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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知青张家顺的名字很好听，可他的人生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山西下乡插队期间，他遭遇了不少波折，但也经历了一件令他感动一辈子的事情。

这段知青往事是北京文友王枫林老师给我讲述的，我编写成文字分享给大家。

王枫林老师说，他和张家顺是初中同学，也是一起到山西下乡插队落户的，只是他比张家顺早回城两年。王枫林老师还说，张家顺是个好人，他们一起下乡插队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夸赞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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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王枫林老师回忆，他们是1968年12月中旬乘坐火车离开的北京，最终来到了山西省绛县陈庄公社，他们十二名北京知青被分派在了东荆大队第七生产小队，大家临时住在了队部院子里的两间厢房里。

山西的冬季比北京气温低，屋里没有取暖设施，好在王枫林他们睡的是地铺，地上铺了厚厚的谷草和麦秸，晚上睡觉并不觉得冷。

东荆七队的队长姓陈，叫陈兴国，三十多岁，是一名复员军人。他看十二名北京知青中数王枫林的个子高，就让王枫林担任知青小组的组长。王枫林却谦虚地说：“队长，在学校时，张家顺是我们班的班长，也数他学习好，就让他担任组长吧，我天生就不是当干部的材料。”陈队长打量了一下张家顺，笑着说：“那行，就让张家顺担任小组长，他的名字顺溜。”

张家顺没有推辞，他笑了笑说：“我当小组长倒行，就是怕我不称职。”

知青们来到东荆大队的第三天中午，有一个半大小子突然来到了队部大院，那个半大小子有十二三岁的样子，他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看一名女知青去了茅房，他竟然跟着去了茅房。那名女生回头一看，看一个半大小子紧跟在她身后，吓得她大叫一声，转身就往回跑。

王枫林听到那名女生的尖叫声，急忙从屋里跑出来，一看那个半大小子就站在女生居住的房门口。他过去就是一脚，把那个半大小子踹倒在了地上，接着又是一脚，踢的那小子嗷嗷叫唤，他爬起来撒腿就跑。

过了没多长时间，一名婆姨就领着那个半大小子找来了，她站在队部院子里大喊：“谁打我娃了，你们北京知青咋能打人哩……”

很快，队部院子里就引来不少看热闹的人，陈队长也赶来了。陈队长问是谁打人了？王枫林刚要开口，张家顺抢先说道：“队长，是我。”“你咋能打一个娃娃哩？”陈队长质问张家顺。

张家顺看了看那个半大小子，说：“队长，他往女生厕所跑，吓唬女生，我才打他的。”“哈呀！他是个半憨，咋能跟他一般见识哩。”陈队长批评了张家顺，然后让乡亲们都回家去了。那个半大小子挣脱那个婆姨的手，来到张家顺跟前，踢了张家顺好几脚，才跟着他妈回家去了。

后来知青们才知道，那个半大小子叫狗娃，当年十三岁，脑子有点问题，见了谁都喊大（爸），他还经常骂人，乡亲们都知道他是个半憨，没人跟他一般见识。自从那次被王枫林踢了两脚，狗娃再也没到队部院子里来过，可他经常站在队部大门外骂人，还站在大门口撒尿。张家顺气不过，又打了他一次。

就是因为打狗娃，张家顺得罪了公社知青办的李东升主任，原来李主任是狗娃的舅舅。

1970年冬季征兵，张家顺通过了征兵体检，他却没能应征入伍，李主任说他思想觉悟不高，需要好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李东升一句话，张家顺错失了当兵的机会，一队一名叫马思明的男知青穿上了绿军装，成了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之后的日子里，知青们谁也不敢再招惹狗娃，张家顺回北京探亲的时候，还给狗娃买了糖果，专程给狗娃妈妈赔礼道歉。狗娃妈妈不好意思地说，都是她家娃娃不好，不怪旁人打他。

1973年，绛县发生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旱情，那年秋粮减产一半还多，到了第二年初夏，张家顺他们知青点的口粮就断顿了，张家顺就去找陈队长借粮。队里也没有多少余粮，陈队长就让小队保管借给了张家顺三十斤高粱和二十斤谷子，嘱咐他们省着点吃，再挖点野菜贴补一下，等秋粮下来就好了。那次借粮，保管员让张家顺写了借条，库存的粮食都有数，保管员和会计都记着账哩。

快秋收的时候，陈队长又把他家仅有的半袋子高粱面分给了知青们一大半，才算帮知青们度过了饥荒。

那年秋后，厂矿企业开始在插队知青中招工，有几名知青陆续被招工进城，因为知青办李主任对张家顺有偏见，张家顺一直未能招工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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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秋天，东荆大队得到了一个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大队书记想让张家顺去太原读书，陈队长也同意让张家顺去太原读书。张家顺担心知青办李主任不会同意，他就把这个来之不易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给了王枫林。王枫林顺利通过了体检和政审，他成了全大队唯一一个你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

从公社回来，王枫林告诉张家顺说，公社知青办的李主任调走了，县里又派来了一名年轻干部，那名年轻干部也姓李，但他特别和善，一点干部架子都没有。离开京东大队的前一天，王枫林对张家顺说：“家顺，你手头有没有十块钱？我怕到学校有花项。”“我手头也不宽裕了，这样吧，我去队里给你预支十五块钱，省得你到了学校作难。”张家顺说完，就去找陈队长。

陈队长啥也没说，领着张家顺就去找小队会计。张家顺按照小队会计的要求，写好了借条，还在账本上写下了名字，在会计那里支走了十五块钱。

王枫林去学校读书，知青点的三名知青（其他人都招工进城了）每人给了王枫林两块钱，陈会计不光给了王枫林两块钱，还送给他十几个煮鸡蛋。当年初冬，又有两名知青招工去了运城化肥厂，东荆七队知青点就剩下张家顺和孟昭平两名北京知青了。

那年冬季，孟昭平感冒发烧感染了肺炎，张家顺陪着孟昭平在公社卫生院住院一个星期才回到知青点，他俩也没能回北京过春节。

到了夏天，孟昭平又感觉身体不适，去县医院做了检查，好像是血压偏低，还患有心肌炎，医生为他开了诊断书，孟昭平随即就办理了病退手续回了北京。为了给孟昭平凑够回北京的盘缠，张家顺又到队里预支了十五块钱。

一晃就到了秋后，就在张家顺准备去运城焦煤厂当工人的时候，他突然得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张家顺在学校读书时就是尖子生，插队落户期间还自学了高中课程，他就放弃了去运城当工人的机会，决定全力以赴复习功课，备战高考。

自从得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张家顺就不出工劳动了，他天天都学习到深夜，遇到不会的数学题，他就跑到公社中学向高中部的老师请教，为了能考上他心中理想的大学，张家顺真是拼了老命。

第一年的高考，张家顺却名落孙山了，他差一分没能被北京工业学院录取。得知落榜的消息后，张家顺蒙头大睡了一整天，紧接着就开始复习功课，他暗暗发誓，考不上北京工业学院绝不罢休。

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个月的刻苦努力，1978年初秋，张家顺接到了北京工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张家顺喜极而泣，他用被子蒙住头，呜呜大哭。

得知张家顺考上了大学，陈队长也特别高兴，还拉着张家顺去他家吃了一顿好吃的。

离开东荆大队时，张家顺要办理相关的入学手续，还要开具证明信。因为从1977年秋后张家顺就没参加生产劳动，1978年的夏粮分配他就欠了队里的工分，再加上之前的两次预支款，还有1974年借的口粮，这些都加起来要不少钱哩。当时张家顺手里也没钱，回北京的盘缠还是他父母从北京寄来的。

去队里开证明的时候，陈队长啥也没说，就让会计给张家顺开了证明信，他又领着张家顺到大队部盖上了大队革委会的公章。张家顺提到自己的预支款还有亏欠队里的工分和口粮时，陈队长笑着说：“家顺，这么多年，你在咱东荆没少吃苦，也没少给队里出力，乡亲们都念你的好。你欠队里的欠款和口粮就一笔勾销了，我跟大家伙说好了，大家都说愿意替你分担。你就放心去读书吧，以后混好了，再回来看看大家就是。”

听了陈队长的话，张家顺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当时乡亲们的生活都不富裕，队里也没有余钱，自己欠下的这么多饥荒，乡亲们却主动替他分担，他能不感动吗。

去北京读书的时候，陈队长一直把他送到公社汽车站，分别的时候，陈队长硬是把五块钱塞给了张家顺。看着陈队长远去的背影，张家顺再一次泪流满面。

王枫林毕业后分配到太原商业部门工作，参加工作后第一个月领了工资，他给陈队长寄去了二十块钱，委托陈队长替他偿那十五块钱的预支款。后来得知张家顺也亏欠队里，他开了工资又替张家顺还了二十块钱的亏欠。

到了1996年，王枫林夫妻俩调回了北京。回北京工作时，王枫林专程去了一趟东荆大队，看望了陈队长和乡亲们。

目前，张家顺和王枫林还和老队长保持着联系，八十六岁的老队长身子骨还很硬朗。自从退休后，除了那三年疫情，他俩几乎年年都回第二故乡看望乡亲们，看望老队长。每次见到老队长，老队长就一手拉着张家顺，一手拉着王枫林，高兴得半天都不松开。

王枫林当年县里参加积极分子代表会合影

有关张家顺和王枫林老师的知青往事就跟大家讲完了，张家顺说，当年离开第二故乡时队里和乡亲们替他分担了那么多，这件事令他特别感动，乡亲们的这份深情厚意，他永远都会记在心里，永远都不会忘记。（感谢王枫林老师提供素材）

作者：草根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