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的长期战略能力，是衡量其综合国力的核心标准之一。它不仅决定了国家的兴衰，还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然而，近年来，美国、欧洲及日本等主要国家都面临着战略执行能力的逐步衰退。背后深刻的原因不外乎内外部因素的复杂交织，导致这些国家错失了在全球竞争中的制高点。

回顾美国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其最大的危机或许并非源于外部敌人，而是源自冷战的“莫名其妙胜利”。美国在冷战中的胜利被视为一场几乎没有代价的胜利，这使得美国未能深入反思其在冷战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冷战的结束并非彻底解放了美国，反而让美国在战略上的定力逐渐松散。尤其是在胜利后的一系列重大转向过程中，美国未能进行深刻的战略反思，反而继续强化了这些转向，致使国家战略执行力的衰退变得不可逆转。

最为显著的两个转向是：一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短视化，二是金融资本至上的崛起。这两者共同作用，导致了美国社会的极度分化和政治体系的瘫痪，最终直接影响到其战略执行能力的丧失。

美国的政治体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从理性决策向情感化、表演化转变。这一变化的典型代表便是1981年里根的当选。里根虽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演员出身总统，但他在担任州长之前几乎没有任何政治经验。这种“表演化”政治的转向，使得美国的政治决策往往更多地依赖于感性因素而非理性分析。如今，我们再回头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选举，不禁会对这种转向的深远影响产生深思。表面上，里根的成功有着强大的“个人魅力”，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短视化政治方式却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极化和党派对立。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向，尤其是金融资本至上的崛起。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将金融资本从束缚中解放出来，开启了美国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等措施的推行，使得金融资本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向，与工业资本的衰退形成鲜明对比，使得美国在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力逐渐下滑。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美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期间加速，许多重要的产业链逐步转移到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导致美国逐渐丧失了制造业的竞争力。

金融资本的迅速膨胀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短短20年，美国便经历了从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到金融资本为主导的超级大国的转变。而这一过程中，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地位不断下降，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这一深层次危机才得以显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视为美国战略能力衰退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标志着美国经济长期依赖金融资本的战略模式走到了尽头。危机爆发后，虽然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但其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依旧存在，金融危机的隐患依然未解。

美国战略能力的衰退，最终表现在其无法制定并落实持续超过十年以上的中长期战略。每个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依赖于跨代际的战略定力，尤其是战略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然而，美国的战略目标在冷战后发生了剧烈波动。从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失去了冷战时期的主要对手，战略目标从“遏制共产主义”变成了一个模糊的“大方向”——推广自由和民主。而这一战略方向的模糊性，导致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逐渐失去了聚焦。

2001年后，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巨大投入成为其战略目标的主导方向。美国布朗大学的研究指出，仅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在战争中的支出总额高达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堪称惊人。反恐战争虽然短期内取得了部分军事上的胜利，但长期来看，美国的军事实力并未得到显著提升，反而陷入了战略疲劳和资源耗竭。

更严重的是，军事力量与金融资本的纠结，使得美国的战略目标常常处于冲突之中。在这种内外压力下，美国的战略决策出现了高度不稳定性和频繁的反复，尤其在特朗普的两次总统任期内，短短8年内美国的战略方向发生了三次骤然转向，从贸易保护主义到中东政策的变化，无不体现出战略执行能力的崩溃。

美国的困境在全球范围内并非孤立存在。欧盟自2004年以来的盲目扩张，尤其是在2007年和2013年接纳了大量东欧国家，导致了欧盟内部的利益冲突加剧。尤其是这些新成员国带来了对俄罗斯的敌视情绪，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内部的战略分歧。欧盟由于过于强调平等的协商机制，导致其在面对外部危机时效率严重下降。例如，在2010年的欧债危机中，欧盟的回应显得迟缓且分裂；2016年英国脱欧则标志着欧盟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而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成员国的分歧更加显著，欧盟的决策效率严重受限。

日本的战略能力也在逐步衰退。上世纪80年代，日本依靠经产省主导的产业政策实现了经济的腾飞。然而，随着90年代泡沫经济的破裂，日本政府未能有效应对，导致日本本土的科研和技术创新逐渐停滞，产业竞争力下降。如今的日本，虽然依然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但整体战略执行能力已经明显下降。

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战略能力衰退并非偶然，而是由内外部多种因素交织而成的长期趋势。这些国家逐渐丧失了跨代际战略定力和执行能力，导致宝贵的战略资源，包括财政、人才、社会共识和决策能力，逐渐流失。随着全球竞争格局的变化，如何重建战略能力，已成为当今世界大国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在20世纪的上半叶，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战略眼光和执行力。从二战后，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技术创新和军事能力，迅速崛起为全球霸主。但时至今日，我们却目睹了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在多个领域的战略能力逐步衰退，昔日的远见卓识似乎成了历史的记忆。让我们从几个典型的例子来探讨这一变化。

20世纪60年代初期，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一个震撼世界的目标：在十年内实现载人登月。这个目标不仅是对人类科学技术的挑战，更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体现。为了完成这一宏大任务，美国国会几乎没有经过太多的讨论，就迅速批准了这项开创性的计划。动员的力量之大、资金之充裕也是前所未有的。美国政府在1961年启动阿波罗计划，动员了包括2万多家企业和40多万专业人员的力量，耗资约1500亿美元（按今天的通货膨胀水平计算）。最终，美国在1969年实现了人类首次登月，成为全球科技与战略能力的象征。

然而，今天的美国似乎再也找不回当年的那份战略眼光和执行力。2017年，时任总统特朗普提出了美国重新踏上月球的计划，目标是到2025年实现载人登月并建立永久基地。但从目前的进展来看，这一目标似乎越来越难以按时完成。即使美国的预算和计划已被多次调整，重要的火箭发射架建设仍然面临大规模的延期。与60年代的迅速决策和执行相比，今天的美国在推进科技创新和长期战略目标时明显缺乏昔日的决断力和动员能力。

另一个反映美国战略能力下降的标志性例子，是1956年启动的洲际高速公路建设计划。原计划在12年内完成的这项工程，最终用了35年的时间才基本完工，预算也从初期的250亿美元飙升到1140亿美元。然而，尽管耗时较长，项目最终仍完成了，标志着美国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雄心与执行力。直到1991年，美国的洲际公路系统才正式完工，奠定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

但令人唏嘘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几乎陷入停滞。尽管美国经济总体规模庞大，基础设施的老化和投资不足仍是日益严重的问题。如今，许多美国城市的道路、桥梁和公共设施亟需修复，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更新和创新计划却难以启动。这一变化的背后，体现的是美国战略决策的分散与优先级的改变。美国在军事、政治、社会福利等多个领域的扩张，导致了对基础设施的忽视，也无法为未来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再来看欧洲的共同农业政策（CAP），它的启动背景与目标是为了推动农业一体化，保障粮食安全，并对抗自然灾害。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苏联解体后，这一政策逐渐变质。在最初的配额制度下，CAP确保了农产品的公平分配与价格稳定。然而，随着向直接支付转变，农业利益集团的力量越来越强，贫困地区的小农户逐渐被排挤出市场，只有大地主和大型农业企业才能从中受益。这一政策的失衡导致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尤其是在欧洲农民中的抗议情绪愈加高涨。2024年，面对关于电动汽车产业的激烈博弈，欧盟内部却不得不再次面对其农业政策的改革困境。

事实上，这一问题不仅仅限于欧洲。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农业补贴的绝大部分都流向了前10%的大型农业集团，尤其是那些拥有巨大土地资源的企业。农场主和农业巨头通过巨额政治献金影响公共决策，进而牢牢控制了美国的农业产业链。这种现象不仅加剧了收入不平等，还严重影响了普通消费者的选择。如今，在美国，想要购买新鲜、健康的蔬菜已经不再容易，许多蔬菜生产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生产，且其质量和价格受到巨头利益的左右。

日本的“技术立国战略”曾是全球瞩目的成功案例。1980年，日本提出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从模仿到首创的转变，力求在国际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为此，日本加大了对科研的投入，研究经费不断增加，研发投入的占比从1980年的2.1%提升到2000年的3.2%。这直接催生了大量的科技成果，特别是在材料科学、机器人技术和汽车产业等领域的突破。日本的诺贝尔奖数量也因此大幅上升，2000年以后成为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2000年之后，日本的科技创新步伐明显放缓。科研经费的持续削减，尤其是2004年开始的大学法人化改革，导致大学的经费投入大幅减少，研究人员的时间和精力逐渐分散，更多的资金流向了所谓的“竞争性研发项目”。这使得日本的科研人员在争取项目时不得不牺牲大量的科研时间和精力，导致整体创新能力下降。而随着博士生数量的减少和学术人才流失，日本的科研生态逐渐出现了空心化的危机。许多日本优秀的科研团队纷纷转向中国，这一趋势也在近几年得到了显著的加强。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尽管日本社会对科技创新的关注不断增加，但政治决策层的反应却显得迟钝且消极。当日本的科技界呼吁加强科研投入、恢复国际科研领先地位时，政客们却反而表示“争第二也很好”。这一消极的态度反映了日本政治体制中的严重问题：政客们更关注短期的政治利益，而非国家长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国家的战略能力下降并非个别现象，而是普遍存在的问题。美国的战略优先级不断变化，过度扩张导致无法集中力量应对最紧迫的挑战；欧洲的农业政策逐渐失去原有的平衡，巨大的利益集团挤压了普通农民的生存空间；日本的科技创新逐渐失速，资源的错误分配导致科研人员流失。这些现象的背后，是西方国家逐渐丧失了长期战略思维和执行力，而更多的是将精力集中于短期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

不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日本，这些国家曾经能够在全球竞争中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它们能够制定和实施长远的战略，集中力量完成国家目标。但如今，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个战略计划的破碎和执行力的衰退。政治短视、利益纷争、资源错配，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无法忽视的深层次问题。

近年来，中国崛起的迹象愈发明显，2024年成为了这一进程中的重要转折点。与此同时，国际局势变幻莫测，全球政治经济的格局不断变化，但中国始终以稳健的步伐，按既定的规划和节奏稳步发展。这种发展背后，正是中国数十年战略规划和执行的成果。不同于许多国家的短期应急反应，中国一直保持着长远的战略眼光，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持续、稳定的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实现质变。

回顾中国的历程，尤其是在过去几乎三十年的时间里，许多宏大且长远的战略已经逐步付诸实践，并得到了验证。1995年，中国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奠定了科技与教育驱动国家发展未来的基础。2006年，国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为未来科技发展做出了详尽的部署。而在2015年，中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未来工业升级和技术革新的发展方向。

中国的战略远不仅仅局限于科技和经济领域。1952年，南水北调工程的提出，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努力，2013年东线一期正式通水，这一超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不仅解决了北方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也为未来几十年的区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工程，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生态保护项目，计划分为三个阶段，历时73年，已经进入了第六期建设期。再比如从1988年开始实施的“菜篮子工程”，如今已经进入第四阶段，保障了中国人民的基本食品供应。

如此规模庞大的国家级战略，可以说中国在各个重要领域的长期布局几乎覆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是经济、科技、生态环境，还是教育、医疗、国防等领域，中国都制定了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在2016年发布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中，中国提出了科技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明确了2020年、2030年、2050年三个关键节点的任务目标。此外，国防和军事现代化也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分别设定了2027年、2035年、2050年的发展阶段，而环境领域的双碳目标、长江十年禁渔、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等则指向了2060年。

这些战略的背后，是中国政府在稳定国家发展方向上的坚定决策力。自2004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聚焦“三农”工作，足见中国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长期关怀。每一份政策的出台，不仅仅是应对短期问题的应急之策，更是对未来几十年国家社会发展的远见布局。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大国在战略能力上的下滑。以美国为例，虽然其军工产业曾一度主导全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工产业逐渐被私有化，军队的补给和更新速度日益缓慢，特别是在海空军方面，存量军队的性质使得其一旦遭遇重大损失，难以迅速恢复。美国的军事实力，虽然仍具备一定的威慑力，但其战略执行能力的下降已经显现。

如果美国希望恢复其长期战略能力，首先必须突破这些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结构。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通过一次类似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或1929年大萧条级别的危机，才能推动这种深层次的变革。但即便如此，这种级别的危机依旧未必能够迅速改变美国的战略格局。毕竟，恢复长期战略能力的过程是艰难且缓慢的，短期内的调整很难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尽管当前全球形势复杂，竞争日益激烈，但中国并不急于与其他大国展开无意义的消耗战。中国深知，自己的崛起并非依赖于与他国的对抗，而是通过扎实推进内部战略，推动国家整体发展。正如中国外交部长所言，“时间站在我们这边。”只要不跨越任何红线，中国可以保持当前的战略节奏，专注于内政、经济和科技发展，力求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国的战略，不仅仅是看重眼前的利益，更是着眼于未来几十年的长远发展。在全球化的今天，决策力成为了最为宝贵的战略资源。中国正是通过这种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始终保持着稳步发展的势头。对于未来，中国并不需要急于改变什么，因为它已然在自己的节奏和规划中走向成功。而这，正是大国竞争中的最大优势。

从中国的成功实践来看，长期战略执行的能力无疑是支撑一个国家持续崛起的关键。而这，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在大国博弈中，谁能够制定并坚决执行长期战略，谁就能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