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写过一个叫做《黑羊》的故事。故事设定了一个特定的环境，而且有了特殊的叙事角度。从这样的故事来看，似乎可以看到社会的真面目。

故事中有一个国家，所有人都是小偷，每到傍晚时分，人们就出门去偷邻居家的东西，同时别人也来他们家行窃，如此循环往复，每个家庭都有得有失，没有一个家庭是不幸的。“他们就这样幸福地居住在一起。”倘若有一个人不想做小偷，就会打破这种平衡，被公认为道德有问题。这个国家不久来了一个新的居民，成天在屋里读小说，不到外面去偷盗。于是就有人来提醒他，即便他不愿做小偷，也不能待在屋里妨碍别人，否则有人就会变穷。这个城市人不得不每天出门，让别人来偷他的东西，但他的道德准则不允许他去偷窃别人，于是他只好在桥上看河水。结果没有被他偷窃的人变富了，到他家行窃的人则变穷了。这是一个祸害的社会模式，诚实不是好的品质，反而成了一种坏品质，导致了贫富分化。

出于自私自利的目的，那些变富的人开始雇用穷人去偷窃，于是变得越来越富有，而穷人变得越来越穷。富人又雇用更穷的人来看守财富，这意味着要设立警察和监狱。过了几年，人们再也不谈论偷窃的事情了，只谈论穷人和富人，但他们个个都还是小偷。“唯一诚实的只有那个诚实的人，但他不久便死了，是饿死的。”这个故事有很多寓意，其中一种寓意是，文明社会不过是依靠祸害来维持的，这个社会已经渐渐失去了人性的品质，谁违背了公众的祸害伦理，谁就会受到惩罚。祸害的社会不可能永远保持和谐，很可能会依靠社会达尔文法则运行。谁拥有强大的权力，谁就可以去偷窃别人，而且明目张胆地占有他人的财产，而不允许别人盗窃他的财物。春秋战国时期就是这样，诸侯们强大了，就要搞联合，就要做天子。他们会吞并周围小的诸侯国，而且打着正义的旗号，其实只不过侵吞人家的土地和人口资源而已。即便到了唐宋时期，也仍然如此，中原势力强大，就可以震慑少数民族政权，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强大了，就可以入主中原，占领中原大量的领土，掠夺中原的人口。这种社会模式不过是一种祸害的模式，也是一种强者说了算的模式，互相侵害，互相偷窃，最终维持社会平稳发展。

在南欧国家的传说中，黑羊的形象象征着祭献，卡尔维诺的故事是一则文明的哀歌，里面有黑羊的形象。这个故事是给人们的预言，暗含了社会运行的真相。两千多年以前庄子说过，“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并非没有道理，和卡尔维诺的故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靠强大的武力征服其他的国家，就可以做诸侯，甚至可以做天子。如果没有强大的武力，仅是靠宣扬道德来说明道理，靠友谊来联合，最终会功亏一篑。有了强大的武力，就可以征服其他的国家，掠夺其他国家的地盘和人口资源，当然会打着正义的旗号，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巨大的偷窃行为，而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行为。在掠夺别的国家之后，强大的国家也有可能衰落，被别的国家掠夺。所有的国家都在互相算计，看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形势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再看看《战国策》里面辩士们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言行，也就知道怎么回事了。大家都是你争我抢，拼命抢夺社会资源，在抢的过程中冠以正义的旗号。

一个国家强大了，就要想方设法把其他国家沦为附属国，即便到了现在，也仍然如此，很多国际组织成为大国利用的工具，而小国只是被沦为附庸国。大国可以到小国驻兵，可以帮助小国发展经济，其实只是一种资本的对外扩张，是一种资本的压榨和剥削行为。小国为了发展，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不平等约定，甚至小国的政治以及经济体系完全被大国操控。这种操控行为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偷窃行为，和《黑羊》中人们互相偷钱是一个道理。从人性的角度来看，倘若人人都偷窃，有一个人不偷窃，那么这个不偷窃的人就是诚实的人，很容易被社会抛弃。就像屈原那样，“举世皆浊我独清”，最终不得不自沉汨罗江，追随自己伟大的理想，却最终不能实现。再看看当今社会，很多人种的粮食自己不吃，种的菜自己不吃，种的水果自己不吃，让别人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怎么种出来的，用了多少化肥和农药。生产食品的人不吃自己生产的食品，因为他们知道食品中有多少添加剂。人们互相交换生产的东西，都不吃自己制造的东西，但都吃了使用化肥农药种出来的粮食和蔬菜，也都吃了有添加剂的食品。社会开启了互害模式，当然也就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

社会本来如此，权力系统已经被资本买通，为资本站台，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公平和正义了。只要维持社会的稳定，就算天下太平。而这种稳定只是社会各方势力博弈之后的结果，互相制约，维持一定的平衡，所谓的公平和正义只是拿出来说说而已。投机取巧者沾光，老实人吃亏。最终投机取巧者能够迅速致富，而老实人往往成为社会底层人。这就是社会现实，也正是《黑羊》这个故事真正的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