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冬天，父亲在胡同口钉了个信箱。墨绿色铁皮上歪歪扭刻着“小月亮收件处”，那是我六岁画在墙上的涂鸦名字。“以后写信给爸爸，就投这里。”他弯腰把钥匙挂在我脖子上，军大衣蹭得我脸颊发痒。

十八岁生日那天，我把高考志愿表拍在饭桌上：“我要去广州学设计，这辈子绝不留在小城当老师！”他盛汤的手顿了顿，瓷勺磕在碗沿发出刺耳的响。第二天清晨，行李箱边多了一条红围巾，针脚粗粝得像被猫抓过的毛线球。

十年间，我戴着它走过米兰时装周、纽约摄影展，却从没拆过信箱里越积越厚的信。直到急诊科电话撕破凌晨的寂静：“林建国家属？他咳血晕倒在教室……”

抢救室外的长椅上，护士递来一个铁盒。“林老师总盯着手机等你视频，又怕打扰你，就写信。”盒子里躺着23封未寄出的信，每封开头都是“给小月亮的话”，落款画着笑脸太阳。最底下那封墨迹新鲜：“闺女，围巾夹层有惊喜。”

我颤抖着扯开线头，一张泛黄的工资条飘落——2003年9月，他月薪680元，却给我汇款1500元买电脑。“爸爸撒谎了，没中彩票。”信纸背面贴着剪报：《肺纤维化患者平均生存期5-8年》。

暴雪夜，我抱着铁盒冲进太平间。他右手还攥着半截粉笔，掌纹里嵌着那年帮我修行李箱时沾上的蓝墨水。原来有些爱从不说谎，只是沉默成岁月里的铁锈与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