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西印度群岛，西方列强将蔗糖与近代工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通过三角贸易将蔗糖运往欧洲。而在明代中国，沿海地区已有甘蔗种植和先进的制糖技术，但由于国内需求不大，制糖业主要以小农经营为主。

2、福建和广东是主要的制糖地区，制糖业在这些地区非常发达。明末荷兰人占据台湾南部后，利用福建的制糖技术和金融手段在台湾发展糖业，台湾成为荷兰人在亚洲的糖业基地，蔗糖被贩往波斯和西欧。

3、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赶走荷兰人，夺回台湾，并鼓励种蔗炼糖，尝试开辟日本和菲律宾市场。清政府平定台湾后，继续鼓励制糖业发展，允许商人使用“横洋船”进行贸易，台糖通过厦门销往东南各地。

4、乾隆时期，台湾年产糖约八十万担，占耕地总面积的30%。台湾的制糖厂称为“廍”，分为公司廍、头家廍和牛犇廍三类，采用合作方式经营。

5、日本历来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其食糖史也值得探讨。尽管今天的日本人喜欢吃糖并有各种高水平的甜品，但据黄遵宪记载，日本古代没有糖，只用酥油和麦芽糖调和的“饴”来获得甜味。后来，日本人学会了制糖，其中大部分技术来自中国，少部分来自西方。

6、早在唐代，鉴真东渡时携带的石蜜被当作药物使用。明朝万历年间，有日本人从中国带回甘蔗苗，但未能成功制糖。直到乾隆初年，萨摩藩从琉球取得甘蔗苗，但仍无法制出固体糖。直到18世纪中期，日本香川县的人才学会制糖术。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主要从中国东南地区进口白砂糖和冰糖。

7、在明朝初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主要通过日本使节来华朝贡的“贡市贸易”和明朝朝廷批准的“勘合贸易”进行，规模较小。1550年后，由于海盗和走私活动的兴盛，明朝加强海禁，停止朝贡贸易。

8、隆庆时期（1567—1572）解除海禁，允许国人出海贸易，但严禁船只前往日本。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朝与日本关系破裂，官方贸易停止，海上贸易主要靠商人维持。1609年，中国商船首次将白砂糖和黑糖输入日本。

9、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国际贸易主要依靠朱印船、葡萄牙船、荷兰船和中国船。德川初期，特许一些日本商人进行海外贸易，颁发朱印状作为许可证，朱印船输入日本的主要商品包括蔗糖，长崎成为日本饮食习惯上吃得最甜的地方。

10、16世纪后期，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开始参与糖的贸易，他们从中国购买生丝和蔗糖运往日本。葡萄牙人在中国收购白砂糖和红糖，贩卖到日本获利丰厚。17世纪中叶后，随着明清鼎革和清朝解除海禁，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恢复，主要货物是白砂糖和冰糖，

11、这种贸易一直持续到19世纪下半叶。荷兰失去台湾后，在爪哇岛巴达维亚发展制糖业，华人成为主要劳动力和糖厂老板，但接受荷兰人的管理，荷兰东印度公司以低价收购蔗糖，继续贩卖到波斯和西欧。

12、在清初，中国福建、广东等地的蔗糖生产主要以小农经营为主，农民家庭自己煎制蔗糖。到了清中期，广东出现了一些通过预购、贷款等方式控制蔗农家庭制糖的商人，并将广东糖运输到江南和北方。广东的糖厂称为“糖寮”，规模不断扩大，潮州地区的蔗糖最为出名，被称为“潮糖”。

13、潮州富商在甘蔗成长时预购糖，待东南风起时租船北运，秋天东北风起时再贩运棉花回广东，获利颇丰。潮州的揭阳、潮阳、海阳等县都种蔗榨糖，糖业发展促进了文化交流和人口流动，潮州人也积极参与东南亚贸易。

14、潮商主要经营蔗糖和夏布，兼营杂货业，传统上重视贩运而轻视实业。尽管上海市场繁荣，但大宗商品需求未能推动潮汕手工业和供产销体系的发展，导致潮糖在国际竞争中逐渐退出市场。然而，许多潮汕中小商人在上海聚居，潮糖杂货业成为他们的主要行业。

15、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同业公会既是同乡团体又是同业团体，具有一定影响力。由于中小商人资金较少，他们多经营风险小、利润高的行业，因此对市场行情有敏锐的掌握。上海有“潮州门槛”的说法，指潮州人特别精明，这是在沪潮商的一个特点。

16、19世纪中叶，中国和日本被迫开放国门，亚洲国际贸易格局发生变化。中国糖进入国际市场，但面临竞争。台湾是中国最大的制糖基地，外销市场扩大到大洋洲、西欧、北美和南美。

17、1880年后，台湾糖售至大陆的比例降至30%以下。日本大量进口台湾糖，尤其是高雄产的“打狗糖”。但由于制糖技术进步和成本降低，爪哇糖价格更便宜，1890年后逐渐夺走台湾糖的市场份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