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88年“罗斯受洗”以前，基辅罗斯是信仰多神教的国家。据编年史记载，弗拉基米尔大公当政初期有两大爱好，其中之一就是崇拜多神教的偶像。这是古罗斯人信仰多神教的表现。

洛欣科：《阿多尼斯之死》，1764

多神教是古罗斯人的宗教信仰。在古罗斯，多神教崇拜和祭祀的对象起初是大自然的各种现象，如日月江河、风雨雷电、树木丛林、各种动物，等等。这是因为古罗斯人过着以狩猎、捕鱼和采集为主的生活，他们的科学知识极为有限，对大自然的异常现象和变化往往作出错误的结论和愚昧的反应，导致了对大自然现象的祭祀和崇拜。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民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力量采取了超人间力量的形式。”多神是多神教信仰的基础，多神教不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宗教。俄罗斯著名学者Д．利哈乔夫就指出了这一点。他在《沉思俄罗斯》一书中写道：“多神教并不是在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它不像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是各种信仰、崇拜的一种相当混乱的总合，但不是一种学说。这是各种宗教仪式和一大堆宗教崇拜对象的集合体。”利哈乔夫在这里不但说出了多神教崇拜的性质，而且也在强调多神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一神教的不同。

一些西方基督教神学家强调多神教的原始、愚昧、野蛮和落后，极力贬低多神教在古罗斯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些俄罗斯东正教神学家也否定多神教在古罗斯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作用，这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多神教作为古罗斯唯一的宗教信仰，伴随着古罗斯国家和俄罗斯民族的形成，影响着古罗斯社会的发展进程，成为古罗斯人的意识形态、思维方法和世界观，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作用和地位是不容置疑的，并且多神教的这种作用已经被史学考证和考古挖掘所证实。许多俄罗斯学者，如Б．雷巴科夫院士在自己的《古罗斯人》（1953）、《古斯拉夫人的多神教》（1981）、《基辅罗斯和12—13世纪的俄罗斯公国》（1982）、《古罗斯文化史》（1984）等著作里，多次肯定多神教对古罗斯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起的积极作用。

考古挖掘发现证明，在古罗斯人信仰多神教的历史时期，已经有了动物和人（主要是女人）的泥塑以及各种形状的泥制餐具。这些东西可以视为古罗斯最初的多神教文化艺术品，属于古罗斯多神教文化现象。在挖掘出来的餐具上有的有用白、黑、红的颜色画着的各种圆圈、波浪线和曲线，有的有动物和人的画像。更能说明古罗斯多神教时期的文化艺术水平的是从罗斯古城切尔尼科夫附近的“黑墓”（武士们的墓地，高14米，方圆125米）里挖掘出来的文物。从那里挖掘出来的剑、头盔、盔甲、箭尾、投枪、陶器、金属器皿、钱币、女人的饰物、青铜偶像等物品表明了基督教传入之前古罗斯多神教的工艺水平。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个67公分长的牛角。这个牛角上绘制着一组复杂的图画。这是古罗斯多神教绘画艺术的一个很好的例证。此外，基督教传入之前，动物、人甚至多神教神话诸神的图案嵌入女性的饰物，或者成为木雕和石雕的对象，这些均可视为古罗斯多神教文化的现象和痕迹。

民间口头创作是古罗斯多神教时期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民间口头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讲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反映古罗斯人的日常生活和生产劳动，表现古罗斯人与大自然的斗争，传达他们的各种感受和体会。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按照多神教神话的方式解释和说明大自然现象，以多神教意识去认识大自然；多神教诸神出现在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里，帮助或破坏古罗斯人的生活。此外，有的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为多神教祭祀仪式服务，成为古罗斯多神教祭祀活动的内容。

古罗斯多神教文化的特征是精神文化的混合主义，即多神教信仰和崇拜与文化艺术混合在一起。以古罗斯民间口头创作为例，民间口头创作与古罗斯多神教神话有密切的关系，是由这种表现古罗斯人的混合意识的文化现象演变而来的。莫斯科大学教授Д．乌格里诺维奇指出，“在神话和各种体裁的民间创作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只要人们相信所叙述事件的实在性，神话始终是神话；一旦人们不再相信这点，神话就变成史诗、童话等艺术作品”，言简意赅地阐明了民间文学创作与神话的关系。

多神教信仰对古罗斯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和作用不容置疑。但随着古罗斯封建社会的发展，多神教信仰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成为古罗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绊脚石。

弗拉基米尔大公执政时期，基辅罗斯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多神教思想意识相矛盾，多神教成为封建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此外，多神教不利于弗拉基米尔大公实现罗斯统一的理想。再则，多神教信仰巩固的是古罗斯宗法制—部族的生产关系，流行的是血族复仇、活人贡品、妻子为丈夫殉葬等愚昧、野蛮的原始习俗，这些习俗已经引起当时社会的反感和反抗。最后，多神教已经成为封建社会的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和其他欧洲国家进行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严重障碍。因为在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里多神教早已被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东正教这些一神教所取代了。信奉一神教的国家不愿意与还处于多神教信仰的基辅罗斯进行政治、经济、商业、文化的往来，一些欧洲国家的皇室甚至都不愿意与多神教的古罗斯王室子女通婚。可见，基辅罗斯的封建社会发展和外部世界的环境都迫使弗拉基米尔大公尽快地摆脱多神教信仰，只有这样，基辅罗斯才能找到合适的生存环境，得到良好的发展机遇。

弗拉基米尔起初对多神教信仰还是依依不舍的，因此，他试图通过改革多神教来整顿东斯拉夫各部族意识中多神教信仰的混乱，改变古罗斯多神教教徒的崇拜和祭祀“各自为政”的状况。公元980—981年，他曾经搞过一次多神教改革。考虑到古罗斯境内各个地区人们敬奉的多神教诸神不同，弗拉基米尔大公在基辅城郊建立了一个万神殿，把多神教的太阳神霍尔斯、光明神达日伯格、雷神别龙、风神斯特利伯格、播种神谢马尔格尔、生育女神莫科什等主要的神像都摆了进去，还把雕成银首金须的雷神别龙封为万神之首。应当说，弗拉基米尔把这些神摆进万神殿基本上考虑到了东斯拉夫各部族的主要崇拜偶像。但是，他仍然不可能把各地多神教崇拜的偶像都摆进万神殿，在把上述的诸神摆进万神殿的时候，却把另一批神排斥在万神殿之外，像古罗斯神话的天神和火神斯瓦洛格、传宗接代和家灶女神罗德、家畜之神韦列斯神，等等。这种做法遭到了许多多神教徒的强烈反对，因此他的改革以失败告终。但是，多神教改革失败并没有改变他意识中的多神教应当有一个“中央神”的观念，这种观念为他后来过渡和接受基督教一神教打下了基础。

多神教改革失败后，弗拉基米尔知道对多神教的改革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干脆决定引入一神教。因为在他看来，一神教的最高神没有种族的特征，可以抹去古罗斯种族的关系和传统，克服崇拜和祭祀“各自为政”的状况。当时，可供弗拉基米尔选择的一神教有：可萨人的犹太教、东方的伊斯兰教、罗马的天主教和拜占庭的东正教。弗拉基米尔最终选择的是来自拜占庭的东正教。

为什么弗拉基米尔大公最终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信仰并将之定为国教呢？这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首先，这是弗拉基米尔大公“调查研究”的结果。据《往年纪事》记载，为了决定选择哪种一神教，弗拉基米尔曾经派使者去周边国家的穆斯林、犹太教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那里了解情况。弗拉基米尔首先否定了伊斯兰教，因为尽管伊斯兰教的多妻制合乎他的爱好，但伊斯兰教的割礼和不让酗酒却是他不能接受的。他有一句名言：“喝酒是罗斯人的一件乐事，不喝酒是不行的。”弗拉基米尔大公也不喜欢犹太教。他知道该教的信徒被赶出自己的家园，无家可归，到处流浪。他认为犹太教连自己的信徒都保护不了，不值得引进。弗拉基米尔大公也反对天主教严格的禁欲主义。这样一来，只剩下基督教东正教可以选择了。其次，基督教在古罗斯有过一定的影响和基础。据说，公元1世纪在克里米亚就居住着许多基督徒。3世纪，克里米亚的基督教主教出席过第一次基督教普世大会。后来“从瓦兰吉亚人至希腊人”的商路穿过古罗斯的大片地域，扩大了基督教在罗斯人中的影响。早在988年之前，基督教就通过拜占庭和欧洲其他国家（如保加利亚）传入古罗斯一些地方，并且有的大公王室人员和侍从让从拜占庭来罗斯的主教做了洗礼。这些事件说明罗斯人对基督教并不陌生。再次，弗拉基米尔大公对拜占庭东正教基督教更为满意。弗拉基米尔大公派使者到基辅罗斯的邻国——拜占庭、波兰、德国、保加利亚等信仰基督教的国家进行考察，之后他一一听取归来使者的汇报。在归来使者中间，唯有从拜占庭归来的使者对拜占庭的东正教基督教赞不绝口：查士丁尼一世（482/483—565）皇帝在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修建了一座气势宏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圣索菲亚教堂的辉煌、神甫衣着的华彩、皇室各种仪式的豪华、牧首与众多的神职人员、唱诗班优美的歌声——这一切给到访的罗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归来的使者曾经这样描述东正教教堂里的祈祷：“……我们来到希腊人的土地上，我们被带进他们向上帝祈祷的地方，我们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是在天堂还是在人间：因为在人间没有这样的壮观，我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美景，而且我们现在也不知该怎样讲述那一切。我们只知道在那里上帝与芸芸众生同在，而且他们的宗教仪式比其他所有国家的都好。我们无法忘记那种美景，因为每个人在品尝过甘美之果之后，就不会把苦涩东西放到嘴里；因此我们再也不能生活在多神教里了。”拜占庭的东正教祈祷让罗斯使者看到另一番天地，倍感自己生活在多神教世界的落后和愚昧。又次，拜占庭这个“东方罗马”当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有很强的实力。拜占庭也是东正教文化、艺术和神学的中心。拜占庭对罗斯这块地盘垂涎已久，早就想把罗斯变成自己的扩张地盘，把罗斯人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而宗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方法。因此拜占庭东正教教会早就开始对罗斯传教和做文化渗透工作。在罗斯受洗之前，拜占庭修士基里尔（约827—869）和梅福季（约815—885）认为，没有书本给那些不会阅读的人传教，这就仿佛用手指在水中写字。因此，他们在古保加利亚语基础上创建了一套古斯拉夫字母，借助这套字母把《福音书》译成斯拉夫文。之后，他们开始用斯拉夫文向斯拉夫人传教，并且用斯拉夫语进行宗教仪式。此外，奥列格的继承人伊戈尔大公（912—945）的遗孀奥尔迦在伊戈尔死后继续奉行与拜占庭的睦邻友好政策。奥尔迦不但在955年做了洗礼，还劝说自己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接受基督教。虽然奥尔迦以及后来一些罗斯大公接受基督教并没有在罗斯形成全民的规模，但这一切为基辅罗斯接受基督教的分支——拜占庭的东正教做了充分的准备。

可见，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多神教阻碍罗斯的统一和巩固，不符合基辅罗斯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不利于封建君主的统治，有碍于基辅罗斯与基督教世界的交往。考虑到罗斯业已形成的社会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关系，再加上拜占庭长期以来对罗斯的宗教影响，为了维护与拜占庭的和平关系等原因，弗拉基米尔最后选择了拜占庭的东正教基督教。诚如俄罗斯学者利哈乔夫所说，是“国家利益号召罗斯接受更加发达的和更加具有世界性的宗教。这个号召明显地回荡在各种部落和民族的人们相互交往的地方，这个号召具有久远的往昔，它回响在俄罗斯的整个历史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