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启军

作者提干后兰州出差留念

对当兵提干，自己开始并没有这个想法。记得刚当新兵时，即将复员离队的副连长杨广发向我们告别时鼓励说，新战友们到了部队要好好干，我相信你们当中，将来一定会有人能当到我这个副连长的位置。我听后直咂舌，心想那怎么可能。

后来我从连队调到团新闻报道组，又从报道组调作训股并被选送参加军预提参谋集训后，便有了当兵提干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无论在报道组、作训股，还是参加参谋集训队，我都拼命学习和工作，想用多干工作，干好工作的表现来证明自己，力争提干在部队干。

1971 年 5 月中旬参谋集训返回不久，团里召开干部大会，宣布师党委关于我们那一批人的提干命令，任命我为 165 团 75无后坐力炮连行政 23 级排长。同年兵一起提干的还有蒋遂民、陈怀宇等 4 人，命令时间为 5 月 10 日。

尽管根据自己当时的表现，已经预料到可能被提干，但当提干命令公布的那一刻，我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激动。一个农村娃，一名“老三届”青年，能在部队提干穿上四个兜，无疑是人生命运的改变。心里想着一定不辜负组织和首长对自己的信任与培养，一定要好好报答祖母和父亲的养育之恩。

提干后第一次领到 58.2 元工资时，我一时不知这么多钱该怎么花，这可是我有生以来拿到的最多的钱啊。一个星期天，我请假到张掖，在百货商店为祖母扯了一丈五尺白色暗花绸缎寄回家中，让她老人家为自己做夏天穿的凉快衣裳。过了两个月，又给父亲寄去 50 元。之后每年我都要给父亲或汇款或稍钱帮衬家里日常开支，探亲时还要私下给祖母一点零花钱，这是我那时唯一能孝敬老人和帮助家里的。

20 世纪 70 年代初，军队院校因“文革”停止招生，基层干部主要从优秀士兵中提拔。当时上面规定战士服役期满才能提干，当年我们的军龄从 4 月 1 日起算，我是同年兵少数几个服役满两年提干者之一。十多年后，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国家劳动人事部 1985 政联字 3 号文件《关于干部入伍时间的规定》，明确从批准入伍之日起计算军龄。兰州军区干部部同年 6 月 6 日批复我的入伍时间从 1969 年 2 月 20 日起算。

我提干的年代，正值取消军衔制时期，官兵一律头戴解放帽，身着缀钉领章的绿军装。正像一部样板戏唱的那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干部和战士唯一的区别就是干部上衣有四个兜，战士只有两个兜。为此，一些新提升的同志，在干部服没有下发期间，为了显示自己的干部身份，便将裤子口袋的两片黄布拆换下来，把两个兜战士上衣改成四个兜的干部服，并拍照留念。这样一来免不了招致一些非议甚至领导批评，说你是个烧包。我的运气好，刚提干就赶上夏服发放，领到一套四个兜干部服。衣服有了，却因提干早不好意思马上穿，但我也有着同其他年轻干部同样的心理，急切地想穿上这套干部服，感觉一下穿上四个兜究竟有多威风。

怎么办呢？只有等到星期天，节假日不被人注意的时候，才偷偷摸摸地穿着外出。这种事情难以保密，难免有人私下里议论，好在股长善解人意，他听到后非但没有批评我的虚荣心，反倒为我解脱，说“年轻人嘛，心情可以理解，人家是干部了，可以穿干部服外出，不要多管闲事”。股长的态度令我十分欣慰。

第二年 6 月下旬，司令部派我去兰州出差，我大大方方地穿上这套四个兜干部服，到五泉山公园门前照了一张相，随信寄给亲朋好友。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