名词，为其讨好、投降中共之准备，是亦其毁灭政府基础唯一之方针。此乃必然之事，而余愚拙，未先计及耳！”

而第二位被蒋介石推卸责任的人则是美国派来的“钦差大臣”马歇尔，二战结束后，我国军民虽然齐心协力赶走了侵略者，但战后依然处在内战的阴影中，当时为了维护在华利益，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将军亲赴中国，调停两党争端。

尽管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依旧是“挺蒋”，竭尽所能的要让中国处于蒋介石的领导之下，但美国政府也很清楚，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与妥协，尤其是蒋介石的妥协至关重要，所以马歇尔来华调停，实际上也是迫使蒋介石做出让步。

马歇尔飞抵中国后，立即在华组建了一个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停战问题，为了尽快促成停战协定，当时马歇尔还起草了一份停战令草案和一项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计划，只不过马歇尔踌躇满志，蒋介石却早已失去耐心。

抗战胜利初期，蒋介石在国内的威望达到了顶点，当时蒋介石就已经认定自己将会是战后中国局势的主导者，我党的掣肘只是暂时的，所以蒋介石表面上欢迎马歇尔的到来，但内心是非常不快的，因为蒋介石一直认为所谓的调停没有任何意义。

然而，马歇尔对此次的调停势在必得，抵华后，马歇尔当即要求蒋介石做出让步，并表示如果蒋介石在政治不能取得相应成就，美国将停止对国民党军的军事援助，同时暂停向国民党军提供大规模贷款。

蒋介石对此极度反感，后来蒋介石在日记中每每提及马歇尔，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其咬牙切齿的恨意，对于马歇尔提出的让步要求，蒋介石指示手下只与马歇尔虚与委蛇，始终不肯做出真正的退让。

在马歇尔的调停下，饶是蒋介石很不愿意，但看在美国的面子上，蒋介石还是签下了停战协定，只不过谁也没有想到，停战协定刚刚签下不久，蒋介石就挑起了战争，马歇尔数个月的调停就这样宣告失败，随后卷起铺盖回到了美国。

蒋介石对战争抱有很大的信心，在他看来，国民党军装备精良，有强大的后勤力量做支撑，很容易就能打败我军，不需要马歇尔在这指手画脚，然而，这一次蒋介石却大错特错。

战争开始后，我军势如破竹，接连攻破国民党军的防线，短短三年我军就基本解放了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即使到了这般田地，蒋介石仍不认为责任出在自己身上，在日记中，蒋介石数次痛骂马歇尔，表示如果不是马歇尔从中阻挠，错过了最佳的进攻时间，国民党军在战场上不会如此被动。

而更让蒋介石愤恨的是，马歇尔调停失败回到美国后，真的向美国国会建议停止向国民党军提供军事援助，前线防线被接连攻克，后方又没有军费支撑，蒋介石已然没有翻身的可能，而这一切，蒋介石都认为罪在马歇尔。

实际上，蒋介石一生都是这样，每每犯错总会想方设法的推卸责任，把痛失大陆的责任推给李宗仁和马歇尔，这是蒋介石的一贯作风，至于对自己的反省，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有体现，不过都是一些“一生大病轻浮躁急。。。。。不研究、不学习、不注重客观”等无关紧要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