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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自齐永明二年(484)步入政坛，至梁太清三年(549)忧愤而死，从政66年，在位48年，活了86岁。

在中国历史上，比梁武帝寿高者一人：清乾隆皇帝(89岁)；比梁武帝位久者四人：西汉武帝(55年)，明万历帝(49年)，清康熙帝(62年)、乾隆帝(61年)。比梁武帝既寿高又位久者，仅乾隆一人。

在东晋南朝史上，他以方镇之力建梁，是唯一成功的例子；在位期间，他不杀功臣，大兴文治，维持了近50年的稳定局面，觊觎皇权的反叛作乱近乎消歇，可谓奇迹；他组织多次北伐，收复了淮南失地，夺回了汉中、沔北，挺进淮北，梦想统一全国，应该称道。

他重文治，好学术，爱人才，兴文事，使得江南文化发展到最辉煌的阶段，并对当时及日后北方文化的进步产生了深刻影响，应该肯定；他克己自律，俭约苦行，坚持数十年之久，历代帝王无人能比；他博学多通，著述丰赡，在古代帝王中独占鳌头。

以上这些方面是值得肯定，而且是应该加以重视的。

然而，梁武帝上台后宽纵皇亲，优借士族，以至佞佛误政，容奸害国，无异自坏社稷；他晚年忙于讲说，怠于朝政，有谏不纳，护短有辞，可与昏君为伍；他自普通以后不重武事，不修武备，使江南军事实力急遽下滑，衰落不堪，不但未能乘北方内乱之机以求进取，反而在侯景之乱中一筹莫展，坐视灭亡，令后人嗤笑之，鞭挞之；他佞佛不怠，佛化治国，前无古人；他亲手造就并亲眼目睹了“自己而得、自己而丧”的帝国命运，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不管梁武帝内心中还夹杂着什么自私的考虑，也不计他自律得是否完全彻底，可以肯定的是：梁武帝当政近五十年之久，个人生活享受方面力求俭仆节俭，而且坚持不懈。

这在历代帝王中是绝无仅有的特例，再无第二人堪与之相比。

不论梁武帝统治时期出现的弊端多么怵目惊心，也不论他晚年如同昏君的表现如何令人切齿咬牙，应该承认的是：江南社会长期持续稳定，经济较为繁荣，文化全面高涨，皇权空前巩固。

这在东晋南朝史上，是一段维持政局稳定最长的时期。其中，梁武帝个人的崇高威信产生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不必过于计较梁武帝苦行僧般的个人行为是真像他自称的那样有“救物”之愿，还是如后人分析的那样有欺世之意或摄生之虑，应该肯定的是：作为帝王，节俭自律尤为难得；作为统治术，正心正身说来容易做到难。

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也是罕见的事例，恐怕也难再找到第二人。梁武帝有决心、有毅力竭意俭约自处，不应该找借口刁难，而应该给予肯定。

梁武帝创造过奇迹，也酿成了悲剧，辉煌与耻辱并存。

他曾经叱咤风云，在成功的道路上仿佛神助；成功后逐渐颓然不振，在走向灾难深渊的进程中似乎鬼遣。

他是个颇具典型性的帝王。他的一生成败，可借晚唐诗人罗隐《筹笔驿》诗中“时来天地皆共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两句作概括。

不过，他的“不自由”，跟当年的诸葛亮不同：诸葛亮全力争取了，北伐无成，虽败犹荣；梁武帝眼看社稷毁于一旦，竟无动于衷，咎由自取，成为千古罪人。

对梁武帝其人作出全面中肯的评价，不但要总结他的成败得失，还应顾及他在政治上有前后期之分的实际。

前期大体是自齐建武四年至天监十八年(497~519)这23年，其间智计横出，决策果断，武功赫赫，文治洋洋，可谓风云一世的英雄、拨乱反正的明君。

后期基本上自普通改元以迄太清之末(520~549)这三十年，其间佞佛日盛，军政益弛，逐渐蜕变为慕名好事的庸主、好人佞己的昏君。

他当政后最有作为的时期在前10年(502~511)，全面危机发生在大同改元(535)以后，转折过渡期在天监十一年至普通七年(512~526)之间。

梁武帝在创业、守业方面的建树与成就，不能低估；在治国、理政过程中，始而振作，继而懈怠，终而浑噩，可以说是在帝制下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应予重视。

《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就梁武帝而言，他创业有成，在位日久，有过雄才大略，赢得了境内表面繁盛安宁的“太平”之治；但是他无法长期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不愿意承认潜在的社会危机，好大喜功，盲目乐观，拙于自谋，终于不自觉地走到了反面。

魏征讲，开国之君“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唐太宗说，作为帝王，“以日继夜，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作为政治，“岂得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

贪图享乐的诱惑，偏信奸佞的谀辞，是有作为的帝王们的陷阱，可以“有初”，不能“有终”。梁武帝成功地抗御了前者，却无法克服后者，尽管难能，并不可贵。

同时还应充分肯定梁武帝勤奋著述之绩，尤其是倡导学术文化之功。

《梁书》本纪称誉武帝“六艺备闲”，“莫不奇妙”。

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围棋和书法。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梁武帝两种相关著作：《围棋品》一卷；《棋法》一卷。

《旧唐书·经籍志》又有《棋评》一卷的著录，可能是这两种中一种。梁武帝终生嗜好弈棋，兴致颇浓。

据《梁书·陈庆之传》、《陈书·陆琼传》和《南史·柳恽传》的记载，梁武帝自天监初至大同末数十年间，陈庆之、到溉、陆云公、朱异等人常陪他下棋，“每从夜达旦不辍”，并诏命柳恽、陆云公等人校定《棋品》，以“第其优劣”。

梁武帝像东晋南朝以来重视书法的士人一样，在这方面也有突出的表现。

隋、唐史志不载其著述，而《宋史·艺文志》录有《书评》一卷之目。

《梁书·萧子云传》讲，梁普通年间萧子云见有“《敕旨论书》一卷”；唐人窦蒙《述志赋》注文中可见“梁武帝撰《书评》”的记录，提到“行书及制草杂批四十余纸”的真迹。

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梁武帝的书法作品有三件：

《众军帖》41字；《脚气帖》43字；《爱业帖》。

前一帖以楷行书，后二帖以草书，尚可称道。现存梁武帝论书法的文章重要的有：《草书状》，《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答陶弘景书（四首)》等。

他的重要观点是：

第一，推崇已无真迹存留的曹魏时钟繇书法为最佳，排斥世人普遍叫好的“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迹；

第二，学习书法，贵在贯穿众家、兼及古今，运笔结体要有生气。

从今可见文字记录知，梁武帝与陶弘景之间书信往来中，涉及最多的是有关书法鉴赏方面的内容。

梁武帝对当代书家的评论，尤重萧子云、萧特父子，褒美之辞于《梁书》本传可见。

最后，梁武帝之著作，《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有两种新目：《孝子传》三十卷，《杂孝子传》二十卷；“子部”也有两种新目：《坐右方》十卷，《如意方》十卷。前两种新目不明所以，后两种新目则可能是简文帝萧纲所撰。

梁代国家图书的收藏整理情形，在《隋书·经籍志一》和阮孝绪《七录序》二处有全面而概括的反映。

齐代官方《四部书目》录存有18010卷图书，齐末遭兵火之灾，“经籍遗散”，损失十分严重。

梁初，武帝下诏由专人司掌搜集并校定缮写在录图书之职事，任昉、殷钧受命于秘书省，刘峻（孝标）、祖澄受命于文德殿，沙门宝唱受命于华林园，分别料检编目。

天监四年(505)，刘孝标撰成《文德殿四部目录》四卷，祖澄将“术数之文更为一部”，出现了“五部目录”，总计23106卷图书；天监六年(507)，殷钧撰成另一种《四部书目》四卷，书目少于文德殿之数，不予统计；沙门宝唱“于华林园中总集释氏经典”，撰成《经目录》计5400卷经书。

其后，刘杳又在前人的基础上，整理成《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普通四年(523)，阮孝绪在刘杳的协助下，将所有图书不分新旧，不论内外，一律著录，因成《七录》十二卷。从《七录序》可知当时朝廷各类图书在目的情形是：经典录4710卷；记传录14888卷；子兵录1894卷；文集录10755卷；术伎录3736卷；佛法录5400卷；仙道录1138卷；附录181卷。

以上内篇五部（经、史、子、集、术）目录37983卷，外篇二部（佛、道）目录6538卷，另附181卷，总计44702卷。

除了朝廷搜集编目的四万余卷图籍外，东宫所集图书也颇可观。昭明太子萧统好文籍，他生前所集图书“几三万卷”。

萧统死后，萧纲继为太子，东宫藏书当在原先基础上又有增加无疑。梁末侯景乱中，萧纲派人焚烧东宫，“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

《隋书·经籍志一》讲，梁代“家有文史”。从史传记载也可发现，私人藏书相当普遍，例如沈约、任昉、王僧孺、张缅、张鳞、孔休源、萧纶、萧励等，本传提到他们各自藏书有数千乃至二三万卷之多；萧绎《金楼子·聚书篇》列举的刘孺、江革等数十位文人，也各有可观的私藏图书。

梁末侯景之乱后，公私典籍一度转移至江陵保存。萧绎派兵打败候景后，迅即“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连同他本人四十多年来所收集到的“八万卷”书籍，合计达十五万卷之多。

除了东宫图书被焚不存外，这一数字也是史无前例的记录。

令人叹息的是，好景不长，承圣三年(554)江陵小朝廷被北周大军围攻期间，萧绎“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成为中国文化史上图书遭劫的第五次厄运，焚余“所收十才二”梁末图书尽管遭受到巨大的损失，令后人扼腕嘘唏。

但是应该指出，书不尽亡。公私流失散佚者仍可重新募得，隋代亟力抢救，“搜访异本”，“民间异书，往往间出”，因有“三万余卷”之数，至唐初积至近乎九万卷。

《隋书·经籍志》不但记载了这一抢救活动，而且载录了存书存目的情况。可以说，隋代大张旗鼓地搜募图书，功莫大焉，梁代文化至隋唐得以继往开来，使中国文化事业再度蓬勃兴盛，从中受益者良多。

梁代学术文化繁荣的情形，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江南文化自此毋庸置疑地处于领先地位，这其中有梁武帝的很大功劳。

他个人一生有千余卷著述，内容遍涉经、史、子、集各个领域，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曾冠绝当时，并影响后世，不能漠视。

特别是他对佛教的提倡不遗余力，造成一代社会风尚，形成一股文化主流，出现了畸型的政教合一的历史现象；他钦定的以佛教为尊的三教同源说、宣扬的以苦修今世的真神佛性论，对中国佛教理论和实践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梁武帝的“舍道事佛”，可谓尝试以箝制思想自由的前后两次实验。

前者倡忠孝，重在行为方式；后者灭人性，重在纯洁灵魂。

无论是传统的本土思想，还是传入的外来思想，都曾被引入政治领域，推向极端，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

可见，一种思想意识强为“独尊”，抬至吓人的高度，只能“教化”一阵，“太平”一时，不可能维持长治久安。

政治是要综合治理的，乞灵于思想灌输和箝制，必然导致腐败，引发灾难。

梁代社会由盛而衰，由“太平”盛世瞬间丧乱崩溃，不但富有戏剧性，而且带有转折性。这段历史在整个东晋南北朝时期是颇为关键的一个阶段。

梁武帝的嗜好不多，围棋、书法、读书三件而已，显出其文人本色。

其中读书写作对他更为重要，这是他一生自始至终的情趣所在。一个权力，一个书籍，是梁武帝生活中缺一不可的两大爱好。

史书称他“万机多务，犹手不释卷”。他一生中所成各类著作总计达千卷以上，其中或有夸张不实之处，但好学博通、勤于著述的事实却不能否认。

应该承认，梁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难得的儒雅君主，由于他的大力提倡，江南文化迅速发展到繁荣的时期。

梁代士大夫“家有文史”，整个社会形成了重教贵学的良好风尚，士人的学识素养既高于东晋、宋齐之世，也遥遥领先于当时北中国人文荟萃之区（如洛阳、长安、邺城）。

其时北方人士普遍仰慕江南“衣冠礼乐”，“望之以为正朔所在”（高欢语）；而南方士流瞧不起北人，蔑称“北间全无人物”（萧衍引时人语）。南北文化上实际存在着明显悬殊，这是造成北人自卑、南人自高心理的根本原因。

在梁武帝的大力倡扬下，梁代学术文化事业蓬勃发展，成就辉煌。例如，梁亡前仅国家藏书就达七万余卷之多，后来隋代从民间将丧乱后的梁代图书募购抢救，有人对《隋书·经籍志》有存有录的梁代书目作过统计，总计：1064部12759卷。

特别是梁代人士的著述，在《隋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江南书香世家的后裔，在后来的隋唐学术文化领域仍居领先地位。魏征感叹道，梁代文化“济济焉，洋洋焉，魏晋已来，未有若斯之盛”！

梁代文化学术的长足进步，对当时的北方政权、周边邻国，对后来的陈以及统一后的隋唐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北中国受惠良多。

南朝文化至梁最盛，而当时北中国的文化显得寂寥。

北方人士仰慕江南文化，由来已久。梁天监中，北方儒学之士崔灵恩、孙详、蒋显、卢广等奔往建康。

普通年间北伐中，江南有学之士江革、祖暅被北魏俘获，不愿留在北方，终于返回南方。

这说明江南的文化氛围，对文人学士具有吸引力。

梁大同三年(537)南北通好以后，彼此往来日渐频繁，梁使每次入邺，邺下为之倾动；北方大文人以南方文人为学习摹仿的榜样，如邢邵揭露魏收偷窃任防，魏收反讥邢邵“常于《沈约集》作贼”，其实双方都承认南方的文学水平大大高于北方。

侯景之乱前后，江南人士逃奔或被掳至北方，如萧悫、颜之推等抵邺，庾信、王褒等到了长安，这批南方才秀对北方文化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北齐编纂的《修文殿御览》、北周组织的麟趾殿校书，主要参与者多为入北的南方人士。

其次是周边邻国以至海外（如日本、东南亚地区）使者频繁地抵达建康，将梁朝奉为礼义之邦，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所谓“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当时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扶桑，东面近海的倭国(今日本)，东南的林邑、扶南、干陁利、婆利、狼牙修等国家，都遣使至梁，其中带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抄写文化典籍。

侯景之乱中，百济使者正值来至建康，眼见破坏情形，伤心哭阙而返。

第三是隋唐制度渊源有自。

南朝陈代制度沿袭梁代，陈亡之后，南方学者被迫悉数入北至长安；隋炀帝特别倾慕江南文化，庾信对周隋以至唐初文坛的影响尤其引人注目。

江陵焚书虽对梁代典籍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但隋唐二代及时地抢救，从民间大力募书，使得梁代有目的书籍绝大部分可以看到（梁代图书真正遭受厄运是在安史之乱中)，唐代繁荣的文化、高度的文明，直接受益于江南特别是梁代文化遗产。

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专门讨论这个问题，论定隋唐制度有两大渊源，“兼采梁陈之制”其一也。

最后是佛教的地位问题。

梁武帝是继释慧远之后真正使佛教中国化的实现者，他以王权钦定的“三教同源”之说，对佛教地位及其与儒、道二教的关系作出了明确的解释。

围绕着这一问题，引发了后世持续不断的讨论。

隋代王通提出了“三教归一”的方案，想融合“三教”而成一教；唐代开始是“三教”鼎立，后来出现了“三教合一”。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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